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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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破坏南共联盟的团结和损害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塞共盟中央的三次秘密会议上，撤换塞共盟领导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铁托亲自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后，塞共盟主席马。尼凯集奇和书记拉。
佩罗维奇提出辞职。会后，塞总理米。博亚尼奇和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博。帕夫洛维奇也提出辞职。一批大企业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被清洗。到年底，共盟伏伊伏丁那省委主席米。查纳达诺维奇和书记米。拉多伊钦提出辞职。外交部长米。特帕瓦茨下台。曾任总参谋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统的科。波波维奇从政治生活中引退。接着斯洛文尼亚总理斯。卡夫契奇，马其顿共盟书记斯。米洛萨夫莱夫斯基，曾任马其顿共盟主席、当时任联邦主席团委员和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的克。茨尔文科夫斯基，波黑派往联邦工作的阿。胡莫、奥。卡拉贝戈维奇、哈。卡佩塔诺维奇、切。科波乐都被撤职。
西方报刊把１９７２年的清洗称作“铁托式的文化大革命”。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这时发生的某些重大民族纠纷和政治事件，已不能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妥善处理，而只有靠铁托总统个人的威望来解决。这里已经暴露出南联邦体制和南共联盟领导体制的软弱无力。
另外，在处理民族主义事件中，单纯进行组织清洗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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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而不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也不能消除群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某些被清洗和被判刑的人倒被群众看作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英雄”。
目前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图季曼和议长斯。梅西奇，就是１９７１年事件后被判刑的人。
第三节 党的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１９６６年处理了兰科维奇事件之后，开展了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着手进行党的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体制中逐渐注入了“联邦化的因素”
，在政治体制中注入了“邦联化的因素”
，这是后来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潜在原因之一。
南共联盟六届四中全会（１９６６年７月）成立了南共联盟改组和今后发展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关于在社会自治的条件下共盟的作用”的公开讨论，并提出关于共盟改组的具体建议。
南共联盟六届五中全会（１９６６年１０月）
通过了改组南共联盟的提纲。
提纲强调，共盟应该研究社会上的基本问题，对自治机构所作决定的社会主义内容负责，但党委会不应成为作出决定的指挥部，而应是提出思想和政治倡议的中心，是理论创见的源泉。全会设立南共联盟主席以代替总书记，铁托当选为主席；全会撤销了中央书记处，选举由３５人组成的主席团和由１１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规定执行委员会委员只能担任党的职务。全会还设立了若干中央工作委员会，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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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外，吸收科学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参加。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和自治省共盟省委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
从南共联盟“九大”
（１９６９年３月）起，代表大会召开的程序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惯例是，南共联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全党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召开代表大会来贯彻执行。
“九大”
改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并选出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派往南共联盟中央机关的候选人，然后召开南共联盟代表大会，协调各方的立场，认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候选人组成的南共联盟中央机关。
“九大”
撤销了中央委员会，代之以主席团和执行局，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处理党内的重大问题。主席团和执行局的成员，按各共和国共盟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及人民军共盟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这样就大大地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作用，确认了它们的“自主地位、平等和责任”。
同时，这实质上也是党联邦化的开端。
１９７４年５月南共联盟“十大”恢复了中央委员会，但仍保留主席团，执行局改为执行委员会，一年一度的代表会议不再召开。
政治体制改革即联邦制改革，体现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和１９７１年通过的三批宪法修正案中。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平等，重申了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扩大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
１９６７年宪法修正案第１号提高了民族院的地位，扩大了它的权力，民族院从联邦院中独立出来，与联邦院平等地行使原来属于联邦院的各种职权。
１９６８年宪法修正案第８号撤销了联邦院，由民族院代之。
修正案第１８号提高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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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地位，自治省有自己的宪法性法律，它根据联邦宪法的原则和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自治省的权利和义务。自治省设有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自治省的领土未经自治省议会的同意不得改变。
１９７１年宪法修正案第３３号规定，在货币制度和货币发行、外汇制度、对外贸易和外国贷款、关税保护、价格监督、援助不发达地区、联邦财政等方面，联邦不征得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不能作出决定。这是联邦议会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原则的开端。但同时也已在联邦制中加进了邦联制的因素。
１９６７年宪法修正案第５号改变了总统职位的继承办法，撤销了副总统，在总统缺位时由联邦议会主席代行其职权。
１９７１年宪法修正案第３６号进一步贯彻集体领导制，设立联邦主席团作为集体国家元首。主席团主席由总统兼任，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１日联邦议会通过的新宪法公布施行。宪法总结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施２０多年来的经验，继承了１９６３年宪法和三批宪法修正案中行之有效的规定，确认了联合劳动制的各项原则，规定了在基层议会和自治组织中实行代表团制，确定了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的国防政策。宪法确认，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联邦议会的组成由五院改为两院：联邦院、共和国和自治省院。
在作出决定时，联邦院实行多数通过的原则，共和国和自治省院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
宪法将联邦主席团成员的人数由２３人减为９人，即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各选派１人，加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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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员的南共联盟主席。总之，这部宪法系统地规定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各项原则和体制。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５日通过了联合劳动法，规定了联合劳动的组织形式、内部关系、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各企业根据联合劳动制的原则进行改组，加强纵向和横向联合，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协调相互关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经济效益，并为加强宏观调节创造条件；同时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使劳动者更加关心生产和便于进行直接管理。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坚持不结盟和积极和平共处的政策。
南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届首脑会议。
继１９６１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后，１９６４年的开罗会议，１９７０年的卢萨卡会议，１９７３年的阿尔及尔会议及以后各次会议，都对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国际形势中，不结盟运动是一支维护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强大力量。
它反对军事集团划分，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谴责强权政策和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鉴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卓越贡献，１９７９年的哈瓦那会议曾特别予以表彰。
第四节 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除１９６５年改革后有短暂的停滞外，基本上平稳，１９８０年与１９６３年相比，人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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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９万增加到２２３０４万，增长１７２１％；就业人数由３３９B万增加到５６８１万，增长６７５８％；社会产值增长１６２６２％，B其中工业增长２３１１９％，农业增长４８１７％；固定资产投资B增长１４３２４％，出口增长１０３５９９％，进口增长１３２５７４％，B个人消费基金增长１５２０４％①。
B分阶段看，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５９９％（其中工业７１６％，农业１０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为B B B５８８％（工业７９１％，农业３１９）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为５６１％B（工业６７９％，农业２４１％）。
这些数字虽然低于１９５３～１９６３B B年高速发展期间的平均数，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算是不低的了。
这个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１９７９８０学A年和１９６３６４学年相比，八年制基础学校的学生，由于人口A出生率下降，减少了１６２万，即减少５４３％；但中学生增加B B４８１万，增长９５５７％；大专生（二年制）增加５８９０２人，增B长１１０３４％；大学生增加２２８３１１人，增长２１２９５％。其他B B文化医疗事业也有巨大的进展。
这个时期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各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后尽量减少用工，失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
１９６３年失业者２３０２７２人，失业率６３６％，１９８０年失业者增B至７８５４９９人，失业率达到１２１５％。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进外资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１９６７年就通过了《外资法》。但由于担心被指责为“出卖主权”和
①《南斯拉夫统计年鉴１９８３年》，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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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国资本剥削国内工人”
，南为外国投资规定了种种限制，如赢利的部门不准外国投资；外资的份额不得超过４９％；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南公民任正职，外资代表只能任副职；合资企业内要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想方设法鼓励外资的赢利继续在南投资，对利润汇出规定了种种限制，等等。
这些规定使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他们宁可向南企业提供贷款以购买他们的设备和专利，而不愿冒巨大的风险与南合办企业。
结果在１９６７～１９８４年的１７年里，南引进外资只有２亿多美元，为同期所借外债的１％。
这个阶段南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南过早地和过分地强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取消了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国的权力中心，增大了离心倾向。
在联邦各机关中普遍实行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则，这样做一方面造成新的实际不平等，使发达共和国的人才不能在联邦机关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面联邦机关中的代表，由于受所派共和国的约束，在共和国的利益和联邦利益发生矛盾时，很难顾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联邦议会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各项法律和决议必须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代表团一致同意通过。这种议事规程对于尊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经济问题上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防止联邦机关的瞎指挥，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协商一致原则被滥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经济问题“议而难决，决而难行”
，贻误时机。
南把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交给直接生产者，这对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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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劳动者觉悟水平的条件下，职工总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较少地考虑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在企业的分配上，只注重消费，不注重积累，想尽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结果积累率不断降低，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
７０年代企业的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要靠外国贷款来解决。
联邦的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数额不少（每年有１０多亿美元）
，对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较高，而且发达共和国中的不发达地区得不到这种基金的资助，所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把提供基金当作负担。另外，社会计划中规定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合办企业并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援助的指标，由于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实现。结果援助的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只起到“输血”而不是“造血”的功能。再者南对不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以致新增的产值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吞掉，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未能明显地缩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扩大了。
７０年代里石油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