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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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文艺和统治当局永远不能和睦相处”。
认为当局任用的是些“俯首贴耳的庸才”。
他们要求捷共改变文艺政策，取消检查制度，给作家以自由。
他们还批评捷共盲目追随苏联，在中东战争后同以色列断交，认为这是５０年代政治案件中反犹太主义表现的继续。此外，捷一些作家，如哈韦尔、瓦楚利克等人在其作品中攻击捷共，指责它制造政治案件，维护“斯大林主义”等等。与此同时，不少大学生利用各种机会组织示威游行，高呼“我们要民主，自由，光明”等口号，在示威活动中，各种非正式的大学生团体开始取代捷青年联盟组织。作家和学生的种种活动，给捷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引起捷当局的不安。诺沃提尼、党内第二号人物亨德里赫等大力反击，批评知识界的言行是“反对党的领导”
，是“反社会主义行动”
，“给唯心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道德开辟道路”。
捷当局改组文化部和作协领导机
①“黑暗时代”系指１６２０年后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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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开除几位作家的党籍甚至国籍，加强对文艺界的控制。
对学生的抗议活动，则实行武力镇压，打伤和监禁示威者，但以上措施未能奏效。学生的抗议活动有增无已，一些作家则继续活动，成为后来“布拉格之春”和１９８９年剧变中的重要人物。
二、诺沃提尼同斯洛伐克的关系日益紧张。
１９６０年捷议会通过社会主义宪法，削弱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取消了该地区的权力执行机构——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压制了民族自治的要求，引起该地区领导和群众的不满。
１９６４年，诺沃提尼仍坚持“无须改变”对“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判，反对为胡萨克彻底恢复名誉，指责杜布切克也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认为要求实行两个民族的联邦制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诺沃提尼甚至下令对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种种监视。捷当局还削减国家对斯洛伐克的基建投资，按计划对斯洛伐克的基建投资应为总的基建投资的２８％，结果仅实现２２％。
斯洛伐克反诺沃提尼的情绪高涨，关系日趋紧张。
１９６７年９月，诺沃提尼赴斯洛伐克访问，抵达历史名城马尔丁时，怀疑斯洛伐克人要暗害他，不按事先安排同欢迎群众见面，不饮用服务人员送上的饮料，不去准备好的旅馆下榻，甚至拒绝去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者墓献花圈。
更有甚者，他还提出要将斯洛伐克重要历史文物搬迁到布拉格。
这种种伤害斯洛伐克民族感情的作法，既遭到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比拉克等的强烈抵制，更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
三、捷共领导层形成反诺沃提尼阵容。不少领导人反对诺沃提尼在政治上坚持错误、独断独行、迟迟不为５０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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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案件平反；在经济上搞主观主义的高指标、坚持苏联模式、不思改革，造成经济滑坡；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政策，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在民族问题上，不尊重斯洛伐克的民族要求，等等。因此，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诺沃提尼不下台，捷经济改革无法进行，斯洛伐克的民族权利得不到尊重。一些原来站在诺沃提尼一边的领导，如亨德里赫等，也开始同他拉开距离，逐步站到反对他的一边了。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在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杜布切克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诺沃提尼，主张将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总统的职务分开，提出要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诺沃提尼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准备全力反击。
他一方面采用笼络办法，允诺让某某领导人将来接替他的职务，一方面试图动用武力，开展军事演习，以示威胁。结果事情败露，受到捷共中央主席团的批评，认为他企图发动军事政变。使他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诺沃提尼面临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形势，只好求助于苏联领导人。因为当时的惯例是，捷在重要人事安排、大政方针等问题上，均得听命于苏联。诺沃提尼只要继续得到苏联领导的支持，就可保住地位。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８日，诺沃提尼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捷，向他汇报捷国内严重局势和党内斗争情况，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出乎诺沃提尼的意外，勃列日涅夫明确地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很明显，苏共领导已不再支持诺沃提尼，而另有打算了。这并不说明苏共领导不想插手捷内部事务，而是另有原因。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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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形势“
，竟然致电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遗憾”。
这当然影响了勃列日涅夫同诺沃提尼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苏共领导看到诺沃提尼大势已去，无法继续扶植，只好另换新人。
１９６８年１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捷共中央全会决定将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分开，解除诺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他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总统的职务，选举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增补了４名成员。
斯共中央选举比拉克取代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从此，诺沃提尼的统治时代宣布结束。但因为他还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保持相当的影响，因此，反诺沃提尼的浪潮并未平息，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不久，与诺沃提尼进行军事威胁有牵连的两名将军被揭露，一名逃往西方，一名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２日，诺沃提尼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捷人民军创建者之一斯沃博达将军于３月３０日被选为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诺沃提尼的下台，不仅是他个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苏联模式在捷的暂时终结。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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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为在罗马尼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第一节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２５日举行了罗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德治在大会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在罗马尼亚建成，农业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后形式——富农已被消灭，在罗马尼亚人剥削人的现象已不存在。罗共“八大”根据对国内形势的这种分析，讨论并批准了《关于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指示和十五年长远经济计划纲要》。
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整个经济中结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过程，大体上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过渡到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持续的速度继续实行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发展机器制造业；扩大和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全面发展和巩固集体农庄；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推广最新技术，扩大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用现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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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备和机器装备新的企业；进一步改善生产力的地区配置，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使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紧密结合。在分配方面，坚决贯彻以物质鼓励为则的政策。五年计划规定，到１９６５年，工业生产总值将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１１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１３％。其B中，电力产量将由１９５９年的６８亿多度增加到１８５亿度，也就是增加１７倍；钢、钢材和生铁的产量将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１B倍以上；机器制造业的生产将比１９５９年增长１２倍；化学、B橡胶、纤维和造纸工业的总产值将比１９５９年增长２３倍，其B中塑料和合成树脂将增长１５倍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生产将增加１倍；农业的总产量将比１９５９年增长７０～８０％；对外贸易额将比１９５９年增长１倍。
为确保实现上述基本任务，国家决定投资１７０～１８００亿列伊，其中的５８～５９％将用于发展工业，达１００亿列伊以上，而用于农业的投资则占总投资的１２％。
五年计划规定的平均积累率为２４３％，到１９６５年，B国民收入将增长７０～８０％。
罗党“八大”通过的到１９７５年的远景规划的目标是：全面地、积极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五年计划在劳动人民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了。到１９６５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１２４倍，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４４％，比原计B划规定的１３％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１４％。其中，生产资B料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１５７％，高于整个工业的平均增B长速度。钢铁工业取得了重大成就，１９６５年钢的产量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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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６万吨，人均钢产量超过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西B班牙。发电量达到了１７２亿度，人均电力消费量达到了９２５度，而１９５０年只有１２９度。机器制造业的产量比１９５９年增加了１６倍，其比重占整个工业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它保B证了国民经济所需设备的三分之二，满足了石油、木材、食品工业、铁路运输、汽车运输和农业等部门对于机器设备的大部分的需要。化工产量增长了２６倍，其增长速度是整个B工业中最快的。轻工业生产也增长了１倍多，食品工业生产增长了０８倍，对外贸易额增加了１３倍。五年计划的实际B投资额达到了１９３０亿列伊，比原计划规定的投资额超过了１３０亿列伊。随着工业的发展，职工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到１９６５年达到４３０多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部门。
这样，城市人口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３４％，而１９４８年时仅为２３４％。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提高，B１９６５年职工的实际工资比１９５０年增长了１２倍，农民的实B际收入增长了１４倍。
B到１９６５年，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在工业总产值中为９９７％，在农业总产值中为９１６％。罗共认为，由于在所有B B制关系和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根本变化，使罗马尼亚社会变成了一个由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而联合起来的，由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组成的统一的社会，因此罗在１９６５年宣布，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罗马尼亚建成，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在各个工作部门中已取得全面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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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１９６４年４月声明的发表和罗苏矛盾公开化
１９４４年罗马尼亚解放后，一直奉行同苏联友好的政策。
１９５６年苏共２０大到２２大期间，罗基本上还是听从苏共指挥，并在１９６０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一段时间里追随苏共反华反阿尔巴尼亚，但由于赫鲁晓夫借反个人崇拜企图颠覆罗党领导，并利用经互会加紧对罗进行控制，引起了罗的反抗，致使罗苏矛盾日益加剧和公开化。由此，在罗共与苏共之间展开了长期的颠覆与反颠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苏共２０大后，乔治乌—德治没有积极追随赫鲁晓夫在国内搞“反个人崇拜”
，而是重新批判罗共党内早在１９５２年就已被清除的波克—卢卡集团。
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罗党也有所保留。
１９５６年后，苏操纵经互会强调各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配合，强调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罗在经互会会议上，对不利于罗经济发展的决议和措施，曾多次表示异议。如罗否定了１９６０年２月经互会会议上关于在生产粮食和农业原料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各国间计划配合和专业化的决议；１９６１年９月，罗反对事先不与大家商量，硬要把苏共纲领草案中的一些观点强加进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草案中的做法；也不同意苏、捷代表关于建立有几个国家参加的生产综合体的主张等。
罗认为这些都是有损罗主权和独立的形式。为此，苏从经济上对罗施加了许多压力。
１９６１年苏共２２大后，再次掀起反个人崇拜的高潮，罗则在其党内再度批判波克—卢卡和基辛涅夫斯基—康斯坦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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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库两个反党集团，并指出这些人的反党罪行曾得到苏联的支持。此后，罗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罗在国内建设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上也没有盲目追随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措施，如：罗没有实行按生产原则建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的做法；没有实行把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权利下放，而是仅把地方工业—消费品、建筑材料和服务性企业交给各企业所在地的人民会议管理；罗也没有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而是继续保留拖拉机站；罗国内迟迟才把以斯大林命名的工厂、街道易名，斯大林塑象也比较晚才拆除。与此同时，罗对赫鲁晓夫的讲话不再全文转载或发表相应的社论，罗领导人公开讲话中不再强调苏的援助，而是突出罗党本身的作用，从１９６２年“五一”
节开始，罗在游行时不再举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