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_2-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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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调，描绘了义务兵役制，他的书《快乐的骑兵队》和《8点47分的列车》把那些兵营的长官、“老兵”和“新兵”等此后变成传奇的人物写进了文学作品。1891年，雷米·德·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爱国的玩意儿》的文章，他毫不羞怯地写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问题，那好，我们不是爱国者！”朱尔·勒纳尔在同一份杂志上回答一张调查问题表时，进行了这样一种说明问题的比较：“我希望，不久以后，人们将1870年至1871年战争视为一种小小的历史事件，就象发表《熙德》或拉封登寓言一样。”
当战争逼近时，人们将要看到，思潮即将发生逆变，20岁的戴高乐见证了这种变化。但是，反过来，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进入工人阶级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初，则有所扩大，达到了似乎压倒其他运动的地步。经过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因此，梯也尔声称“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后的长期衰落，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重新高涨起来，令人奇怪地判定未来的元帅利奥泰有理。1878年11月，利奥泰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至于前途，我认为已经隐隐约约地瞥见，社会主义正在暴风雨中出现。”尽管社会党人分裂成四个对立的政党，但他们在1893年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第三共和国初期以来的首次成功。他们拥有18名议员，并且有30名象亚历山大·米勒朗这样来自激进主义的独立社会党人加盟，以及象让·饶勒斯这样温和的共和党人党团的议员加盟。据选举地图显示，这种突破基本上在工人阶级中实现，在很小程度上则是在法国南方和西南部地区的贫苦农民中实现。社会党人主要是替代激进党人，但他们恰恰是区别于激进党人，更多地表现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不同，对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的疯狂敌视。看来工人阶级在恢复其同重大历史记忆的联系：1848年6月的工人起义，遭到了军队的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有军队能够战而胜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接替了上述两大事件。此外，从传统上讲，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的，它号召全世界实行博爱，起来造反，反对由宪兵和士兵所代表的国家专制主义。蒲鲁东和傅立叶继法兰西大革命的当代“共产主义者”之后，纳入了这一传统。工人党和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事先赞同乔治·索雷尔的观点，他很久以后才在《关于暴力问题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军队是人们所能有的、关于国家的、最明确、最真实和与其起源联系最牢固的表现。”工人的反军国主义获得理论化和不久后上升为革命原则，同时表现为一种简单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比如表现为大众的戏剧。这种大众戏剧上演了一些反对爱国主义的戏：《在比里比》、《红色的罢工》、《拒绝服从》、《龙》等。特别是《最后一个子弹夹》，在最后一场中表现了一些士兵，他们刚刚杀死自己的上司军官，因为他们最终明白了服从是一种罪恶……事实上，在世纪之交，当局乐于使用军队来对付到处发生的罢工。人们看到，部署军队来保卫那些有可能遭到骚动威胁的老板的住宅，这不是个别的事情。早在1891年，在福尔米爆发了第一次枪杀，此后在圣太田、马恩河畔的夏龙、拉翁－勒塔普、德拉韦耶、维尔纳夫－圣乔治等地发生……但那些穿制服的军官为了不遭到咒骂，而宁愿躲离工人区。
戴高乐本人对这种军队同工人阶级的冲突，有过两次亲身体验，因为——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第33步兵团的下士。第33步兵团被派到敦刻尔克去对付罢工者，但团长施瓦茨上校则以下令部队从步枪上拔下刺刀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了罢工者保持安静——其结果引发了陆军部的调查……后来，戴高乐作为第33步兵团少尉，在朗斯的一次矿工罢工中，亲眼目睹了军马离开矿山的情景。
“我看到此情此景时感到极为震惊”，戴高乐写道。“那里有矿工的妻子，她们脸色忧伤（……）因为这（……）意味着一次长期的罢工，即家里再也没有面包，即生活贫穷……”（但他也对部队同人群相处亲密感到震惊。）“当场的大多数矿工曾在第33步兵团服役，他们同穿军服的伙伴见面。‘您好，我的中尉！’有人对我喊道。我便从矿工中间，认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
如果说在工人阶级中，反军国主义显得相当普遍，那么反爱国主义就肯定不是同样普遍的。不过，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法国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思潮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里，以及在此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占过主导地位，然后才由朱尔·盖德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地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重新聚集在1905年成立的、唯一的众议院党团中。1906年，在亚眠举行第一届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法国总工会，法总的诞生明确地揭露了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相似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开始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阶段相适应的社会斗争大潮。这年3月和4月，北方的矿工举行罢工。5月1日，在巴黎举行了激烈的游行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1907年，社会斗争以每周休息为口号。同年3月，电工罢工；4月，食品工业的领薪者罢工；5月和6月，马赛、勒阿佛尔和敦刻尔克等地参加过海军军籍登记的海员罢工；年底，巴黎建筑工人罢工。
1909年5月，当第一次尝试的总罢工发生时，戴高乐正在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戴高乐准备从事在他看来是国家统一完美象征的军人生涯，进入这支他认为是被外国视为保持某种一致的殿堂的军队。对戴高乐来说，即使他已经理解社会分裂的合法性和理由，社会分裂也会显得是国家的严重弱点，而外来的危险正在逼近。也许戴高乐认为，对于一个象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社会团结也是国家团结的条件。但是眼下，在戴高乐眼里，特别是和平主义是可耻的和危险的，这是无疑的，因为此时他把和平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盲目性。戴高乐不怀疑，战争总有一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爱国主义——这是戴高乐亲身体验过的、比任何其他感情都显得更加重要的、唯一的深情——也是一种威胁。对此，人们在戴高乐数年后对第33步兵团下级军官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找到反响。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就选择到第33步兵团服役。这次讲演的题目恰恰是“论爱国主义”。戴高乐指出：“我并不认为，任何人类之爱都不会启示更多的忠诚和更纯洁的忠诚。我们想要反对的是，只是沙文主义而已。是这种思想状态，总是盲目地判定自己祖国在境外的一切好坏行为全都有理。对此看法，必须回答说，即使沙文主义是一种暴行，其价值也比往往说理的爱国主义高出百倍，千倍……必须让韦森热托里、让娜·贞德、维拉尔成为沙文主义者，来完成历史业已传递给我们的任务。
正如半年前，德鲁莱德——德·弗雷西内先生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者”——对我本人所说的那样，那种爱自己母亲并不甚于爱其他母亲的人，是既不爱母亲，也不爱祖国的。”戴高乐对德鲁莱德这位人民民族主义的颂扬者的引述，只能解释为，激烈地反对和平主义派别，而戴高乐知道和平主义派别，至少对一部分法国社会的诱惑，即使实际上他认识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很少也罢。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列举了民族分裂的问题单子，他说这些问题在家庭的对话中出现过，如“放弃法绍达、德雷福斯案件、社会冲突、宗教不和”等。人们从这份问题单子看到，就其智力和政治培训而言，必须赋予这些“冲突”和这些“不和”何种地位。人们最少可以说，对法绍达的回忆已经变得更加遥远了，因为事件发生在1898年。那年，当法国政府决定派马尔桑上尉的使团到尼罗河上游地区时，它知道这会遇到英国人向大湖的渗透，但它却认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提法国在埃及利益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法国政府遇到英国人持不妥协立场，要求它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先撤回马尔桑军事使团时，它在不作重大辩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撤退决定，这只能意味着法国的简单外交行动的受挫。但是，即使法国公众舆论——它对问题的实质不大了解，但关心阅读那些本身也不大了解情况的报纸——对此感到有点不安，即使戴高乐用伤心的语言去谈论法绍达，都是正常的事情，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已更好地估量了放弃法绍达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该事件并未使法国人长期感到恐慌。法国人注意到，在法国当时同意撤回军事使团后，英国则相应地同意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高原地区和西非作出有利于法国的领土安排，然后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法国的立场。
反之，虽然德雷福斯案件在戴高乐长大成人之前就得到解决，但它对戴高乐留下的痕迹太多，以致他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为人诚实，讲思想自由，他早已明白德雷福斯清白无辜，并对周围的人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亨利·戴高乐所在的社会阶层里，人们经常这样写道，也并非罕见，正如《费加罗报》及其总编科尔内里领导的、支持德雷福斯的持久宣传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费加罗报》的文章汇编至今还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好的证词之一。因此，戴高乐在1938年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就此写了长长的一段，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一种厄运的缘故”，戴高乐写道，“在公共精神趋于同军队疏远之时，爆发了这场最能使恶意胡勾结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诉讼中，并不缺少那种会毒化激情的一切。司法错误是真实的，即伪造、前后不连贯、滥用指控，但那些以信仰为由或以国家利益为由，想要把为祖国服务的最高领导层视为圣明的人，却厌恶地拒不接受司法错误；黑暗是令人生气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阴谋、供认、食言、决斗、自杀、附加的案件，使对立的两派不断地发怒，并且不断地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论战是诬陷人的，被报刊、论战小册子、讲话的全部声音所加剧，毫不宽容；疯狂的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对法国人势力——四分五裂的法国人还从这种势力中寻求联合——的象征的最起码的尊重，同那些相互的目光、信念、友情都沉沦在疯狂之中。”
这篇文章是说明问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深信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但他对某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德雷福斯派”的意愿很反感。因为他们想要赋予其事业的，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且是反对军队本身、即反对国家机构——在戴高乐看来，国家机构本应得到民族一致的支持——的可怕的延伸。
人们看到，戴高乐受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甚于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在戴高乐身上有什么深刻痕迹。戴高乐是否同样地、或者更多地受到当时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呢？大多数戴高乐传记作家都这样认为，全都以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描绘法国时所写的、有关的一个短段落作为依据。这是《法兰西及和它的军队》一书的一段。
“在思想领域里”，戴高乐写道，“布特鲁们、柏格森们达到了最高水平，他们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重新开始对贝玑进行秘而不宣的弘扬，恢复了一代青年——他们感到收割者的到来——的早熟。在文学领域里，有巴雷斯的影响，他在精英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同祖先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获得了民族永恒的意识。”
这里的每个词，每个名字都是说明问题的。从19世纪结束起，布特鲁就对法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施加了重大影响。布特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下述的试图：克服那种通常被承认的、科学的绝对必要性同宗教的绝对必要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回答了基督教徒的期望——长期以来，他们将科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当作挑战来加以接受。当时，布特鲁对实证科学原则进行的批判被认为是杰出的批判，尽管他的哲学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赋予现代科学发展以精神第一性的尝试。然而，他以自己的方式，综合了一种深刻的思潮。对此，罗曼。罗兰曾评论说，这是“19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地震和思想火山的爆发，它点燃和震撼了商业世纪的精神”。人们长期认为，现代科学的向前跃进将会认可实证哲学的胜利，但现在却开辟了一个唯心主义复兴和唯灵论加剧的纪元。达尔文的事业遭到了置疑。马赫把物理看作是一种纯现象学的科学。亨利·普安卡雷在做完当代最大胆的数学工作后下结论说：“什么是科学？科学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是一种使那些分开的事实重新接近的方式，是一种关系体系。”文学批评家布吕纳蒂也尔则与学者贝尔特洛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个宣告“科学的破产”，另一个热情地捍卫其唯理论。在保罗·布尔热所写的最有意义的小说之一、1889年出版的小说《弟子》中，重新出现这种对科学的疑问。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一位自觉的数学分析家，由于逻辑的缘故，他几乎失去了人性，面对无法深入的神秘的命运，他进行自我侮辱、自我屈从和自我毁坏”。
1889年恰好出版了亨利·柏格森的主要著作《试论意识的现时情况》。这位哲学家——戴高乐写道，他的著作“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是否象让·拉库蒂尔从马尔罗那里说过和马尔罗确信的那样，同戴高乐家族有过亲戚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