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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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主要原因。捷领导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未执行与捷签订的经济合同，不按计划向捷供应原材料和食品，是捷经济困难和计划失败的外部原因。
１９６２年４月诺沃提尼在中央全会上谈及此问题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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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出，中国大幅度压缩对捷贸易，减少了原料、食品、棉花、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的供应，加剧了捷经济的困难。事实是，中捷贸易在捷外贸中的比重仅占１％左右，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由于三年困难和经济调整，削减了对捷的贸易，对捷经济不产生重大影响。捷共领导人的讲话，只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也是出于追随苏联反华的需要。
捷国内不少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三五”计划的失败，是捷共领导人不注意本国特点，照抄苏联经济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结果，也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结果。这种看法看来比较合乎实际。
还必须指出下列因素：捷经济发展虽已达到相当水平，但它的能源、原材料匮乏，１０％的天然气，９５％以上的石油，８０％以上的铁矿砂均仰仗苏联供应；对农业重视不够；粗放经营的潜力已经挖尽；与西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日益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整个经济机制对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技术缺乏应有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以上是捷“三五”
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紧张，捷国防开支增加，还承担了“大家庭”的所谓国际主义的援助任务。这无疑也加重了捷经济的负担。
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召开的捷共１２大上，由诺沃提尼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他分析了“三五”计划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今后的１１项任务，把消除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作为头等任务。大会还决定制定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０年的七年计划，准备使捷经济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过渡，提出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而以重型机械工业作为生产资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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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农业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提出了“到１９７０年使农业达到工业的水平”的口号①。大会还决定发展消费品生产，注意利用本国资源和原材料，发展科技，加强同经互会成员国、特别是同苏联的合作，实行国际分工。大会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央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等等。诺沃提尼称，以上各项任务的总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为今后若干年内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②很明显，在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捷共领导人仍受到超越阶段的思想束缚。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捷共１２大针对１９５８年的改革，特别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和政府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中央不仅要决定计划的制定，而且要直接领导计划的执行。在生产、科技、价格、财政等部门，都必须如此。在农业中，也应以国家计划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诺沃提尼强调说：“国家计划就是党的第二纲领”
③。这就是说，国家计划不仅是法律，而且成了党纲。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机关和政府各个部在执行国家计划方面的职责，在各级管理机构中加强中央的领导和纪律。
捷共１２大不再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注意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等经济杠杆了。
这样就否定了１９５８年的经济改革，使捷经济重新回到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Ⅲ，１９６２～１９６４》，捷文版，第２０页。
②《诺沃提尼言论集Ⅲ，１９６２～１９６４》，捷文版，第１４页。
③《诺沃提尼言论集Ⅱ，１９５８～１９６２》，捷文版，第６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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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轨道。
第二节 捷共１３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尝试
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４日，捷共召开了第１３次代表大会，肯定了捷共１２大提出的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同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开始阶段，而这一阶段比预料的要长一些。大会召开前，捷共在党员和群众中就大会的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不少人对捷共党内和经济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主张从政策和人事上予以解决。
１３大在党员和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未从捷现实可能性出发，规定了过高的发展速度，以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和消费关系比例失调，对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认识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后备，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结果导致“三五”
计划的失败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大会决定继续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会议通过了第四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１９７０）的控制指标：国民收入增长２４％，工业增长３０～３２％，农业增长２０％，个人消费增长２１％；斯洛伐克工业增长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其中化学工业增长８６％，机械工业增长６５％，消费工业增长３０％。
人们认为，同第三个五年计划相比，以上指标比较现实一些。
大会十分注意将捷经济纳入经互会的分工范围，特别强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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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合作，认为这是捷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由于诺沃提尼等主要领导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并未克服，加上国内政治斗争日趋尖锐，１３大决议未能进一步具体化，决议精神未得到认真贯彻，在许多方面还从决议的精神后退。
１９５８年的经济改革虽然被中止，但改革思潮仍在发展。
不少人在探索捷经济的出路，捷共中央有部分人也逐步倾向于进行改革。以著名经济学家希克为代表的一些人率先提出了市场机制的原则，得到了一些领导人的支持。
１９６３年，成立了以希克为主席的捷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经过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于１９６４年提出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针和党的工作》的文件，于１９６５年由捷共中央批准公布。
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决议。
一方面要求取消强制性指标，逐步实行灵活的竞争价格，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分散投资决定权，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计划的主导作用，保留几项指令性指标，实行自由价格的范围也比较小，仅达１０％。此外，在外贸、财政和银行工作方面的改革迈步还不大，文件还规定了较长的过渡期。文件公布后，由于种种阻力，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在改革力量的推动下，捷共中央于１９６６年４月通过了关于改革的第二个文件，即《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这个文件较多地反映了要求改革的主张。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在最大程度上实行自由竞争价格，中央计划的作用是在大的方面对经济进行指导，而且须通过政府政策的间接手段来贯彻实行，不许给企业规定强制性指标，企业必须有真正的自主权，特别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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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权，企业可直接进入外贸市场。此外，对企业实行统一税率的征税制，以代替现行的差额税制。文件还强调要运用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按文件的规定，１９６７年１月进行批发价格改革后，立即将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付诸实施。由于捷共主要领导人犹豫不决，捷国内所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逐步具有危机的迹象，诺沃提尼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改革自然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第三节 捷共内部斗争和诺沃提尼下台
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中央在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模式的同时，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以求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上述经济改革的措施以外，在政治上实行了以下重大步骤。
一、捷共１２大通过新党章，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原则，进一步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
１２大决定将党中央政治局改为主席团，但不设党中央主席，保持中央第一书记。要加强党在政府部门、经济组织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加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作用。还决定在党中央设立经济、农业、生活水平和意识形态这四个委员会，对党和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综合的原则的研究，提出建议，供中央决策。关于党组织的发展问题，捷共中央决定，一方面要防止党员人数下降，一方面不能突击吸收党员，应使党员人数保持在现有１５０万人的水平上。还强调要反对党内严重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捷共在党内生活方面，也是照抄苏共的一套。党组织开会，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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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固定的程序，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
以捷共１２大为例，仅５天的会议，各国党的代表团致祝词者达７０多人，真正发言者仅５０人，而且发言稿事先经书记处审定，官话套话占去不少篇幅，很难就实质问题开展深入讨论。
各级党组织会议，也有固定的议程，往往重形式不重内容，使党员对党的会议失去兴趣。基层党组织开会，党员出席达４０％，就算是个成绩。不少党员为挂名党员，党支部起不了战斗堡垒作用。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搞特权，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党的威信下降，群众中流传着许多讽刺党员的政治笑话。党在群众中的根基日渐削弱。这是捷共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二、逐步对５０年代的政治案件进行复查和平反。
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领导在此问题上一直是被动应付，动作迟缓，远远落后于东欧其他国家。
直到１９６２年，诺沃提尼在捷共１２大上才承认，经过复查，“５０年代大部分政治案件的判决不正确，与被判刑者所犯的罪过的程度和性质不符”
①，决定作进一步复查。
１９６３年４月，捷共中央才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平反，但仍不够彻底，而且为时太晚，难以平息人们的不满。平反的情况是：１恢复斯兰斯基、什林格等４人的公民名誉，但B仍确认开除其党籍的处分；２恢复胡萨克、克利门蒂斯、什B维尔莫娃等１１人的党籍，但仍确认开除他们出中央委员会和撤销职务的处分；３斯姆科夫斯基、诺沃麦斯基等多人被恢B复党籍。与此同时，处分了对政治案件负有重大责任的几个领导人，开除前捷共中央干部部长、政府公安部长科普日瓦，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Ⅲ，１９６２～１９６４》，捷文版，第９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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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切皮契卡等人的党籍。
三、解除西罗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的职务，令其退休。
１９６３年９月捷共中央全会公布的撤销西罗基职务的理由是：贯彻党的路线不力、不接受批评、官僚主义和历史上有政治错误。实际上是将经济未搞好的责任推到西罗基身上。
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列纳尔特被任命为政府总理。
同时被撤职的有副总理杜兰斯基和扬科夫卓娃，还有交通部长、财政部长、计委主席、农业部长。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也发生了变动。斯共中央第一书记巴契列克（５０年代初任政府公安部长）被解除职务，杜布切克被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时被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步入了捷共主要领导人的行列。
四、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巴拉克被撤职判刑。
巴拉克为诺沃提尼的亲戚，一度负责５０年代政治案件的复查工作，为捷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与诺沃提尼发生分歧，曾写密信给赫鲁晓夫，指出捷经济困难同消除个人崇拜动作缓慢有关，还称捷共中央主席团有人参与了５０年代的政治审讯，把矛头直指诺沃提尼。赫鲁晓夫将此信转给了诺沃提尼。
１９６２年２月，巴拉克被以复查政治案件工作不力和犯有贪污罪为由，撤去一切职务，并被判处１５年徒刑。
诺沃提尼的上述措施，并未能改善和加强他的地位。
６０年代下半期，他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除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他，最终迫使他退出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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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界出现了联合起来反对捷当局的趋势，斗争日趋激烈。
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特别是作家和大学生中间，如果说过去主要存在有一股反对当局的暗流，这时则公开出来批评和反对当局及其内外政策，要求“民主和自由”
，主张结束“一党统治”。
１９６７年７月举行的捷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成为知识界反对诺沃提尼政权的转折点。在有党的领导人出席的大会上，有的作家站出来指责捷共和它的政策，否定捷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称捷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捷文化上“最繁荣的时期”
，说捷正经历着“第二个黑暗时代”
①，党和政府正在“鞭打作家”
，宣称“文艺和统治当局永远不能和睦相处”。
认为当局任用的是些“俯首贴耳的庸才”。
他们要求捷共改变文艺政策，取消检查制度，给作家以自由。
他们还批评捷共盲目追随苏联，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