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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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匈党“八大”在宣布联盟政策同时，提出使爱国人民阵线成为劳动阶级的联盟的形式。国内重要社会、群众团体均在阵线内一道工作，阵线参加选举工作，监督国会代表和地方议会成员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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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律制定工作，阐明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立场；研究城镇发展问题，反映居民意见，协助地方议会改善居民的福利和文化生活。工会是匈牙利最大的群众组织，工会全国理事会对国家的经济政策、生活水平政策和其他重大问题，要表示意见。
１９６５年后，它与政府的联席会议成为制度。地方工会和地方议会、各产业工会和政府有关部门，也经常开会协调立场。１９６７年匈成立了合作社农民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生产合作社全国理事会。在涉及农民利益的基本政策和法律问题上，政府部门要征求其意见，它可以要求修改或调整涉及农业社的法令条例。国营企业由商会代表其利益并促进企业间的经济合作。匈还注意发挥共青团、妇女全国理事会、工业合作社全国理事会、消费合作社全国理事会，各少数民族民主联盟等组织的作用。
加强政权建设。在卡达尔执政时期，匈曾数次进行机构改革。政权建立初期曾精简国家机构，把国家监察部、征购部、国营农场部、煤炭部、化工电力部、城镇经济部、高教部等部门撤销或合并，成立物价局和劳动部，扩大财政部、银行和计划局权限，使政府各部数目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０个减至１９５７年的１８个。
同时扩大地方议会权限，使它不仅管农业生产和供应，而且领导本地区工商企业，负责满足居民福利、文化需求。
１９５７年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削减４５％，州、区议会机关削减４０％，而乡议会人员增加。为配合实行新经济体制，１９６６年之后又增强职能部作用，削弱部门部作用，为各部门确定了更明确的权限。把农业部、食品工业部、林业总局和国家土地局合并，扩大建工部和物价局权限，分别更名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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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和城市发展部、物资价格局。
１９７０年撤销区级议会，直辖市（不包括首都）的区议会机构同时撤销。
１９７１年制定议会法后，地方议会享有地方自治和行政管理权，地区建设、文教卫生福利设施和大部分服务性行业划归地方议会管辖，其经济自主权加强，由地方议会自定计划。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地方议会资金增长３倍，它们经管的费用占全部国家预算的３０％。
在立法工作中，１９６６年后加强了对重要法律的制订或修订工作，先后制订、修订了选举法、劳动法、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土地法、人民监督法等，同时制订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和执行细则，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工作有法可循，各项权利义务有法律保证。国会对国家主席团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工作也得到加强，还健全了１９５８年设立的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人民监督委员会可检查除部长会议、法院、检察院之外的一切机构和组织，监督经济、福利、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如发现问题，人民监督委员会有权责成有关机构限期处理，并向它１９６、１按期完成计划，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后半期，国民经济发展速０年匈牙利两度修改选举法。按新法规定，国民议会和市、乡议会，首都区议会代表由选民直选；首都和州的代表由下级议会代表选举，其７５％成员为基层议会成员，其余由爱国人民阵线提名选出。
直选的代表改行个人选区制，接受选民监督，加强代表与议会联系。并规定选举时，可实行差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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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行新经济体制
卡达尔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苏联模式真正有所突破的是１９６８年实行的新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努力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意协调中央的集中管理与地方、企业自主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度集权体制的束缚，搞活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一种有别于中央集权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模式。
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是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正式实行的，而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确立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思想渊源于１９５３年实行新阶段政策时期对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并扭曲发展的作法的批判。
１９５３年６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曾敦促削除过分集中，使企业和地方机构有更大自主权。
政府据此采取了简化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下放权限，放宽农产品征购规定等措施。随后，一些学者也发表文章指出经济高度集中的弊端，对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建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未能真正提上日程。
１９５６年７月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决议要求增强企业自主权，以便逐步纠正过分集中，但旋即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阻碍了决议的执行。
１９５６年事件后，作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课题，再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决议提出，计划工作首先要把注意力转到确定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比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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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上。
１９５７年政府设立经济委员会，由经济专家委员会制定改革方案。当时提出的设想是，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基本取消下达计划的作法，由国家用经济手段实现计划目标，突出价格制度的改革和利润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匈牙利以后经济改革的雏型。但由于国内外条件不成熟，改革主张未占上风，方案未被采纳，“新经济体制”
思想受到批判。
１９６２年苏联利别尔曼建议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匈牙利国内再次提上日程，国内理论界开始对改革展开热烈讨论。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匈党中央全会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认为“对现今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价格、物质利益制度）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审查和按情况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会后，在党中央国家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党中央经济理论工作组吸收１３０名专家学者（后扩为２５０人）参加，分别对计划、企业管理、农业社、外贸、商业、价格、工资和物质利益、投资、科技、地方议会及职工参与管理等１１个专题进行研究，在对国外经验和国内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改革方案。社会上和党内还进行了广泛讨论、宣传，以统一认识。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全会通过《匈党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匈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决定经过一段准备，从１９６８年起全面实行新体制。
《匈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是对改革作出全面理论概括和实践指导的重要文件，在以后匈社工党执政时期，始终坚持决议中确定的改革基本原则。决议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加速达到党和人民的目标——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力，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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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会主义企业的自主权，改善其活动；保障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计划性，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法并使之现代化；更有效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工资原则，增强对企业集体、职员及所有劳动者勤奋、优质工作的鼓励；促使全社会的工作更加有效，使各经济单位的工作更有组织性。决议阐明改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其经济上的必要性源于粗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经济要迅速增长，只有依靠用集约化方式挖掘经济内部的潜力和加速技术的发展。改革在政治上的必要性首先在于保障群众的生活水平今后能更迅速提高，并努力使每一个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比现在更好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个人的生产成绩和集体劳动的成就。
改革的目的还在于消除对个人创造性的过多束缚，减少官僚主义。最后，政治上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改革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决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集中管理与商品关系、市场积极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仍由中央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比例，另一方面保障赋予市场机制运行以广阔的活动余地，把大部分经济决定权转归企业。
决议强调，市场不能成为放任自流、自由竞争的市场，而应成为本身也是由中央调节和管理的市场。
决议又指出，新经济体制的重要特点是，一方面能进一步逐渐集中生产力，另一方面为了国民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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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竞争比迄今起更大的作用，促使它们在市场上竞争“。
①
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取消下达指令性计划。实行新经济体制后，匈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情况下，基本取消向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作法，取消部门独立计划，把大部分经济决定权下放企业。计划工作重点放在长期、中期计划上，中期计划起重要作用。中央只决定战略性问题，确定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比例并规定经济调节手段，主要用经济手段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实行指导性计划，用有控制的市场调节经济进程。
企业根据国家计划、经济调节制度和市场情况自定计划。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不一致时，国家通过协商和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协调，但不放弃必要时采用行政手段。企业在供产销上有了很大自主权，国家以贸易制度代替中央统一调配生产资料和分配产品的作法，同时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控制产品的流通和交换。对军工、医药、能源生产和重大建设项目，对所承担的经互会义务和某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商品的收购、储备仍实行集中管理。
经济决定权的下放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然而在取得成绩同时，由于许多企业不善于运用扩大的自主权，政府部门也未形成一套新的管理办法，出现了过渡性混乱和困难，主要是投资增长过速、各社会阶层收入增长
①引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议与文件集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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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和国家财政收支困难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迫于内外压力，改革出现回潮，１９７２年底起集中的倾向加强。
１９７２年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法，确立以国家计划、企业计划、地方议会计划及长期、中期和年度计划为内容的统一计划制度，强调通过计划协调一致和确保经济平衡；１９７３年设立国家计委，协调计划局和各部、局的计划工作，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并确定对５０个大企业（占工业产量５５％）进行干预。
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进程。实行新经济体制后，匈突出价格、利润、税收、工资、信贷等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
在价格制度上，改革前产品价格一律由国家规定，价格同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的联系不紧。改革后，价格由生产成本、市场评价及国家优惠三要素确定，实行由固定官价、有官价限制的协议价格（最高限价和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构成的混合价格制度。出于政治考虑，改革初期只改革了生产者价格体系，未改动消费者价格，采取国家给予补贴办法弥补两者差额。为解决哄抬物价问题，１９７２年底要求广泛实行合同价格制度，加强物价检查工作，健全价格核算制度。
１９７４年以后，世界市场条件恶化使逐步缩小官价范围的原设想未能及早实现。为使国内价格接近国际价格，减轻国家补贴负担，匈数次对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在利润分配、使用制度上，改革前企业财权有限，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改革后，企业财权扩大，企业收入和利润的一部分通过纳税形式上交，另一部分自用。国家对企业征收社会保险费、所得税、工资税、地皮税、生产税和公共事业税等，用改变税种、税率调节生产和分配，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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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润的分配和使用作出原则规定。改革初，对企业自留利润分配规定较死，要求先按一定公式构成分红基金，余下作为发展基金。
１９７６年后修改利润分配制度，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只规定利润使用顺序，由企业自行决定用于发展及分红的数额，并可用后备金支付亏损、补充流动资金。
在工资制度上，改革前已实行平均工资制和利润分红，但工资额和提资幅度由国家控制。改革初，仍主要采用平均工资制，规定使职工工资和收入直接取决于企业经营状况和本人劳动，并实行新的分红制度。后来采取过严格控制工资总额、修改基本工资制度、试行工资总额制等措施。
１９７６年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特点，实行四种工资制：取决于企业成绩的平均工资制、工资总额制，中央的平均工资制、工资总额制，并扩大使用总额制的范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