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_2-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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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时代处心积虑地阻止过他们，不让他们在贸易、工业、行政管理和军队方面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相当过分严厉的判断。戴高乐看到“这些自我封闭的人毫无用处，但最可怕的却是，他们在各方面都自以为是。”说真的，当时戴高乐跨过了一个对一切异族都持怀疑和敌视态度的阶段，并在一封致父亲的信里，坦率而直截了当地承认：“我象大多数同胞一样正在结束战争，超越着普遍的排外情绪。”事实上，戴高乐在通信中，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面目可憎的敌人”，把那些抵达华沙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描写成“蛮横无礼而无用”的人。不久后，戴高乐也赞同那种在战后法国人中间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英两国不久后宁可扶植德国，而不支持法国，全世界遗忘了法国人民为取得共同胜利而作出的前所未有的牺牲。
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波兰社会并不宽容。④戴高乐之所以把波兰社会看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多或少地佩戴勋章，来自被布尔什维克占有其田地的俄国、白俄罗斯、立陶宛；尽管遭到不幸，但他们还在疯狂地寻欢作乐”，是因为他常去波兰社交界。而在华沙，人们喜欢接待法国军官，甚至对法国军官阿谀奉承。这样，戴高乐认识了兹韦坦斯卡伯爵夫人。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到华沙布里科尔咖啡馆——这是一家茶馆和一家点心店，位于诺韦－斯韦亚街——去同伯爵夫人见面。于是，戴高乐觉察到了种族分野和社会分野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谈到了波兰人——不管怎样，是指波兰的资产阶级——对犹太人的心态；“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恨死”了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是“全都发战争横财，利用战争，骑在俄国人、德国人和波兰人身上”。华沙的资产阶级认为，犹太人“对发生社会革命有相当的准备，他们将会在这场社会革命中遭到某些打击，但以此代价赚回许多钱”。至于那种必定会破坏新波兰的社会失调问题，戴高乐作为波兰军队“顾问”，随部队走遍全国各地，是清醒的和悲观主义的见证人。
“为了衡量波兰人的贫困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戴高乐在1920年11月1日一期的《巴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必须观察到在郊区——不管是普拉加，还是沃拉——居住的可怕的人群……被我们的文明珍视的东西不多。使我们的文明引以自豪的全部财富，很快就会在绝望群众的万丈怒火中烟散云消……”
人们看到，由于对波兰社会进行抨击、甚至持严厉的态度，戴高乐对同新的苏俄打仗的前景不再抱热情态度了。7月3日，当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难友、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对华沙的攻势变得明朗化时，戴高乐给母亲写信道：“我们是否被导致在这里进行干涉，手执武器，同俄国人打仗呢？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法国驻华沙的军事使团由亨利将军领导，但巴黎决定象征性地派福熙的前参谋长魏刚将军出使波兰。魏刚率领了一个被称为“外交”的代表团，于7月21日抵达华沙。实际上，这个代表团要来为波兰参谋长毕苏斯基——戴高乐认为，他是“基督教文明的堡垒”——出谋划策。8月14日，波兰发动了反攻。戴高乐在反攻中，参加了赫鲁比肖的战斗。波兰的反攻使苏联军队遭到了溃败。实际上，戴高乐的任务主要是担任联络官，但联络官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哨，以致他在给亨利将军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毕苏斯基想要指挥一切，越过了他这帮将领的头头。此外，毕苏斯基在《关于1920年的回忆录》里丝毫不提魏刚的作用，尽管魏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多半是象征性的人物。⑤
戴高乐担任波兰朗贝尔托夫军官学校的教授、野战部队的顾问，又被任命为新的军事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尼塞尔取代了亨利——的办公室主任，从而补全了他在波兰的工作经验。他在7月因一战期间的嘉奖而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不久后被授予越狱者奖章和被任命为波兰军队少校，所以变成了那些最奉承的报告和最高度评价的对象。人们赞扬他“令人敬服的翩翩风度……鲜明的个性，坚强的性格，对危险保持冷静而强硬的态度……完美的教育”，甚至说他为人“谦虚”——这里意味着讲话谨慎和不大饶舌……于是，戴高乐恢复了对未来前途的自信。此前，他曾对母亲写过，经过被俘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前途了。
戴高乐即将从这次波兰战争中，汲取到关于未来的历史观和未来的战争问题的、深刻的经验教训。首先，在戴高乐眼里，波兰战争证明了历史最终是民族的历史。他刚刚看到，列宁及其战友发出的伟大的革命号召并未越过维斯瓦河；除了少数波兰人以外，波兰的工农群众都把红军看作是俄国入侵的工具。从前，乌克兰人也没有向那种转入“基督教西方”阵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诱惑作过让步。数百年来，乌克兰人反对波兰统治，而今他们动员起来，反对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戴高乐面对的苏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本人——这个榜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保持着相当生动的回忆——就是民族感情第一的象征。对于这位当过沙皇俄国军官的俄罗斯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依然是俄罗斯。俄国革命会赋予俄罗斯一种新面貌，这也许是新的奴役，也许是恢复国家过去的活力和伟大。图哈切夫斯基处于他的阵营，换言之，处于他的国家，与波兰工农群众——戴高乐看到了他们的贫困——完全一致。但波兰工农群众并不因此响应俄国革命的召唤，而是以受到外来侵略威胁的爱国者的身份进行战斗。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则与托洛斯基相反，已经预见到这种反抗。在前线的另一方面，戴高乐查证到这点，因而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观。
然而，对戴高乐来说，这也是一种崭新的战争经验。这里，与那种漫长而可怕的、在香槟和凡尔登经历的堑壕战经验毫无关系。戴高乐在波兰见证了与香槟和凡尔登经验完全相反的经验。从表面上看，军队在迂回，在转移，在前进或在后退，处于一种不完全准确的、但几乎盲目的和巨大的运动的混乱之中。戴高乐叙述了毕苏斯基的胜利，证实了运动战在波兰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敌人以为波兰人完全绝望了，所以对他们袭击自己的左翼完全感到意外。因此，敌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认真抵抗，到处溃不成军，或者整团整团地投降。啊！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
理所当然，地形的性质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波兰军队兵力比较有限，战线拉得很长，重武器、特别是炮兵装备也差。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运动战在这场战争中，重新具有首要的和完全决定性的意义——这与人们在法国战线上看到的、至少在1915年至1918年夏天看到的情况不同。戴高乐立即作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拥有现代战斗手段的情况下，运动战可以在别处找到这种首要性，其条件是要有这样的战斗工具。恰好，这种战斗工具存在着，就象他在呈军队参谋部的离任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坦克……应当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使用。”戴高乐在1921年就把这个观点写在白纸黑字上，此后过了15年，他又把这个观点变成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事业。
而今，和平重返了欧洲。戴高乐返回了巴黎。在波兰的最后一位上司尼塞尔将军，给他写了一段异乎寻常的评语，并加一句：“戴高乐上尉想要回国结婚。”于是，开始了一个为期10年的阶段，这个10年，至少从表面上看，也许是唯一的、与一个法国军官生涯最传统的过程相象的阶段。对法国军队来说，就象永远对世界各国军队来说，战后的时期是一个反省和休养生息的时代，贫困化和怀疑的时代。这是一种为无穷尽的烈士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的时代。在数年中，在法国各省，每周都有一位部长，或者至少有一位议员，在佩戴奖章的勇士的簇拥下，为一座石像或铜像揭幕。这些雕像以寓意深刻的法兰西或者象征性的胜利为题，使那些牺牲的“法国兵”永垂不朽；在教堂的墙上或在公共广场的纪念牌上，写上了这些烈士的英名……这也是法国社会遭到通货膨胀吞噬的时代。①英镑从1919年兑换的25个法郎，增加到1923年的85个法郎。货币流通在1914年为50亿多一点，到1925年增至500亿，零售物价指数则从100点增至463点。中产阶级——它吸收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多半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出于谨慎，中产阶级将其储蓄变为国家证券、外国公债和固定资本债券。可是，所有这些证券的指数都从1914年的100点降到1925年的28点。
实际上，法国社会在颂扬战争胜利与对无序的现在和烦人的将来感到惶惶不安之间，在它扎根于过去与加速改变社会风气和思想状态之间摇摆不定。法国人从欧洲和世界地图上，看到了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法国士兵在莱茵河畔的驻扎，一些新的友好国家在欧洲大陆东部的出现，以及一些殖民地的扩大。但是，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美英两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向法国所作的的边界保证，而未能幸存下来。那些以法国的朋友或盟国著称的年轻国家，则因其社会和政治危机、财政困境和货币动乱而格外引人注目。不久后，摩洛哥发生了里夫战争，叙利亚发生了德鲁兹山区人民的起义，这些事件开始预示着法兰西帝国的不稳定。
实际上，战争并未深刻地动摇法国的社会结构。小企业有些退步，但它有利于中等企业，而不利于大企业发展。那些不到10个雇员的企业还占企业总数的98％。城市手工业者始终有130万名。农村人口外流相当缓慢，并未引起对平均经营土地面积进行任何重大的再分配。虽然1918年的储户在1925年被迫失去其储蓄的实际价值的60％，但胜利公债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700万名认购者。著名的3厘公债在1920年1月值67，20法郎，五年后还值55，50法郎。此后，普安卡雷在翌年稳定法郎和物价，恢复了那种从1914年以来遭到损害和损失的社会“信任”。1924年，41万家庭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折……
然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战争时期，主要是工厂，还有商业和办公室曾经大量使用过妇女劳动——突然加速了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演变。整个社会受到了妇女劳动的影响，至少是通过引述和神话来受其影响的。例如，女作家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小说《任性的姑娘》的成功，特别是科莱特的小说的成功，时装的更新——头发剪短、不穿胸衣的连衣裙上衣、短裙子——便是妇女劳动的见证。超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地位，开始对人们的观点施加一种人们尚未能估量的影响。“黑人舞会”进入巴黎剧场，传统音乐让位于爵士音乐……扎根于过去与令人目眩的新时代构成了社会的两极。社会在这两个极中间摇摆不定，这在世界各国无疑都是这样。但在法国社会，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而对商业复兴、许多人发财、重新恢复稳定和出现生活欢乐感到放心，时而感到社会不稳定、在悄悄地发生动摇，前途未卜，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东方曙光”的诱惑——有人认为它是模式，有人认为它是威胁，但大多数人却感到不理解……
“当代的特点，”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是不确定。现在有那么多的违反惯例、预见和学说，有那么多的考验、损失和失望，有那么多的光辉、冲击和意外，它们动摇了现有的秩序。”
但是，对戴高乐所属的军队来说，这特别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在此书最精彩的一个段落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武器刚刚改变了世界，它们不是让人首先受其之苦，而是在为自己徒劳的热情哭泣。军队在经历重大战争努力之后感到忧伤，无疑，这种忧伤状态只是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在和平时期军队进行的虚拟活动与军队的潜在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比中，有某种令人失望的东西，但那些当事者感受不到，没有痛楚。‘有那么多的军队没有使用，’毕苏斯基说，‘有那么多的目的和那么多的徒劳！’更有甚者，在战役结束后的岁月里，有一种同样的痛苦浸透了士兵的灵魂。若是突然松弛下来，看来活力就会破裂，而且有时还会发出一种深沉而深刻的怨声——沃弗纳格和维涅曾经用这种怨声哄骗过我们。”
在战后的这些岁月里，法国军队的组织机构感到了这种反弹。⑦起先，军队的反应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有一种维持原状的考虑，而这种情况同战后重建的经济要求毫无关系。必须给政府和议会时间来最后决定实行重大的裁军。1921年的法律规定，从翌年起将服兵役的期限从三年减为一年半，并且明确规定，在1925年底向众议院递交一份关于将服兵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的报告——这是在1921年就决定了的。为了补偿缩短兵役期限的后果，1921年的法律还规定招募8万职业兵、30万海外士兵和3万民事职员。但与此同时，由于相信战后服役不再有前途，许多军官离开了部队。虽然军队人数起先维持在一个肯定过高的水平，但它逐年地降下来。其中，干部人数原定是23万名军官和士官，后来先后降到15万和10万6千人。和平时期用于训练机动部队和守护边界的师，先后从45个降到32个和20个。步兵团从1914年的173个，降到1924年的65个和1929年的56个；骑兵团先后从79个降到48个和25个；野战炮团先后从62个降到60个和28个；重炮团先后从13个降到30个和24个；相反地，土著步兵团从9个增加到28个。与此同时，由于必须在从摩洛哥到叙利亚一线应对动乱，新建了5个非洲骑兵团，并最终组建了10个坦克团。这就是法国军事机器所走的下坡路。诚然，战后国家重建的沉重代价和欧洲和平的巩固证明这种走下坡路的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