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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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分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框框,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齐在其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思想越来越僵化,以致最后走上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的道路,从而使罗的经济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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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改革与危机
第一节70~80年代之交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
70年代,经互会各国在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的局面。
70年代中期,保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低下等缺点也暴露无遗。
因此1976年制定的“七五”计划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与完善生产结构为中心,要求五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45%,工业产值增长55%,农业产值增长20%。
保共中央曾针对当时原材料浪费,资金、设备、外汇利用不足,经济效益差,劳动纪律松散等情况召开全会,并采取处分、撤职、精简机构等行政办法试图加强纪律,提高效益,但效果并不明显。遂于1978年开始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在工农业生产中建立有固定资产、固定劳力和固定产品的新型劳动组织(或称作业队)。
同年又进行以企业为单位的工资包干和工资改革试点工作。
1979年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表,并较大幅度提高了物价水平。从统计数字看,“七五”计划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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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农业产值指标均未完成。
1979年冬保加利亚的燃油和电力开始供应紧张。
在70年代保加利亚实现农工综合体化之后,农业方面的问题渐趋严重。具体表现是:①农业生产规模过大,忽视发展中小规模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禽畜数目下降,抛荒土地增加,整个“七五”计划期间,农业产值仅增长47%(同B期工业产值增长338%)
,农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从50年代的B61%降为70年代的19%。粮食、饲料、畜产品产量不足,B直接影响了出口和国内市场供应;②特别是在1974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加入农工综合体而失去法人资格,由综合体统一核算之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流失较多。这一时期,政府改组了农业领导机构,撤销农业和食品工业部,建立全国农工(综合体)联盟,它是国家—社会机关,自下而上逐级选举产生,由它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实际上它仍是一个行政管理机关,这种形式上的改组没有达到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自主权和提高经济效益、挽救农业颓势的目的。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在发展副食品生产方面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就是发展个人经济和建立地区副食品自给的制度。
为改善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从1973年开始发展个人经济。
1978年实行村镇系统副食品自给制度,除安排公有经济部门生产副食品外,还鼓励城乡居民利用国家的闲置土地从事副食品生产。国家向申请使用零散土地从事副食品的城乡居民提供土地、苗木和一定数额的贷款。
1980年和1982年国家又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确立以州为单位的副食品自给制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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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到1982年,全国已有45万非农业人口利用分得的7万公顷土地生产肉、奶、蛋、蔬菜、水果,其产品占全国副食品产量的13左右。
若以1970年全国A人均消费量同1982年相比,肉从414公斤增至683公斤,B奶从117公升增至179公升,蛋从122个增至217个。
80年代初保加利亚的副食消费量已在东欧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
总的来说,在70年代末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国家困难加剧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一向在对外经济关系和本国建设中依赖苏联的保加利亚开始强调自力更生原则,而苏联则要求“两国合作要适应新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语)。
从保国内的经济形势看,生产和管理的旧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节80年代的改革
保加利亚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开始的,1981年底用《经济机制章程》的法律形式加以系统化,1982年全面实施。制定这个文件的理论根据是日夫科夫在1981年10月一次会议上阐述的将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分开的原则。他认为在保加利亚,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已经“溶合”
,“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并受人民全权委托的国家,而其经营者则是在经济组织中工作的、使用并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他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职能扩大到对财产的直接管理,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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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将国家的计划指标严格限制在最重要的实物指标、科技进步指标和外汇指标三个方面,将经济组织和劳动集体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利扩大到最大限度,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自主解决供产销问题。企业和劳动组织层层实行经济核算,按纳税后最终成果计算各环节的工资,称之为成果余额工资制。
1984年在对《章程》进行修订时,列入了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措施。
保共12大制定的“八五”计划(1981~1985)是以实现生产集约化和在一切领域实行新经济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要求在这期间解决物质生产的技术改造问题,使轻重工业的增长逐步接近,在总体解决谷物生产的基础上加速发展畜牧业,注意提高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质量。鉴于农业出现了衰退趋势,政府于1981年再一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这一年大部分州仍未完成粮食和饲料生产计划。
80年代连续出现了冬季食品和燃料、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1983年保工农业产品因质量不合格被退货或报废的损失剧增。翌年,专门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提高质量问题并制定了长期质量规划。
但由于缺乏保障机制和实施的步骤,效果不够明显。
“八五”计划中提出的全国人均谷物产量1200公斤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80年代中期,保农业开始推行作业队承包制,1988年全国农业会议决定将作业队承包制作为农业工作的基本形式,并将承包期延长至50年,然而长期以来保执行的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方针已使农业潜力枯竭,设备老化,缺乏发展的活力,加以农工综合体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积重难返,农业危机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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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革要求国家机关只对经济工作起宏观调节作用,而不行使非其固有的管理职能,保从1981年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而且还一次次进行得越来越频繁。部级机关从1981年的25个减至1986年的16个,1987年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时竟将财政部等也撤销,使经济管理陷入混乱。这时建立的对被精简人员的培训和转业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80年代中期,保陆续制定允许劳动者个人从事日用品生产和服务工作、从事额外劳动的政策,还决定发展中小企业。
这些举措使经济生活增加了一些活力。这时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保迫切希望拓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渠道,召开过多次东西方工业合作和贸易国际研讨会,还制定了《与外国法人合资法》,建立了4个免税区,但是西方实业家前来投资的甚少,少量投资也是在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方面。
1986年保共召开第13次代表大会前后,日夫科夫提出经济组织自治的主张,并把它列入新的《经济活动章程》,目的是使自治经济组织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不久后他又要求将自治原则扩大到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按照自治的思路及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1987年国民议会通过了把社会主义财产交给劳动集体和交给乡共同体经营的声明。可是它只成为一种形式,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这时,保共中央还通过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设想走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尽相同的改革道路,即将乡居民共同体和企业的劳动集体作为基本的自治单位,自下而上逐级实现全社会的自治。准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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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铲除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滋生官僚主义和社会扭曲的温床。此后保加利亚进一步调整中央部委,又精简保共中央的部,而且还提出撤销部长会议和国务委员会的可能性。
1988年将原有的13个州改为9个大区并进行了相应的机构精简。
在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社会动荡和保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情况下,保共领导人在讲话中不得不谈到政治多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和公开性等问题。
日夫科夫1988年提出党政最高领导人不兼职和任期不超过两届(共10年)的主张。可以说,这时保共领导人已较清楚认识到对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总体改革的必要性。
例如日夫科夫在1988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说:“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能性已经发挥殆尽了。”
因出现了科技革命、苏联改革等新的因素,“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角度出发,保加利亚都必须走革命之路,没有别的选择。”他把1987年的构想总则归纳为四个方面:①改革所有制,实现统一而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解决社会主义财产无主的问题;②改革中央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体制;③实现全社会自治,以达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④实现党的领导和引导作用,但不要使党成为国家政权制度中的一个梯级。这些想法虽包含了社会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因素,但由于采取了主观急躁的改革步骤,随意性大,脱离社会实际,往往流于形式,未能缓解日益深化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如果把二战之后保的经济发展同与它的面积、人口、二战后的经济状况相仿的希腊相比较,就更可看出保经济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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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趋势。
例如,1955年希腊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05美元,保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429列弗(官方比价1列弗约折合1美元)。
1970年,保的人均收入为1255列弗,希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280美元。但到1980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增至4298美元,而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358列弗,悬殊已较明显。
1988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252美元,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145列弗,若按官方比价折算,也仅为希的35A左右。
80年代以来,保的另一邻国土耳其的发展也比较快。
尽管保经济40余年有较大增长,1987年的国民收入为1948年的20倍,工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农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人均工资为1952年的57倍,但80年代与资本B主义邻国差距拉大和增长势头下降的现实已给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
第三节 国际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形成
几十年来,由于主客观的因素,保加利亚形成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苏联和经互会的格局。它与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75%以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使保承受着重大的经济压力。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因质量低劣被退回或报废,它要求得到的原材料又供应不足。戈提倡的“新思维”和日夫科夫更不合拍。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一直发展不快,1975年以来这方面的外贸额占贸易总额的10~17%,80年代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比重降至85~68%,进口比重仍保持在15%以上,自由外汇的逆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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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联削减原材料和原油供应,以及国内农业减产,保不得不向西方举债进口原材料及饲料、食品等。外债总额从1984年的30亿美元猛增至1989年的110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是短期贷款。
从保加利亚国内来说,多年实行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使轻重工业、工农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失调,成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如保社会党191年作历史回顾时所说的,“长期以来实行了与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传统不相适应的结构政策,把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从而牺牲了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在过去一个时期,保将45%左右的投资用于发展工业,1985年后这一比重增加到48~57%,而主要投放在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时期,还耗资数十亿列弗兴建了几个工期长、效益差的重型机械厂,它们同一些按经互会分工兴建的电子工厂一起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
1989年底未竣工项目占用资金140亿列弗,超过全年的工业投资总额。另一方面,国家忽视具有传统优势的农业以及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
农业的投资比重从70年代占投资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