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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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特点，实行四种工资制：取决于企业成绩的平均工资制、工资总额制，中央的平均工资制、工资总额制，并扩大使用总额制的范围。国家保障起码增资幅度。
在投资制度上，改革前由国家批准，预算拨款。改革初，改为国家决定的项目仍由预算拨款，企业承担部分费用；企业决定的项目，资金来源由企业发展基金、折旧费留成和银行贷款构成。为控制投资规模，制止失控现象，曾健全投资审批、检查制度，严格贷款发放条件。
１９７６年改为对生产性大投资项目也实行贷款制度，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补贴改为通过投标审定取得，以投资达到计划效果时的纳税优惠形式实现。并进一步严格贷款发放，减少纳税优惠。
在外贸体制上，改革前由中央制定外贸计划，改革后在保持国家外贸垄断情况下，扩大外贸企业权限，给予一些生产、服务企业以独立外贸权或特定外贸权，鼓励外贸公司与国内生产企业、用户密切伙伴关系，对出现的外贸逆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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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通过采取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限制手段予以调节，后来改为发放增加出口货源的投资贷款、调整汇率和减少补贴来解决。
加强企业民主管理。
匈党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是，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助于采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促使劳动者集体参加经营管理和监督，创造更有利条件。
１９５７年曾决定设立企业委员会，在工会领导下对经理负责制实行工人监督。经济改革后，企业自主权扩大，企业民主有了实际意义。
企业委员会的权限和职能由企业工会取代。
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同企业领导签订集体合同。上级领导在评议、任免、奖惩企业领导人时须征求工会意见。企业行政领导制定有关规章制度要征得工会同意。工会有权决定企业福利文化基金的使用，决定社会保险问题，监督和检查劳保工作；决定工会系统的奖励和生活补贴等事项。但作出决定前要征求企业领导意见。
企业制定生产计划须听取工会意见。
工会有权监督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条例、合同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如企业领导在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问题时违反有关法律、条例，工会可行使否决权。
１９７５年又扩大工会小组长权限，由工会小组长代表和维护企业利益，享有赞同、建议、监督和否决权，小组长联席会议行使企业工会权限。
为吸收职工参与管理，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会议（生产会议、工人代表会议、党政工团领导人联席会议、劳动生产队长会议等）的制度。其中生产会议和工人代表会议的作用尤为突出。生产会议由全体职工参加，企业领导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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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企业经营情况，与会者对生产、经营管理、工资、福利和奖励问题有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对社会主义劳动队和模范生产者的评选及奖励有决定权。工人代表会议讨论企业中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生产管理、集体合同的内容、企业工资政策原则、企业自行支配利润的分配比例、文化福利基金的使用等，并对行政领导人的工作做出评价。
在合作社中，一切涉及全社的重大问题均由社员大会决定。社员大会负责制订和修改社章，选举和罢免领导人，通过生产计划，确定劳动定额和年终分配。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际经济条件有利，改革进展顺利，经济发展迅速均衡，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国民收入年增长６５～７％，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被称之为经济发展B的“黄金时代”。同时也须指出，改革进程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
及侵捷事件的影响，并且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和出现失业现象，改革初期对财政、信贷、工资、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作了妥协。新旧体制长期并存，改革后体制仍保留许多直接控制特点，执行中仍习惯于行政命令。企业自主权尤其财权不够大，７０年代初社会纯收入的国家支配部分仍占７０％以上，缺乏有效的利益制度，平均主义倾向限制了企业积极性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由于改革前期出现财政管理、投资、价格和工资收入等方面问题，匈党内围绕新体制的争论激烈。改革后匈摆脱苏联控制趋势加强，双方在经济等方面矛盾公开化，苏领导人公然施加压力，要匈改变方向。
１９７２年为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而采取的调整措施加强了经济管理的集中倾向，行政干预扩大，削弱了对改革原则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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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国际市场石油和原料价格暴涨，外部经济条件恶化给匈经济和新体制的发展造成困难。鼓吹紧跟苏联的改革反对派（以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科莫钦、比斯库为代表）在苏联支持下乘机进攻，公开要求改变新体制，并一度得势。
中央书记、“新经济体制之父”涅尔什和总理福克（均为政治局委员）等改革派代表人物在内外压力下先后辞职，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第四节 外交政策上的变化
１９５６年事件后，西方对匈牙利实行外交孤立，在两大阵营并存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匈牙利紧紧依靠苏联以在国际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临时中央会议决议中提出，本着民族完全独立、自主和主权的原则，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亲密友谊和密切合作的关系是本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１９５７年１月政府声明进而提出要依靠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牢固联盟；根据平等、民族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及互利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１９６２年，作为西方施压手段的“匈牙利问题”从联大议程中取消。
１９６４年西方与匈牙利关系松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逐渐增加。
美国、西欧在与苏联保持军事对峙的同时，采用和平渗透办法与苏争夺东欧，尤其在匈实行新经济体制后，西方把匈作为工作重点，增加高级接触，抬高匈国际地位，鼓励匈“这样较小的国家”在欧洲起“重要作用”
，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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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与匈发展经济、贸易关系。而匈出于自身需要，为从西方取得资金和技术，积极同西方发展经济贸易合作。
与此同时，匈苏矛盾逐渐发展。匈牙利事件后，赫鲁晓夫曾给予卡达尔大力支持，卡对赫怀有深厚感情，赫被赶下台时，卡心存芥蒂。在匈打破外交孤立，经济发展、实力增强同时，要求具有独立面貌的愿望日趋浓烈，民族利益被置于越来越重要位置。匈牙利实行新体制，加速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受到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领导人的指责，匈苏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关系上，尤其是原料、燃料供应和价格问题，以及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上。匈虽与苏存在一定矛盾，但并未放弃在政治和外交上与苏政策总体的协调一致。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外交政策上不背离苏所指定的总原则，同时表现出一定独立性。
７０年代匈外交政策新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其最重要任务是，为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全世界为保卫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与持久和平而斗争。
具体内容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广泛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和争取进步的正义斗争；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匈牙利在发展东西方关系中起桥梁作用；推行多边外交和经济外交。１９７５年欧安会后，匈表示要“毫无保留地贯彻”欧安会文件，积极与西方国家全面发展关系。卡达尔本人连续出访奥地利、意大利、西德等国，西方报刊称卡的访问是“匈同西方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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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运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尊重平等原则。早在１９５９年匈党“七大”上，卡达尔提出既不能忽视本国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也不能忽视国际共运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卡达尔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提出，国际共运中各党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匈党“九大”决议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应该按照本国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定自己的政策。
１９６８年２月，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开幕辞中进而提出，国际共运现今没有中心，既不需要有一个也不需要有若干中心；各党都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
１９６９年６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今后将会表现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样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普遍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重视各国的条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
１９７４年３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卡达尔把匈的立场形象地表达为：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象征性地说，坚持红——白——绿旗帜（指匈国旗）
；同时我们也忠于标志国际团结的红旗。
１９７６年６月他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说，各国人民有权自主地、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指导思想和它所希望走的道路。
１９７７年１月他在总结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文章中强调，接受经验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抄袭和损害独立自主。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公开撰文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的反共主义。同月卡达尔访问奥地利时表示不抱有这种看法。在苏批判欧洲共产主义情况下，１９７７年夏卡达尔访问意大利在谈及欧洲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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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问题时说，西欧党根据本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寻找各自的社会解放道路，这不仅是它们的权利，而且是它们的义务。
在外交和国际共运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虽没有脱离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一致立场，但在强调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特点方面，表现出一定独立性。这得到西方的青睐和西欧共产党的赞赏，有助于增强其国际发言权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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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捷克斯洛伐克“三五”计划的失败和诺沃提尼的垮台
第一节 “三五”计划受挫和捷共１２大
１９６０年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１～１９６５）执行不到两年，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原计划显然脱离实际，捷领导被迫宣布停止执行，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这在当时东欧国家中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经济经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较好，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１９６０年，捷钢产量达６７６万吨，为１９４８年的２５倍，占世界钢产B量的１９５％；煤产量达８１６９万吨，为１９４８年的２倍多，占B世界煤产量的２１％；发电量达２４４５亿千瓦时，为１９４８年B A的３倍以上，占世界总发电量的１０４％；人均肉的消耗量由B１９４８年的２８９公斤上升到１９６０年的５６８公斤。
但是，第三B个五年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不能不发人深思。
该计划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２年执行的情况是，数量、品种和技术指标均未完成。工业生产仅完成计划的９９３％，农业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８年下降B６８％，仍停在战前水平，农作物仅完成计划的８４％，畜牧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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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计划的９３％。生产计划未完成，产品库存积压却增加了３９亿克朗。国民生产总值头两年增长不足１％，国民收入呈下降趋势。
１９６０年，人均国民收入为１２，８９６克朗，１９６４年下降为１２，２８０克朗。基建战线过长，投资１，６００亿克朗，因不少项目未按期投产，使国家损失１００多亿克朗。市场供应，特别是食品供应困难，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外汇形势紧张。
群众不满情绪增长。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原材料供应更加紧张。
在此形势下，捷克领导于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宣布停止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
据捷统计局公布的材料，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５年期间，工业增长２９％（亦说２０％）
，农业减产３％，国民收入增长１０３％（亦说B２％）
，这是捷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５年。有的历史学家称“三五”计划是“经济灾难的计划”。
“三五”计划的失败，在捷国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召开的捷共１２大及其前后的几次中央全会认为，“三五”计划之所以受挫，是由于１９５８年的经济改革措施执行不当，在计划和管理中未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自发倾向，削弱了中央的领导，一些地方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基本建设随意加码，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原材料和市场供应紧张，外贸出现困难。这实际上是认为１９５８年的改革试验是“三五”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捷领导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