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_2-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团。这就是法国军事机器所走的下坡路。诚然，战后国家重建的沉重代价和欧洲和平的巩固证明这种走下坡路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在马其诺防线的庇护下，这种做法导致法国军事机器在30时代初的严重削弱。为着理解戴高乐是什么形势下参加战斗，致力于法国拥有一个装甲兵团——新的军事强国的工具，就必须记住这段历史。　　　　
　　　　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就结了婚。⑧戴高乐在兄长克扎维埃结婚之后，表明了成婚的意愿。戴高乐家族同旺德鲁家族共同努力，安排了他同未来的妻子、年方20岁的伊冯娜首次见面。旺德鲁家族祖籍爱尔兰，定居法国北方的加莱已有200年历史，其中有些人当了船东，有时也出任加莱市议会议员和市商会成员。伊冯娜的父亲是一家饼干厂的老板，当时远遐闻名。伊冯娜的母亲则独树一帜，是法国第六名获得汽车驾照的妇女，战时还当过加莱军队医院的护士长，因而获得战争十字奖章。旺德鲁家族比戴高乐家族——戴高乐家族完全不是殷实人家——富裕得多，在他们的财产中，主要是在阿登山区拥有一座城堡——“七泉”城堡。在1940年以前，戴高乐经常到这座城堡去度假，直到战争的灾难迫使旺德鲁家族卖掉这份家产时为止。在“金秋沙龙”进行相亲之后，便安排了一次下午品尝点心。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历来都是必定要提及此次品尝点心，因为根据这个多半是真的、而且不管怎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传说，当时戴高乐打翻了茶杯，茶杯掉到了伊冯娜的连衣裙上。然后，是发出参加圣西尔军校舞会的邀请，使戴高乐同伊冯娜聚在一起。伊冯娜还感到有些困惑。根据她兄弟雅克非常详尽的叙述，伊冯娜对于自己同戴高乐的高矮之差提出了疑问：戴高乐比她高出40厘米以上……因为戴高乐必须在11月20日返回波兰，所以两家的做法变得有点更加急迫。还是根据雅克的证词，伊冯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将来要么嫁他，要么谁也不嫁。”因此，两家在11月11日订了婚约。随后，1921年4月6日，在加莱举行了婚礼，先是在市政府，然后翌日在加莱圣母院。根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习惯，戴高乐同伊冯娜在意大利进行了蜜月旅行。　　　　
　　　　传统的婚姻。传统的礼仪。戴高乐的私生活显得平静而幸福。其标志是1922年12月28日，诞生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男婴，男助产士、勒维－索拉尔大夫使得男婴身体健康。戴高乐一家有了一个合适的住所，它始终位于塞纳河左岸，在荣军院（拿破仑墓）和法国军事学校附近，经过格勒诺布尔大街，便是“德塞街心公园14号”。戴高乐先后获得了两次表彰——一次是因其在韦斯迪尔河战役指挥有方而受到军队嘉奖，另一次是被授予波兰的军功勋章。此后，是一次很有趣的分配工作，戴高乐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历史副教授，负责教从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918年停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　　　　
　　　　1922年5月2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越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在参加第6龙骑兵团、一个飞行大队和第503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戴高乐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学院。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证如圣西尔军校副校长所写的那样：“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事实上，在129名学生中，戴高乐只是以第33名的成绩被录取和以第52名的成绩毕业。因为此时，是那些塑造其历史人物，预言其前途和书写其“传奇”的阶段之一。高等军事学院当时由德布内将军领导，德布内也尽可能准确地代表贝当的观点，可以说是贝当的发言人。德布内的副手是比诺将军和迪费厄将军，后来他们俩都坚决反对戴高乐在使用坦克问题上表达的观点。据甘默林将军在《回忆录》里提供的证词，迪费厄以秘密支持那些从1936年起在军队内部组建的极右翼网络而著称。沙维诺将军担任防御工事科目教授，后来在贝当的支持下，成为那些宣布德国坦克不可能穿越阿登山脉、入侵法兰西的人中最著名的人物。不过，莫伊朗上校担任戴高乐的总策略科目教授。所以，戴高乐必须同莫伊朗进行对抗。事实上，莫伊朗在授课时说，应当在一种事先了解的范围内，以适当的手段领导战争，同时要严格地决定那些火力体系应当赖以建立的“格子”。这就是由德布内将军所启示的先验论，而这种先验论来自贝当。⑨　　　　
　　　　戴高乐恰恰不承认德布内的先验论。对戴高乐来说，就其严格性而言，这种学说排斥时势的作用、敌手突然行动的偶然性、对突然有利的形势的利用，简言之，是排斥那些在战争中几乎决定一切的时势。戴高乐已经认为，凡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人们只想看到火力威力的地方，都要引进“运动战”。因此，从戴高乐不是设法掩饰其观点时起，他同其教官之间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戴高乐上高等军事学院二年级时，便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莫伊朗上校明确地感到，戴高乐在智力上反对自己的教学。为了证明这点，莫伊朗将原定此次训练，即最重要的指挥一个兵团训练的任务，交给了戴高乐。事实上，戴高乐在这次训练中，受到了下述大规模演习的诱惑：一个起先旨在扮演次要角色的师在强渡一条江河后，突然采取攻势。莫伊朗利用训练，使戴高乐遇到一些出乎意外的困难、突如其来的异议和临时布下的陷阱。未来的拉法格将军，当时是戴高乐指挥的阵营的一个师长。据拉法格所述，戴高乐“身材魁梧地站着，周围是他的参谋部人员，他沉着冷静地经受着命运的打击，换言之，经受了总策略科目教授（莫伊朗）的讥讽”。傍晚时分，莫伊朗批评了训练，试图将戴高乐置于被告的地位，并且无论如何也暗示说，戴高乐没有很好地完成教员赋予他的任务。根据象拉法格或卢斯托诺－拉戈等这样一些后来并不始终反对戴高乐的、证人的陈述，戴高乐冷静地回答了莫伊朗的批评，甚至有些昂首挺胸……
　　　　此次训练，莫伊朗教授给戴高乐打了非常合适的分数：15点5分。可是，对戴高乐的普遍评价却是非常模棱两可——且不说严厉——，而且在赋予戴高乐一个出乎意料的称号方面仍将是闻名的：“该军官聪颖，有文化教养，态度严肃，出色而有才能；天赋很高；品质优良。不幸的是，由于他过分的自信、对别人看法的严厉和他的流放国王一般的态度，这些无可争议的品质遭到了损害。此外，他显得善于综合地和普遍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深入地和务实地审议其解决办法。”戴高乐荣幸地获得“流放国王”这个后来变得有名的称号，但他后来也没有得到接替德布内的新院长迪费厄将军的好评。迪费厄评论戴高乐说：“人品受到指责。态度有点冷漠，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满，所以不幸地损害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品质。没有赋予他应有的对学院学习的全部关注。不管怎样，他能够在参谋部作出很大服务。”简言之，在新的获得合格证书者中间，戴高乐不属于那些获得“优秀”评语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甚至也不属于获得“良好”评语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仅仅是在获得“及格”评语的第三个三分之一之列。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佚事。贝当想起了戴高乐这位在阿腊斯当过他的中尉，在凡尔登服过役，并且得到过他签发的最大嘉奖令的人。贝当把最高军事教育局局长召来，要求他提高戴高乐的分数，以便把戴高乐列入获得合格证书者的第二个三分之一，即获得“良好”评语者之列。贝当是否听说过戴高乐表现了独立精神，以致把这种独立精神看作是这位老部下在战前反对过所谓要不惜一切开展攻势的官方理论的反响呢？多半是这样。贝当是否对戴高乐反对“先验论”的战争观念表示过某种好感呢？多半不是这样。必须把上述佚事看作是贝当实行其绝对权威的一个举动，就像当时——不管怎样，他在军队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办事一样。　　　　
　　　　不管怎样，戴高乐不仅如此。在戴高乐眼里，他用以反对高等军事学院任课教授的那些观点则是基本的。为此，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的长文，发表于1925年3月。这是对人们想要给戴高乐教训的一个无情的讽刺。　　　　
　　　　“法国的军事思想，”戴高乐写道，“对于承认战争行动具有其应有的、基本上先验的特点表示反感。它不断地致力于建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会使它先验地指导行动——至少如此——设计行动方式，而不考虑应当成为行动基础的时势。它永远试图获得那种事先了解的常数的概念。而就每个具体行动而言，必须从偶然的和多变的事实中得出这种概念。”　　　　
　　　　然而，戴高乐走得更远。他指责那种说到底，法国统帅部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事件的冲击下被迫采取的、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承认、并始终得到尊重的学说。贝当一开始就为这种学说进行过辩护，在20年代中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代表了这种学说。　　　　
　　　　“要善于清除这样一种理论，”戴高乐写道，“这种理论从火力发挥威力、地形形式对战斗效果产生主要影响这一实际的和具体的基础出发，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推断来得出一些排他性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切情况下，从唯一的地形研究中最后确定那种适合于采取行动的地点……必须克服的，就是地形……这样，人们就会习惯于不再确定其他的方向和选择其他的目标，而是只确定和选择由最高层方面在执着地撇开所有的变数不谈——首先是撇开敌人不谈——时所指明的方向和目标。”　　　　
　　　　这样，当戴高乐只有35岁和还是上尉军阶时，他就选择了一条永远进行战略思考的道路。戴高乐在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和正规的军人生涯的阶段里，已经在战争学说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立场，而法国军队应当从其立场中获得启示。恰恰相反，这里是毫无平常和平庸之处。此时，戴高乐已经跨越了即将使他在军队中独树一帜，并在不久后反对他所属的军队高层的第一步——归根结底，这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　　　　
　　　　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4局。这不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职位。可是，戴高乐利用这个职位，发表了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了关于那些与高等军事学院教官观点对立的问题的文章《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贝当读过戴高乐文章，从表面上看是欣赏这篇文章的风格，并通过其参谋部告诉他，希望调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写一部关于军事史的著作。这是一种不难争取到的、讨人欢喜的调动，因为贝当当时在法国军队中权顷一时，至少是到30年代中期仍然如此。　　　　
　　　　因此，戴高乐返回了巴黎的住所“德塞街心公园14号”。1924年5月15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在那里诞生。于是，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文学欲望出现了新的信号。戴高乐写过一些诗篇——其中有些诗篇，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经手，发表在《书信、文稿和记事》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戴高乐在其女儿诞生、感到激动的时刻写就的。　　　　
　　　　“当有一天，人们迟早都要死去时，　　　　
　　　　当人们多少经历过生活、痛苦和爱情时，　　　　
　　　　人们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儿女，　　　　
　　　　以及将要进行播种努力的田地。”　　　　
　　　　另一首诗，无疑是戴高乐在美因茨逗留时得到灵感的。　　　　
　　　　“莱茵河，忧郁地见证着你永久的警报　　　　
　　　　给明媚的两岸穿上一件无限的丧服　　　　
　　　　你翻卷着浪潮，永远准备接受人们的泪花　　　　
　　　　编织着迷雾，作为其他死者的遮尸布。”
　　　　当戴高乐业已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和关于他的战争观念的发人深省的文章时，甚至当他正在致力于撰写贝当提议他写的军事历史著作时，他找时间来进行其他的文学练习。戴高乐写了一部无人认为是上乘之作的短剧《泰雷马克》，以及一篇题为《火炬》的历史性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有三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名被召唤去加入大革命军队的、旧制度的士兵，一名公元2年的志愿者古瓦涅上尉——他的回忆是关于帝国军队历史问题的、最著名的证词之一——以及未来的元帅康罗贝尔。通过他们的对话，人们看到了那种将这三个人物——他们象征着法国军队历史的连续性——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联系。但对话的风格只是使人们远远地联想到埃德蒙·罗斯唐的风格。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摆脱他的文学爱好。在这20年代末，戴高乐在个人记事本里，大量地引证过他所偏爱的作家的语录，例如，曾经启示过他的青少年的巴雷斯和比夏利，作为拉丁语和法语传统文学的楷模塔西特和波絮埃，他最熟悉的德国作家歌德，他显然喜爱其格言的拉布吕埃尔和沃弗纳尔格，以及他经常引证、以致后来引起其传记作家注意的凡尔兰。戴高乐抄写了凡尔兰的诗句：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不断地哭泣，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为你的青春哭泣！”　　　　
　　　　戴高乐是否会想到，他已经虚度了他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戴高乐更多地感到，他的生命之河在流逝，但他却还没有机会去完成其梦寐以求的大业？在此期间，他还必须继续思考当代的战略和军事问题。1925年3月1日，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