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_2-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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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甚至在东线问题上，戴高乐也不改变自己的判断。无疑，他还没有从因戈尔施塔特要塞看到，东线这个战争舞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对比较薄弱的敌手奥匈帝国采取进攻战略是有可能的；在那里，其他的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都会来接替塞尔维亚；在那里，人们可以向一部分开始动摇的俄国军队伸手表示欢迎。至少，戴高乐承认，东线是一个阵地，以此身份在盟军战略中占有一席之地。戴高乐在追述那些旨在结束达尔达内尔行动——这是一个不幸的行动，但如能成功，那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和萨洛尼克的远征决定时，写道：
“人们可以不赞成这些措施，但人们认为应当承认，政府想要在东线采取行动，并在那里采取了行动。即使行动犯有错误，它也总是产生效果。”
对戴高乐来说，被俘是一种考验，他已在这种考验中提前做了事关他将来前途的事。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中，通过对政府和统帅部的责任的分析，预示着他将来在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所说的德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所写的法国军事史这一章。这些也是《剑刃》一书的主题，尤其是人们所写的从中看到的、收进其个人札记的这篇文章：《关于威望的分析》。但戴高乐现在准备的主要是未来，正如他的个人文稿和他在伍尔伯格发表的最后几次讲演所见证的那样。
“显然，”戴高乐写道，“由于屈从于牺牲的重负，受到彼此全面破坏的威胁，以及被饥荒和饥荒带来的一切社会动乱所窥视，古老欧洲的各国人民将来最终要签定和约——各国活动家将称之为协议和平！事实上，这将是一种精疲力尽的和平。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感到，这种和平只是一块肮脏的遮盖布，被盖在那些没有满足的野心、比以往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没有熄灭的民族愤怒上面。”
对于戴高乐来说，未来肯定就是参与那些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就是备战。他预感到，战争将会重返法兰西，但这次，他要在战争中扮演一种角色，一种早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角色。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
1919年1月25日，正在圣梅克桑军校上连长学习班的戴高乐写信给他母亲，说他与学习班同学一道，刚刚受到班主任奥吉埃上校的接见。奥吉埃问戴高乐，根据他的服役情况对今后工作有什么打算。戴高乐回答说，他刚刚通过行政领导的渠道，要求分配到波兰军队。这种做法深受上司奥吉埃的欢迎。“您业已完成了优秀的学业，”奥吉埃对他说，“如果您就愿意，您就可以前程似锦！”戴高乐还对母亲写道，“从精神上说”，他“终于士气大振”。
其实，戴高乐是忐忑不安地作出了这个选择。因此戴高乐从1916年3月至1918年11月期间当了战俘，所以他感到，在自己立志于行动和战斗时，继续这样长期地脱离一切行动和一切战斗，就是最坏的考验。因此，不要失去任何一次重新经历战争，参加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的战役，这是戴高乐从集中营回国后念念不忘的想法。他首先想到了东线的军队。东线军队还驻守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等待着新边界的最终确定，以及它驻守在敖德萨，正在同那些与俄国革命打仗的白军握手言欢。可是，东线军队人数已经很多，干部力量很强，尽管戴高乐在1920年2月中旬在圣梅克桑军校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他也很少有机会分到东线军队。因此，戴高乐决心选择去波兰军队，而波兰军队正在要求法国军官和教官去任职，从而为他提供了一个出路。2月11日，戴高乐写信给父亲说：这“是一个奔赴战场的权宜之计。”
戴高乐比较明确地看到了东线军队在未来时期里承担的使命，因此，他也看清了波兰军队的未来使命。他在2月11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
“波兰军队首先要尊重巴尔干半岛的各国人民，尊重那些来自被肢解的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国家——乌克兰、波兰、顿河、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希腊、匈牙利、德属奥地利、捷克的人民，要尽可能地阻止这些国家的人民过早地进行自相残杀，要在那里支持成立那些对我们有利的政府，要迫使这些政府尊重人们将要划定的边界。其次，届时还要对德意志南部进行威胁，维持我们同波兰和俄罗斯的直接联系，最终地堵住德国人的东进之路。此后不久，我们驻守在那里的军队将要无疑地支持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保守国家（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顿河、罗马尼亚、西伯利亚）反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些骚乱和混乱策源地的运动。”
但是，四个月后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使（西方）同俄国革命及其在欧洲延伸的对抗完全变成了基本问题。20世纪的伟大战斗——支持共产主义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法国军队卷入了这场战斗，28岁的戴高乐上尉参与其中。
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更有甚者，在法国军官的集体记忆中，还继续保留着这样一种回忆：当俄国革命使得迄今部署在东线的德国主力转移到西线时，法兰西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于是，革命便成了“背叛”的同名词。于是，诞生了一些深刻而持久的神话，它们即将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法国公众思想施加影响；而一辆装甲列车在德国参谋部的准许下穿越了德国，使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从而获得了一个历史象征的意义。看来这辆装甲列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也是德国的代理人……说实话，法国参谋部首先担心的是，要避免德军立即大量地转移到西线——尽管德军作过承诺，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它信守这些诺言。因此，法军参谋部思考了与俄国革命新权力保持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①法军参谋部驻莫斯科代表尼塞尔将军向参谋部提出了三种选择。首先，可以保持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接触。如果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接受德国强加的和平条件，那就可以相互接近，帮助它恢复战争，否则，就会依靠波兰的、芬兰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非俄国国籍者，来试图重建东方战线。1918年2月中旬，俄国谈判者同德国谈判者发生了决裂，从而使得人们在几天内希望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迫于形势，重新站在盟国一边。但是，2月24日，列宁使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第二，也可以利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同德国谈判媾和问题，德意志帝国以放弃阿尔萨斯－洛林作为交换，在东欧获得领土补偿。不过，这种交换的做法除了对前盟国缺乏忠诚、令人反感之外，最终会使德国得到壮大，届时就会推翻欧洲的均势。第三，可以依靠一切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组织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抵制。但是，由于缺乏盟国同俄罗斯的定期联系，这种抵制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最后，人们作出了第三种选择，就现在而言，其他两种选择都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分阶段地进行了西方国家同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较量。②作为反常现象，这种较量开始于1918年3月26日同苏联政府签定的一个协议。苏联政府同意让捷克斯洛伐克外籍军团——这个军团由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捷克籍和斯洛伐克籍的囚犯或逃兵组成——经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转移到欧洲。但5月初，当捷克军团同布尔什维克发生短兵相接时，它发动了反攻，并逐步地在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周围集结。盟国立即决定支持捷克军团，与此同时，派一支小规模的英国远征军团于8月15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登陆。因此，人们成立了一个奉命去西伯利亚的盟国军事使团。7月25日向该军事使团团长雅宁将军下达的指示表明，这是一件旨在各条战线威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事。③这些指示要求雅宁将军“在同盟国干预部队的合作下，逐步地开展捷克军团的行动，以便实现以西伯利亚（捷克军团的出发点）和盟军的北冰洋基地为一方面，同以支持协约国的俄罗斯南方集团军为另一方面之间的切实联络”。指示还规定，此行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白海到黑海的、抵抗奥地利－德国人的防线”，但首要的目标是，占领当时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伊尔库茨克，以便在远东西伯利亚的日军基地同捷克军团业已控制的地区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人们给雅宁将军写道，此后，“行动将向乌拉尔和俄国腹地逐步扩展”。
可是，在雅宁将军于11月16日抵达海参崴时，战争已在欧洲结束，美国尤其关注要让日本从俄国的远东省份撤走，而捷克军团则要求人们将其遣返回国……因此，由克雷孟梭领导的法国政府向雅宁下达了极其明确的新指示：必须继续组织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对所有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西部的西方军队——不论是盟军，还是俄军或其他国家军队——实行总指挥”。英国向雅宁提供了军用物资，至少可供10万或20万人的军队之用。
不仅如此。为了保护业已并吞贝撒拉比、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国领土直接接壤的罗马尼亚，为了阻止俄国革命蔓延到巴尔干半岛或小亚细亚，一支盟军部队于1918年11月底，在敖德萨登陆，其中包括法军6000人、波兰军队4000人和希腊军队2000人。这支部队由曾在东线率领过盟军的法国元帅弗朗谢·德埃斯佩雷指挥。德埃斯佩雷担负着广泛而复杂的使命，因为他既要阻止布尔什维克在奥匈帝国撤出乌克兰之后，对在贝撒拉比的罗马尼亚人造成威胁，又要使俄国的反革命分子在盟国远征军的庇护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和强大起来。但是，德埃斯佩雷——他手下的旅长J。C。菲勒作为在英国首次提出使用坦克的军事理论家，认为他“多半是法国最好的将军”——同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进行了接触，但从中得出了最坏的印象。尤其是他们在俄国南方的首领、被帝国军队最老的军官怀疑是“自由派观点”的邓尼金将军对其控制的领土、甚至对自己的部队都毫无政治权威。德埃斯佩雷将此情况报告了盟国政府，同时也报告他必须应对其远征军水兵发动的、由机械师军官安德烈·马尔迪领导的哗变。根据德埃斯佩雷的意见，敖德萨的远征毫无意义，正在自我取消。所以，必须放弃这次远征，或者合并到整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中去。
1919年3月25日，由威尔逊、克雷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在巴黎讨论了这一军事行动问题，决定要求福熙元帅制定一项行动计划。48小时后，四人委员会开会，听取了福熙的陈述。福熙提出了一个旨在反对俄国革命、阻止其蔓延的总计划。他建议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一道障碍，堵塞那个将波兰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分离的缺口，缩小象匈牙利和东加里西地区那样的、被俄国革命浪潮席卷的地区，并由盟国统帅部指挥全军，由一名法国将军在罗马尼亚指挥，一名美国将军在维也纳指挥。归根结底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就是戴高乐在圣梅克桑军校学习班上曾经提出过的建议。尽管福熙提出否定意见，但威尔逊却提出异议说，整个行动必然要采取一种攻势，并警告说要注意盟军部队的真实思想感情。他说，这些部队也许存在着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同情萌芽”……
因此，盟国政府首脑于3月27日决定摒弃福熙计划。弗朗谢·德埃斯贝雷撤离敖德萨，“白军”在俄国南部、东部和北部相继崩溃。盟军只是在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人刚刚夺取政权的匈牙利，成功地挫败了革命浪潮，让罗马尼亚军队开进了布达佩斯特。
而今，欧洲革命的前途系于波兰。作为新生的波兰共和国，毕苏斯基决定利用俄罗斯的悲惨状况，来夺回其在18世纪末被剥夺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或者在基辅建立一个波兰的卫星国“乌克兰”。毕苏斯基拒绝了列宁提出的领土让步建议，在1920年5月开始了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当时，苏联进行了反击，使一切都重新变成了问题。由于敌视波兰人统治的传统，乌克兰人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以便击退波兰军队，同时推翻那个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佩利乌拉。红军转入了反攻，其领导人是最著名的红军骑兵布琼尼和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战俘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用政治味道不太浓的语言，宣布“世界战火的道路从波兰的尸体上经过”。列宁则更加关注革命声援，在列宁的帮助下，在比亚里斯托克成立了一个由朱里安·马尔诺维斯基领导的波兰共产党政府。马尔诺维斯基号召波兰工人阶级起义，与红军共同战斗。特别是托洛斯基认为，这样就会使革命蔓延到欧洲，首先蔓延到德国，甚至有可能蔓延到法国或英国。否则，革命就会死亡。相反地，斯大林并不这样认为。
在1920年7月和8月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戴高乐在华沙。他于4月24日抵达华沙，那些后来被戴高乐教过的波兰士官生是经过长时间的情况不确定和无所作为之后，最终刚刚来到军校的。戴高乐对波兰居民的最初印象是非常温和的。戴高乐之所以原谅波兰居民，是因为“俄国人在占领波兰的时代处心积虑地阻止过他们，不让他们在贸易、工业、行政管理和军队方面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