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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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力量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律才能维护弱者的合法权利，弱势的人没有组织做后盾，法律就有成为强势者欺负弱势者的工具的危险。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民间社会的管理才能高效，管理成本才能降低。

　　　　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基础决定，只能建立一个以农民组织化为基础的农民自治的乡村上层建筑。今后若干年，放活农民组织是农村改革的关键。如果说前30年的成就是解放农民个人和家庭所创造的增长奇迹，我们期待今后若干年，通过激发〃农民组织〃的功能，再次创造发展的奇迹。

　　　　我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后的中西部农村的未来发展，只有靠合作社竞争发展、靠集体经济竞争发展等等，〃家庭〃只是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等经济组织的一个〃细胞〃。扶持和推动农民组织之间的竞争发展是农村改革第二步的核心任务。

　　　　第三步，放活基层政府。当农民（民间）组织发育成熟后，农民（民间）组织化的力量会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乡村社会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体制将随之改变，民主与法制将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建立民本的精简、高效、低耗的自治政府将成为必然要求。一方面基层自治政府对农民负责；另一方面，要求上级政府〃放活〃基层政府。县市政府和乡镇政府不再是〃老子〃和〃儿子〃的封建关系，而是法定的权义（宪政）关系。只有〃放活〃基层政府的改革落实了，实现了〃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农村改革才算真正完成。届时，农村将进入一个成熟的、秩序化的新阶段——民主和法制的发展阶段。

　　　　（五）改革无捷径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有捷径可走，这种心理十分有害。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初期就下定决心〃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从中看出前人对旧体制的彻底失望和坚定地朝〃彼岸〃前进的决心和智慧。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明确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中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正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同步、走了回头路，所以才出现了〃三农〃问题的日趋严重化，〃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农村有土地、矿产、森林、河流、市场……农民很勤劳、很智慧、很有创造力……农民为什么贫困？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加入香港乐施会之后，我到了云南、贵州的大山深处，给了我太多的震撼，让我明白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加深了我对农民的理解和尊敬。云贵三年的扶贫之旅，我心中常常压抑着一句话，想使出全部的力气向国人呼喊：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以下是我2004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篇演讲，原题为《贫困的制度性因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城市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不合理的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运出去的矿产价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等地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用以维修那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所损坏路面的资金，就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这些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开发了资源，投资者暴富了，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收益甚微，但受害不浅。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水库的水漏掉了……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森林是国家的，砍伐〃国家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森林没有砍伐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建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而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300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部分　9。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3）

　　　　（一）贫困的制度因素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农民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当地人无疑是国民，可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可谁代表国家征税呢？1吨煤35―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农民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农民辛苦建立的产业，也要被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不属于农民。农民集资安装了电话，产权不属于农民了。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却没任何人承担任何责任。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冷藏猪，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80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种子公司专营，把从事种子、肥料、农药经营的农民害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农村用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用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农民修了公路，政府部门去收费，路坏了又要农民自己修。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投好几百万甚至千万。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没有覆盖农民的。这是个极大的不平等，即使这样，还有些人要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2003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在云南、贵州的很多农村，分田到户之后，不准农民〃增人增地〃，已经出现了25％左右的无地农民，同时也产生了25％的有地市民，无地农民要给有地市民一亩地交300斤玉米的地租，这25％的无地农民怎么不贫困？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贫困地区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定土地承包关系可以有利于〃要素市场〃发育，有利于资本扩张。我们有没有考虑过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去解决大山深处的贫困呢？

　　　　第四，金融制度。国家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国有银行进了城，又不允许农民自主办金融，叫农民和农村发展指望谁！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有人也许会反驳：不是给龙头企业免税和财政金融扶持吗？是的，没错。但你要知道，全世界的国家，都只给农民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扶持政策，中国却不一样。（农业税虽已取消，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率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实践证明，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优势阶层。医疗资源90％都配置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个案中，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寨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他把20―40岁的黄金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把穷地方的资源往富地方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一百多，中学一千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一百、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不给钱，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1985年的价格0。095元/斤，2004年涨到了0。6―0。7元/斤，算涨了7倍吧，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农民怎么不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体系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严重的就业歧视依然还存在。更为严重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