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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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准备点总理 和邓小平最喜欢的法国 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夫妇俩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 那时，除 了见外宾，乔冠华等人都见不到总理了。过了些时候，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恰巧陪见是乔冠华，章含之是翻译。见完外宾后，周 总 理招呼 两人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乔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周总理颇为动情地对 他们说：“你们 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 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 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这时， 章含之看到乔冠华眼中闪动的泪光 ，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 ！”这一次，当他们离开医院时，周总理和乔冠华 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 中，可以看到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乔冠华沉默了一路 ，章含之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元月8日上午，李先念突然取消了一次由外交部亚洲 司负责的客人会 见。章含之打电话问乔冠华出什么事了。乔冠华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 况不好。”中午，他被中 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乔冠华回到家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 诉夫人， 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 当时的卫生部长刘 湘屏（谢富治夫人）。她告诉他，从7日开始，周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 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 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当天下午安排要见乔冠华， 但中午总理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 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 想到 8日清晨，病情急剧恶化，他未能如愿见到乔 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 志。
乔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章含之劝慰他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难过。 不过他最后挂念的 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
在此之前，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 当面向总理表 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 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 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 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 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乔冠华觉得 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十 分内疚自责。
周总理则安慰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周总理逝世之后，乔冠华惟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淫威，国务院发 了一道道 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 顾，从白天到黑夜 ，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乔冠华在那些日子里，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周总理去世 后的一个 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乔冠华夫妇，说起天安门广场 的情景，都很激动 。乔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夫人章含之和赵稼都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 现要惹麻 烦。
“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乔冠华回答很干脆。于是司机老杨开车，章含之和赵稼陪同乔冠华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 日夜长，天 安门广场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 人声鼎沸，许多人打 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有人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 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 。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他们四人就进了广场。
乔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活动。老杨 怕出事， 坚持把他拉回车旁去了。章含之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早点回家。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乔冠华就心情忧郁。10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 车去天安 门广场。他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 了 花圈。乔冠华夫妇 走上了纪念碑。
光天化日之下，乔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 下走时， 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乔冠华，抢先 几步，倒退着自上 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夫人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人们真应该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乔冠华那 勇敢无畏 的气魄。可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周恩来 总理事情的人竞摇 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 乔冠华头上。80代初，黄镇 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
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乔冠华置于死地时，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乔冠华为周总理的后事投入了全部感情。1月10日那天，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 火化，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围着许多群众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 总理遗体 不要火化。于是哭声、喊声又起，经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 到半夜12点多钟， 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总理的遗体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暂停，邓颖超双手扶着棺盖，眼睛看着 安详地躺 在里边的周总理，她守候在旁嘘唏不止。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 委员会成员把屋子 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 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 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他们不说则已，经他们这么 一说，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 团团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 …乔冠华此时也异常悲恸，他实在太难过了，人们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他扶着总理的灵 柩哭着说 ：“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 这些话哭得更伤心 了。您不能走啊！他们拼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哑了，眼泪哗哗地往 下流，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 肺，大家用手使劲地抱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 惟恐把总理夺走。
按照邓颖超的嘱咐：总 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警卫、护士等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 。乔冠华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 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守 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 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 玻璃孔观看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 钟，一块块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放在一 张 铺着白布的桌子上，工作人员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 戴上医用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 粉末，小心 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里。
随后乔冠华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章含之一整天没有见到乔冠华。当晚，杜修 贤打电话 给她，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 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 住了。……”
当时，章含之确实怕自己的丈夫顶不住了。她后来回忆道，“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 了。我深知冠 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七 五年十一月下旬，外交 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 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 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 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 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 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 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 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 ，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 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 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 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 个月，当形势 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像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 静下 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 月版，203－204页。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3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 灰告别。当 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 员守灵。给外交部的 “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 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
当时，乔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 ，按中央 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还对夫人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 ！”1月中 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乔冠华已劳累 一周，坚持在灵堂替 总理守了3天灵。
3天过后，乔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 开“反击 右 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乔冠华出来主持会议。乔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 病。最后在 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 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 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度。”言下之意自然是乔冠 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
章含之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 样了。” 这时章含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1957年，乔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 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 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 困难时，乔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 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乔冠华对她 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 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 沾边，不来了。”章含之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 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 谁呢？
第八部分第24节 艰难时日（2）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 风”在外 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依靠的力量失去了。身为一部之长，乔冠 华还想竭力保护 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 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 设在面前时，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进去。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乔冠华的阴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
当时“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 指责乔冠华 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乔冠华对这突 然袭击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 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 ，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大气侯势恰恰背道而驰， 但 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 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 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可 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 老干部不受迫害。
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 部毕竟不 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乔冠华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 信号。
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邀访问我国的成都、西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 锋，以及外 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韩念龙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出发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这位新 的政府主 要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 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 。而当他们一行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四川省里有关部 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 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个小时。
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电话通知段君毅立即返回机场。而 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劳 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 川省的领导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