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_2-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格尔在海外取得的经验使这位将军能够“继续上升，直至在世界战略方面”。6月11日早上，戴高乐对洪青格尔在最艰苦的考验中保持的“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洪青格尔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国防部长，他用讽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戴高乐的谈话，并且只是断言戴高乐对他进行的活动是“令人愉快的”。（23）但戴高乐却肯定地说，他当面向洪青格尔提到了在非洲继续抗战，以及“在战略和组织方面的彻底变化”，得到了洪青格尔的赞同。
不管怎样，这次活动是无用的。当戴高乐在布里亚尔与雷诺会合时，他发现雷诺业已容忍把魏刚留在政府里，而魏刚却拼命地强制推行一项他所不愿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情况下，人们懂得，戴高乐已经相信，法国政治和军事权力正在走向悲剧性的分裂。
因此，盟国最高委员会先后在6月11日星期二晚7时至9时半和从12日上午8时半起召开会议。（24）不过，谁也不知道，会议是否应魏刚、雷诺或丘吉尔的要求召集开的。虽然会议记录各有不同，但看来魏刚是毫不松懈地强调，法国军队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德国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丘吉尔宣告，英国的意志是进行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并就法国或海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提出了下述许多建议：要坚守马其诺防线，组织巴黎保卫战，在森林地区或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将兵力集中在布列塔尼，以此作为可以长期坚持、获得外部支持、比敦刻尔克更容易撤出守卫者的桥头堡等。这里且不说舰队，北非，一切能坚持斗争和抵抗、等待美国不可避免地参战的办法。此外，由于戴高乐提出建立“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的益处，人们决定，翌日上午由他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关条件，以致他没有出席盟国最高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雷诺在讨论中坚持认为，“继续战争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反驳了魏刚的发言。贝当也发了言，但他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说，1918年，他曾率领法国40个师去增援困境中的英国军队，并但现在看到（英国）却没有向法国军队提供任何相似规模的援助……
6月12日这天，戴高乐向他的命运又跨出了一步，这是这些悲剧性日子中最重要的步子之一。一方面，在戴高乐认为，他所属的政府已陷入一种不可挽回的慌乱之中。
“在这次会议上，”戴高乐写道，“那些即将主导战争新阶段的观点和激情进行了公开的交锋。所有迄今作为行动和态度的基础的东西，只是属于历史的东西。英法两国的团结、法国军队的强大、政府的权威和统帅部的忠诚等已不再是大家公认的情况了。”
戴高乐看到，魏刚的目的仅仅是“尽快地取消战役和战争”。贝当则固执己见地支持魏刚。雷诺的情况是，
“（他）在重申法兰西不会退出斗争，敦促英国人派其空军主力来支援法国的同时，（表明）不管怎样，他不会同贝当和魏刚分手，就象他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他们赞同自己的政策那样。”
戴高乐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见到雷诺这个多年来他寄予一切希望的人，看见雷诺放弃了取代魏刚的做法，让魏刚到丘吉尔那里去面陈法国实行政治军事投降的种种理由，让魏刚说明情况而不作反应，并继续要求英国空军进行干预。但显而易见，英国战斗机在后来的法国战役进程中不再发挥任何效用——即使不是这样，对布列塔尼这个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来说也许不再发挥任何效用。然而，戴高乐第二次会见了丘吉尔。他对丘吉尔作了如下描述：
“丘吉尔镇定自若，充满活力，但对处于绝境的法国人却真诚地持有一种谨慎态度，他已经对英国被孤独地抛到英伦三岛上、他本人必须努力引导英国走向拯救这样一种可怕而壮丽的前景感到震惊——也许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满意足。”
这种双重的和决定性的经验延伸下去，直到夜晚。晚餐后，达尔朗前来询问，原定对热那亚和意大利舰队进行打击的海空联合行动是否维持不变，或者说因害怕敌人空军采取报复行动而加以取消。戴高乐建议立即执行这项行动，但雷诺在维尔吕姆的建议下，决定推迟行动。几天前，雷诺曾建议捍卫巴黎，并将此任务交给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将军；这次，人们宁可声明首都是“开放的城市”，雷诺是再次公开表示反对戴高乐的意见。（25）不过，戴高乐在晚餐时坐在丘吉尔的左边。于是，他们俩进行了一次比6月9日会谈时间更长和更加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们彼此都没有将谈话记录在案，只记下他们的结论。对丘吉尔来说，戴高乐显然是“年轻而精力充沛”，“如果现行的路线失败，那么雷诺就会要他出来指挥”，而且戴高乐无论如何都主张继续斗争；戴高乐则感到。丘吉尔实际上是在衡量他的决心……
6月12日早上，戴高乐在雷恩，就在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返回了希赛城堡，雷诺在那里等他。这时，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要知道迁到坎佩尔，还是迁到波尔多。经过实地考察，戴高乐对维持和坚持布列塔尼这个“面对大西洋的桥头堡”不抱幻想，但他——他写道，“理所当然”地——建议将政府迁到坎佩尔，因为他认为此时政府“只有出海一条出路”，而且他恰恰是预见和想要到海外去继续进行斗争。但政府的选择是迁到波尔多。然而，基本问题并不在此，远未如此。雷诺在迎接戴高乐时告诉他，贝当和魏刚刚刚在康热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公开要求停战。
人们被逼到墙根下，被迫作出最后的决定。在抵抗斗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了无情的对抗。雷诺似乎一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以致戴高乐利用这点来让他签署一份致魏刚的公文，要求魏刚“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以便将来准备和组织“在法兰西帝国的斗争”。可是，根据戴高乐的记录，这份公文充其量是下达一个指示，肯定不是一个“明确的命令”；一旦签署，“公文就会立即在幕后遭到置疑，最终只是在明天发送出去”……不管怎样，也不管戴高乐已经是那样悲观失望，他在6月13日上午会见了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戴高乐从会见中得到的印象是，让纳尔和赫里欧都支持继续抗战，虽然两人气质不同，让纳内“在动乱之中保持坚定态度”，赫里欧则“态度和蔼，颇有口才，雄辩地（表达）其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总之，戴高乐认为，不管“放弃派之流”在雷诺周围的影响有多大，“只要雷诺本人不作任何让步”，那他就能压倒贝当和魏刚。
迄今为止，雷诺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在康热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魏刚——他不是内阁成员，但不得不列席会议——确实要求人们提出停战。（26）对此，贝当立即表示支持，此外，唯独让·普鲁沃斯特部长——几天前，雷诺才刚刚任命他当新闻部长——表示同样的意见。所有其他的部长都公开表态支持在北非继续斗争，有些部长援引3月28日关于禁止法英两国单独缔结和约，有些部长则象雷诺那样提醒说，人们不能同“新成吉思汗”希特勒去签订一项可接受的协议。除了邀请丘吉尔参加翌日6月13日召开的、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由于缺少政府部长之间必要的通讯手段，这次会议就无法召开。当丘吉尔不无困难地抵达图尔时，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接他，省政府也没有人接他，以致他同伙伴们一道到饭店去进午餐。博杜安最终找到了他们，然后一道返回省政府。丘吉尔身边有两名内阁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哈利法克斯爵士、比弗布鲁克爵士，以及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斯皮尔斯将军和坎贝尔大使。雷诺身边只有博杜安和马尔热里。戴高乐没有得到邀请，他只是得到马尔热里的通知才去同雷诺他们会合，但迟到了一个小时。
雷诺在图尔向停战派作出了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对他和抵抗派来说，只能是致命的一击。（27）雷诺引证了魏刚在前一天夜里声称停战“必要”的做法，询问英国人是否同意让法国放弃3月28日协议关于禁止法英两个盟国单独缔造和约的承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一个充满严重后果的主动行动。雷诺一上来，就置身于他的反对派——停战派之中。看来，雷诺正在把法国最终要求停战一事考虑成可能的事，或者甚至是说得过去的事，而且不管怎样，停战变成了会议讨论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做就是使英国变成一位仲裁者，去仲裁一个无论如何都只能由法国政府作出的决定。雷诺走上这条道路，就给人这样的印象：让法国的决定性选择取决于英国领导人的判断和他们就此提出的条件。因此，雷诺即将招来了一些人的批评、乃至指控，这些人在将法国人及其军队迄今所作的巨大牺牲与英军在5月10日以来的战役里所作的较少的贡献加以比较后已经断言说，尽管签订了3月28日协议，但法国不欠英国任何东西。
丘吉尔的回答表明了英国继续斗争的决心，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他还恳求法国继续同英国一道进行斗争。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去“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指责和非难上”是更加值得和更加高尚的行为，并激动地追忆起“法兰西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他特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赞同那些与（3月28日）协议条款背道而驰的主动行动”。丘吉尔建议人们去找罗斯福谈谈，向他解释法英两个盟国的实际情况，并等待罗斯福的答复。他还声称：“如果英国赢得战争胜利，那法国就会恢复其尊严和伟大。”
这样说绝不是赞同法国的停战要求和放弃3月28日协议。当丘吉尔过一会被问及他上述讲话的确切含义时，他明确地证实了这点。因此，博杜安认为可以把丘吉尔对法国所说的怜悯话解释成他赞成法国单独媾和，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多半是居心不良。戴高乐为了继续斗争而投身于热情的战斗，立即认识到停战派即将要利用丘吉尔讲的任何一点模棱两可的话，所以他肯定象《回忆录》所写的那样，对丘吉尔表示的“理解和同情”感到遗憾。但是，戴高乐从斯皮尔斯那里得到证实，丘吉尔首相绝对没有放弃英法两国业已许下的、进行战争和唯有共同在一起结束战争的诺言。然而，即使丘吉尔在此关键问题上不作让步，也不对法国的停战要求提出任何条件，戴高乐也建议雷诺对罗斯福进行活动。归根结底，他只争取到一个活动的期限。人们可以预见到，停战派同主战派之间的对抗将要继续下去。
因此，当丘吉尔已经动身回国时，于当晚6时，在康热举行了前天夜里所预定的内阁会议。会议受到了两个插曲的影响，它们犹如奇异的、发生的未来事件先兆。贝当一上来就宣读了一项声明，声称法国政府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停战。（28）他谴责一切关于建立“国家内堡”的计划，提到在溃退法军中有可能出现的“恐慌”情绪，因此断言，“不迁移，不逃跑，政府就不可能放弃法国领土”。贝当走在他要求的政治和军事投降前面，已经考虑到将来的事情。“关于法兰西的复兴，”他声明说，“必须在原地呆着，等待复兴的到来，而不是在一种无法预见的条件和期限的情况下，让盟国的大炮来征服法国领土”。据贝当所述，人们应当“接受痛苦”，因为那是“法兰西复活”的代价。他还宣布了自己的意愿：“就我而言，我将继续在法国人民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是贝当对维希选择、维希政府、以及充满屈从、忏悔和后悔的维希“道德”观念提前所下的定义。
在贝当发表声明前发生的那个插曲，也是意味深长的。当魏刚应邀出席内阁会议开端时，勒布伦总统身边的一位军官报告魏刚说，他的副官加塞尔上尉刚刚接到巴黎军区司令当茨将军的传呼电话。当茨对他预报说，巴黎刚刚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莫里斯·多列士本人将入主爱丽舍宫。自然，魏刚在内阁会议上大声地引述了此事。此后，芒代尔给巴黎警察局局长朗热隆打了电话，朗热隆否认了此事。事实上，在这6月中旬的悲剧性气氛中，传闻和幻觉成倍地增多。后来，人们发现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利特所发的一些电报。布利特在5月17日就自认为知道，一个拥有1万8千名共产党人的团已经占据了贡比涅……（29）但是，作为法军总司令，魏刚当着共和国总统和整个内阁的面发言，能够援引共产党人在巴黎进行的较量，好象报告一个严肃的或者多半真实的消息一样，这个事实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魏刚已经多次谈到社会动乱的风险，以及为了缓解混乱而维持足够军队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德国同意这种做法。从此，这种担忧——或者不如说，这种烦恼——在政府的商议中出现。不管怎样，它成了停战派的一块心病。
内阁会议在当晚11时30分结束，作出了政府迁移波尔多的决定。当停战派走出会议时，他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博杜安、普鲁沃斯特、布迪里埃、伊巴纳加雷这几位在前几天被雷诺任命的部长的支持。可是，绝大多数部长仍然主张继续斗争。例如，有老资格的议会右翼领袖路易·马尔坦，属于激进党的海军部长康潘希、空军部长洛朗·埃纳克、内政部长芒代尔、军备部长多特里等。雷诺可以依靠这些主战派，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随时改组政府，肃清停战派。然而，雷诺依然受到其亲信中的停战派的压力。6月12日和13日，雷诺的军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接连给雷诺呈上两份公文。他把继续进行抗战、领土全部被占领比作“瘫痪”，把停战、至少保持部分领土完整比作“截肢”，从而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