读者 2009年第02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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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若狂，他准备去车站接玛丽。可他刚出门，忽然得到消息，国家爆发了内战，分成了东部和西部两个政权，现在双方的所有交通和联络都被中断，他的玛丽将被永远地阻隔在家门外面。
听到这个消息，亚当斯开始并不相信，他仍然赶到了火车站，但火车站已经关闭，所有的火车都已停开；他又去电信局发电报，也遭到拒绝，因为没有通讯联络；他还是不死心，又步行赶往玛丽居住的城市，可沿途都有军队把守，直到他看到前面拉起的铁丝网和正在修建的隔离墙，还有双方军队荷枪实弹的对峙，才不得不相信了这个事实。
亚当斯感觉自己的心不断地沉入一个无底的深渊里，最后终于崩溃了。
三个月后，亚当斯才恢复过来，但他对玛丽的思念没有一秒钟停止过。他想，难道就这样了？难道就这么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行，无论如何，他还要见到他亲爱的玛丽！
可是，怎么才能穿过隔离墙见到爱人呢？
亚当斯开始在隔离墙附近转悠想办法，有两次被军警抓捕，可他仍然不改初衷。他想过很多办法，硬闯过去？肯定不行，如果被击毙，那么他的愿望将永远也实现不了了；飞过去？他曾想过制作一个大风筝，可最后不得不无奈地放弃了，他不会做，而且那样目标也太大；最后，他想到一个办法，挖条地道，从隔离墙下穿过去！
这应该是唯一的办法了。
主意一定，于是，接下来，亚当斯开始寻找最佳的地点。后来他终于找到一处离隔离墙最近的房子，他租下了那套房子，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亚当斯白天工作，晚上就挖地道。没有任何先进的工具，仅有一把铁锹，但这难不住他，因为他有着满腔爱情的力量。为了不引人怀疑，他把挖出来的土分散倒在城郊的田野上，这要花掉很多的时间。
但他的行踪还是被人发现了，有一天夜里，一个军官突然搜查了他的居处，并发现了地道。亚当斯知道自己完了，他坦陈了挖地道的用意，然后准备接受刑罚。没想到那个军官并没有责罚他，后来，还找出几个士兵帮他一起挖。那位军官说：“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地道见到我的爱人。”
终于，亚当斯和支持者一起，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挖出了一条长达3公里的地道。不但他和他心爱的玛丽团圆了，他还开放地道，为其他恋人提供机会，人们给地道取了个名字，叫“爱情地道”。东西双方的对峙持续了30年，虽然还时有摩擦和纷争，但所幸爱情地道一直安然无恙。
后来，国家统一的日子来临了，在隔离墙被推倒的那天，亚当斯和很多支持者都泪流满面，他们最后一次从爱情地道中走了一次，然后祈祷：“希望这条地道成为历史，永远不再出现！”
但是，没有人会忘记这条地道——在国家统一一周年时，有位记者撰写了一篇报道，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用整整6版的篇幅报道了爱情地道的消息：在东西分裂的30年间，有十余万恋人或夫妇通过爱情地道得以重逢，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人们都把爱情地道当作一个神话，一个梦想在谈论；在民间，没有人借助爱情地道走私、偷渡，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爱情地道是专供给相爱的两个人的，以其它行为使用爱情地道为耻辱……
这都是亚当斯知道，报道中还有他不知道的内容：其实爱情地道在修成后不久就被双方的军方和政府发现了，但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双方的作战军事地图上，居然不约而同地把爱情地道沿线列入受保护地段，在东西双方对峙的30年间，没有一颗炸弹落在地道上面甚至附近；双方的间谍机构也曾经想利用爱情地道，但后来都放弃了……亚当斯这才知道，爱情地道其实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那位记者在报道的最后还写道：“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众，从军人到百姓，在内心的深处我们都是珍惜爱情地道的。爱情地道不但见证了爱情的纯洁，也展示了民族的精神。爱情地道是我们融通的一道血脉，爱情使我们的国家始终是一个整体。”
我已长大了
李家同
我的爸爸是任何人都会引以为荣的人。
他是位名律师，精通国际法，客户全是大公司，因此收入相当高。可是他却常常替弱势群体服务，替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不仅如此，他每周都有一天会去励德补习班替那些青少年受刑人补习功课，每次高中放榜的时候，他都会很紧张地注意有些受刑人榜上是否有名。
我是独子，当然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爸爸没有惯坏我，可是他给我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家很宽敞，也布置得极为优雅。爸爸的书房是清一色的深色家具、深色的书架、深色的橡木墙壁、大型的深色书桌、书桌上造型古雅的台灯……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书桌上处理—些公事，我小时常乘机进去玩。爸爸有时也会解释给我听他处理某些案件的逻辑。他的思路永远如此合乎逻辑，以至我从小就学会了他的那一套思维方式，也难怪每次我发言时常常会思路很清晰，老师们当然一直都喜欢我。
爸爸的书房里放满了书，一半是法律的，另一半是文学的，爸爸鼓励我看那些经典名著。因为他常出国，我很小就去外国看过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我隐隐约约也感到爸爸要使我成为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在爸爸的这种精心安排之下，再笨的孩子也会有教养的。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操场上摔得头破血流。老师打电话告诉了我爸爸。爸爸来了，他的黑色大轿车直接开进了操场。爸爸和他的司机走下来抱我，我这才注意到司机也穿了黑色的西装。我得意得不得了，有这么一位爸爸，真是幸福的事。
我现在是大学生了，当然一个月才会和爸妈度一个周末。前几天放春假，爸爸叫我去垦丁，在那里我家有一幢别墅。
爸爸邀我去海边散步。太阳快下山了，爸爸在一个悬崖旁边坐下休息。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枪决的刘焕荣，爸爸说他非常反对死刑，死刑犯虽然从前做过坏事，可是他后来已是手无寸铁之人，而且有些死刑犯完全改过迁善，被枪决时，甚至是个好人。
我提起社会公义的问题，爸爸没有和我辩论，只说社会该讲公义，但更该讲宽恕。他说：“我们都有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可能。”
我想起爸爸也曾做过法官，就顺口问他有没有判过任何人死刑。
爸爸说：“我判过一次死刑，犯人是一位年轻的原住民，没有什么常识，他在台北打工的时候，身份证被老板娘扣住了，其实这是不合法的，任何人不得扣留其他人的身份证。他简直变成了老板娘的奴工，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娘。我是主审法官，将他判了死刑。
“事后，这位犯人在监狱里信了教，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已开始改造成好人，因此我四处去替他求情，希望他能得到特赦，免于死刑，可是没有成功。
“他被判刑以后，太太替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在监狱探访他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初生婴儿的照片，想到他将成为孤儿，这使我伤感不已，由于他已经成为另一个好人，我对我判的死刑痛悔不已。
“他临刑之前，我收到—封信。”
爸爸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已经变黄的信纸，一言不发地递给了我。
信是这样写的：
法官大人：
谢谢你替我做的种种努力，看来我快走了，可是我会永远感谢你的。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你照顾我的儿子，使他脱离无知和贫穷的环境，让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求求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再也不能让他像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生。
XXX敬上
我对这个孩子大为好奇：“爸爸你是怎么样照顾他的？”
爸爸说：“我收养了他。”
一瞬间，世界全变了。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杀我爸爸的凶手。子报父仇，杀人者死，我跳了起来。只要我轻轻一推，爸爸就会粉身碎骨地跌到悬崖下面去。
可是我的亲生父亲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坐在这里的，是个好人，他对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我的亲生父亲悔改以后，仍被处决，是社会的错，我没有权利再犯这种错误。
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在场，他会希望我怎么办？
我蹲了下来，轻轻地对爸爸说：“爸爸，天快黑了我们回去吧！妈妈在等我们。”
爸爸站了起来，我看到他眼旁的泪水，“儿子，谢谢你，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原谅了我。”
我发现我的眼睛也因泪水而有点模糊，可是我的话却非常清晰：“爸爸，我是你的儿子，谢谢你将我养大成人。”
海边这时正好刮起了垦丁常有的落山风，爸爸忽然显得有些虚弱，我扶着他，在落日的余晖下，顶着大风朝远处的灯光走回去，荒野里只有我们父子二人。
我以我死去的生父为耻，但也以他为荣，他心胸宽大到可以宽恕判他死刑的人。
我以我的爸爸为荣，他对判人死刑，一直感到良心不安，他已尽了他的责任，将我养大成人，甚至对我可能结束他的生命，都有了准备。
而我呢？我自己觉得我又高大、又强壮，我已长大了。只有成熟的人，才会宽恕别人，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小孩子是不会懂这些的。
我的亲生父亲，你可以安息了。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今天所做的事，一定是你所喜欢的。
科学的灵魂与包袱
讴 歌
10月初的诺贝尔奖，倒是让不少中国人想起了钱学森——他的堂侄钱永健因为发明了测定活细胞内分子的新方法而得了化学奖，更诗意的描述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点亮了活细胞的内部结构。
一起跟钱永健平分奖金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日本裔教授下村修，另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丁·沙尔菲。
6年前，精通科学史的饶毅列出《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到现在为止名单上21项已有9项获奖，其中就有今年这3位。在他列出的第八项中，与钱永健并列的还有一位名叫Douglas Prasher的人、他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GFP，在2002年时，他在美国农业部麻州Otis植物保护中心工作。
而现在，Douglas Prasher正一身蓝领打扮，为阿拉巴马州的一家丰田汽车经销商开一辆接客的小中巴。不少人一定记得同样来自阿拉巴马的阿甘。电影中喜欢跑步的阿甘，穿过·条条美国中部宽阔无人的公路。对阿甘，人生就是一次没有特别原因的跑步，但对Douglas Prasher，没那么简单。
在80年代后期，他还是一位科研激情高涨的生化教授，正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申请一项5年基金，以期找到可以发荧光蛋白的基因6他设想，这种发荧光的蛋白的基因，可以用来作为光线，点亮细胞内的结构。可惜5年基金的申请被拒。同时向美国癌症协会的申请获批准，但只有两年时间。两年结束，他分离出了基因，但因为经费问题不能再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他一边慷慨地与钱永健以及另一位哥伦比亚的教授，分享了这个基因，一边开始寻找新工作。只是很快他对新工作环境的管理方式心怀失望，又开始寻找下一份新工作。好不容易喜欢上NASA的一份科研项目，又因为预算问题，NASA取消了项目，他再次陷入情绪低谷。在失业一年后，迫于生计，他开始为一家丰田的汽车经销商开车。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干了一年有余。
诺贝尔奖的一个奖项，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个得奖者。现在，当司机的Dottglas Prasher心态不错，虽然在2002年被预言有可能会得奖：“有比我更适合领这个奖的”，“他们一辈子都在科研，而我没有”。
还有更酷的。2006年8月，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因为破解了世界级难题而被授予菲尔兹奖，而他竟然拒领这项诺贝尔级别的数学奖。此人说，自己工作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奖，一位同行评论：“可能他已看透一切，认为数学很悲哀。对钱也不感兴趣。大奖对他来说只是检验他理论的工具。”
读过一本畅销小说叫《诺贝尔的囚徒》，刻画了西方科学界的某些潜规则。写这篇小说的，是一位被冠以“人工避孕药之父”美称的科学家，获选多家学院院士，还曾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力的30大人物”。退休后，他试图用文学的形式，来帮助普通老百姓去了解一下科学界的“部落文化”。
小说中的康托教授，终于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时，他读了艾略特的诗：
“为了要到达现在你所在的地方，
离开你现在不在的地方，
你必须经历一条，
其中并无引人入胜之处的道路。”
英国《自然》杂志曾采访过韩国的黄禹锡，说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上4点半起床，总是最早出现在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在他的实验室，根本没有星期六和星期日，实验工作小组中的许多年轻男女，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只好内部解决配为夫妻。
但仅勤奋还不够。一个领导几十号人的研究组的教授，还必须懂经营，他得募集研究经费，还必须担当在重大科学会议上的发言人……就像康托教授对他的学生说的，“现在研究需要花很多钱。没有钱，你就无法进行认真的研究；想一想购买你所用的那些设备的费用吧。当你送上经费申请时，你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会坐在那里审核你的申请。”
“发表、优先权、作者的名字排列、杂志的选择、大学里的终身职位、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诺贝尔奖、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包袱。”《诺贝尔的囚徒》的这句话，勾勒出了现代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在今天，自选择科学那一日起，每个曾经从小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