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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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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宪法,霍查在1981年11月举行的劳动党“八大”

    上称,“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任何外援和贷款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和前进的国家”。

    但客观地分析这部宪法全文,可以说,它正是全面、系统地体现了霍查的“左”倾思想。

    第三节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三大案件”和谢胡自杀

    一、“三大反党案件”

    霍查的“左”倾思想在这15年的政治生活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首先,在强调劳动党是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力量的时候,走到了片面、绝对的地步。他认为,劳动党是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这种领导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它决定一切,监督一切。

    7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提出,所有政权机构,包括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地方人民会议及其执行委员会(地方政府)

    、法院和检察院、人民军和内务部门都是党的助手。在实践中,他要求“主要问题都应该先由政治局进行研究,然后交给政府,由它落实贯彻政治局的决定”。这实际上把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置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议会之上,把政府变成政治局的执行机关。结果,形成了全国一切权力集中于党中央政治局,甚至霍查一个人的局面。事实上,长期以来,霍查始终强调,在党中央和政治局内部不许持有不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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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这意味着一切只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不许别人保持和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这就在全党全国政治思想和理论学术界形成了盲目附和,肉麻吹捧,不许自由讨论和对创造性探索的压抑和沉闷空气。

    与此同时,劳动党和霍查坚持阶级斗争是“全党和政权机关的永久性的任务”。

    他们强调,人民和党与内外敌人之间、无产阶级思想与新旧反动思想之间的阶级斗争正趋于尖锐化;这时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有人会在敌人的压力面前屈服,背叛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而成为新的敌人。

    1973~1975年间,在霍查的主持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接连揭发和处理了三个“反党集团”。

    1文艺、宣传界的“法迪尔。帕奇拉米和托迪。卢鲍涅B集团”。

    这两人都是劳动党多届的中央委员。

    帕奇拉米曾任地拉那区党委书记,剧作家;卢鲍涅曾任广播电视总局局长。

    根据霍查1973年1月在人民议会主席团会议上和同年3月15日在党中央机关干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党的四中全会(1973年6月26~28日)认为,他们两人歪曲和破坏党的文艺路线,借口反对保守主义助长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恶习,破坏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他们宣扬的自由主义遍及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以及青年的衣着打扮和行为表现上;他们影响着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全会认为,这一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是放弃阶级斗争,主张同敌对思想体系和平共处。

    为此,四中全会还批评了地拉那区党委、作家艺术家协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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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部、劳动青年联盟、工会以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单位。

    全会最后决定,把“坚持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帕奇拉米的卢鲍涅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2军界的“贝基尔。巴卢库、佩特里特。杜米和希托。

    B恰科集团“。

    巴卢库曾长期担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人民保卫部部长之职;杜米曾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保卫部第一副部长、人民军总参谋长;恰科曾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劳动党认为,军队工作中多年来存在着歪曲和违背党的指示的现象,这阻碍着执行有关全军全民作好人民战争准备的军事纲领,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巴卢库反党集团”的敌对活动。早在60年代中期,他们对“思想文化革命”中采取的有关军队建设的决定心怀不满,并开始纠集在一起。

    五中全会(1974年7月25日~26日)和六中全会(1974年12月16~17日)认为,巴卢库等人违背党和国防委员会关于全民军事艺术,即通过人民战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指示,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提出《军事理论提纲》,宣扬游击战和失败主义,以削弱和破坏军队的战备;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制度;同国外敌人保持着联系,企图为敌人打开国家大门。两次全会分别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并提交司法机关进行审理;1975年11月被处决。

    3经济界的“阿卜杜勒。凯莱齐、科乔。戴奥多西和基B乔。恩杰拉集团”。

    凯莱齐曾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戴奥多西曾任劳动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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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工矿部长;恩杰拉曾任党中央委员、政府贸易部长。劳动党发现,凯莱齐等人利用他们的职位,多年来一直在私下开展着敌对活动;最后,党的七中全会(1975年5月26~29日)和八中全会(1975年10月)揭露了他们的反党阴谋。全会指责他们歪曲党的经济路线,反对经济工作中的集中领导,在计划工作中支持自发和无政府倾向,破坏石油、天然气、矿业、农业、建筑业等部门的工作,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把它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七中全会决定把凯莱齐和戴奥多西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八中全会决定把恩杰拉开除出党。

    1977年,凯莱齐和戴奥多西被处决,恩杰拉被判处徒刑。

    这些案件涉及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71年11月选举产生的六届中央委员71人和候补委员39人中,因这三个案件而被开除14人,随之被清洗的党员和干部多达3万余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

    二、谢胡自杀1981年12月18日晚,即劳动党“八大”闭幕刚一个多月,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发表公告,宣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因“精神忧郁”

    ,自杀身亡。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地拉那电台随后照常播放着文艺节目。次日的报纸也只在头版下方14处刊登了这则共约400字的公告。此外,官方没A有组织任何哀追悼活动,没有接受有些国家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和死者亲属表示的哀悼。此后,阿尔巴尼亚当局一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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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沉默。

    在谢胡死后整整一年,霍查于1982年11月10日在地拉那会见第210选区的选民时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第一次谴责当年的“亲密战友”

    、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谢胡是美国、英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多国间谍”

    ,是“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最危险的叛徒和敌人”。他说,谢胡“曾多次因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到党的批评。……他早在战前就为美国秘密情报机关效力。

    ……在第一旅期间,他被南斯拉夫秘密情报机关、后又为苏联的克格勃所收买,并为它们尽力效忠。根据外国特务机关,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指令,他及其现已移交侦查机关的阴谋集团成员曾企图破坏我们党和人民政权,使阿尔巴尼亚屈服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

    霍查接着说:“谢胡接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指令,要他谋杀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用恐怖手段镇压所有敢于反对这一大背叛行径的人们。”霍查最后说:“处于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要求,……以及害怕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两面夹攻之中的穆。谢胡走投无路,只好走上自杀这条可耻的道路。”

    霍查的这一番讲话明确地告诉人们,谢胡的自杀不是因为“精神忧郁”

    ,而是因为同霍查发生了某种冲突并打了败仗,不得已而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谢胡是否被杀,就不得而知了。

    还必须一提的是,谢胡死亡的当天,他的老婆、党中央委员、党校校长费契莱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全被逮捕入狱。

    1982年1月,谢胡之侄、党中央候补委员、内务部长费乔尔也被解除了内务部长职务,锒铛入狱。同年11月底,阿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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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改组,16个政府部长更换了12个,其中有些人被捕后受到了法律制裁。

    1983年,谢胡的内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也被枪决。

    第四节 封闭的对外政策和阿中关系恶化

    一、封闭的对外政策进入70年代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左”倾思想在对外关系方面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观点:1坚持世界上所有国家“非社即资”。劳动党和霍查认B为,当今“世界已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即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远景,而是一个面临解决的问题”。他们进而认为,“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

    、“不结盟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等流行的名称都掩盖着这些政治力量的阶级性和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因为,“在我们时代,国家是按其社会制度划分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

    在这基础上,他们把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异同作为决定国家关系的首要标准,并以我划线,要求别国在观点上和实践中都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

    2把所有别的国家看作“非资即修”

    ,唯我独革。

    劳动党B和霍查一方面高唱“反帝反修”的调子,表示要与它们“永远划清界限”

    ,“决不妥协”

    ;另一方面挥动“世界革命”的旗子,表示要“支持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并推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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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他们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已是“非资即修”

    ,而标榜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堡垒”

    ,是“世界上唯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一贯正确的”

    “反修旗手”。

    3把自力更生原则加以片面化和绝对化,制定和推行了B一种闭关锁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劳动党和霍查认为,只有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才能保持独立和主权。

    特别是1976年12月生效的宪法明文规定,禁止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外国公司以及外国的其他经济、金融机构和合营公司,禁止接受它们的贷款。这就把自我封闭载入了国家大法,从思想上的孤立走向了经济上的孤立。这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强调对外开放将会受到“精神、经济和军事上的束缚”

    ,他们在标榜自己不接受外国援助和贷款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别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

    二、阿中关系恶化7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把原先限于内部的阿中分歧迅速推向公开化和尖锐化,从早先的旁敲侧击变为公开点名,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进行全面的恶毒的攻击。

    在1971年11月1~7日举行的劳动党“六大”上,霍查在报告中虽然仍称赞中国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并表示为“由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光辉胜利而感到无限高兴,为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和朋友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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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自豪,称赞中阿友好合作,但他显然若有所指地说,两个超级大国有着共同的反革命战略,那么就“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而“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首先是对待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检验世界上一切政治力量的试金石”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任何动摇都孕育着十分危险的后果”。当时,针对中国调整中美关系,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写信给中共中央,无端进行责难,反对中国的这一调整行动。

    在1973~1975年的“三大案件”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更是子虚乌有地把它们同中国联系起来,似乎它们都受到了中国的指使和支持。

    在1976年11月1~7日举行的劳动党“七大”上,霍查以很大篇幅公开攻击“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国家只能按其社会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掩盖了区分国家性质的阶级性。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绝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正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己承认的,“七大”是一次公开反华的大会。

    “七大”以后,阿中关系急剧恶化。

    1976年12月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其中主要的有:中央政治局会议(1976年12月20日)

    、七届二中全会(1977年6月28~29日)和三中全会(1977年11月15~18日)。在这些会议上,霍查都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谈到了劳动党和他自己反对中国的主要观点,包括反对中共“八大”的报告,反对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观点,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的立场,攻击中共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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