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小说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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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像，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像。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我不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但池田寿龟老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他和他们，无疑是些日本的“忧国之士”。起码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忧国之士”。我并未和他就这些话题展开来坦率交谈过。我仅仅是凭着我的敏锐的理解力感觉到，以上那些对中日关系的关注，进一步说是日本人出于本能而对日本的忧患，肯定存在于他的头脑中。。
　　我到他住的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去看望过他一次──因为受到他两次真挚又热情的邀请。他的老伴儿亲自做了日本小点心款待我。是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点心。。
　　春节前，他留下译稿，携老伴儿回日本去了。他谢绝了外文出版社的
　　送行，却在电话里希望“麻烦”我一次。我也就“当仁不让”了。毕竟是两位异国老人，对北京机场不熟，带的东西又多，整个儿全懵。
　　在出境口还受到了开箱检查，虽然并没检查出任何违禁的东西，但老伴儿俩已汗滚滚下了。因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们这儿还要重新收拾皮箱。
　　临别之际他从风衣兜里掏出一个卷着的信封，往我手里塞。我以为是钱，坚拒不受。他急得直跺脚，连说：“一点儿心意，一点儿心意。。”他老伴儿也在一旁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
　　我只得违心收了。众目睽睽之下，觉得极不好意思。觉得四面八方投注过来的目光，都是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怪怪的。大概人们都以为那信封内装的是美元或日元。当时我自己也这么以为。仿佛当众接受小费。心里别别扭扭的。暗想我是送客，又不是杂役啊！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撕开了那封口的信封──却并非美元或日元。而是一双灰色的男袜。
　　我不禁徒自的失笑。。
　　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袜子就是经穿。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给我写来情深谊长的信。他的汉字写的很有特点，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以后，每至新年前几天，我都会收到池田老先生寄来的贺卡。贺卡上总是写满了他那方方正正的的隶书笔体的字。他们记得我儿子和妻子的名。贺卡上总不会忘记对我儿子和妻子的祝福，又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又老了一岁，但还在为增强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可是我一次也没给他回过信，一次也没给他寄过贺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贺卡。以为不过是日本人的礼节。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们在我心中就渐渐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种礼节，对这种礼节的顾全态度，在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我已经不将那些贺卡仅仅当成礼节，而开始视为真挚的友情了。真挚的反意词是虚伪。人不太可能将一种虚伪延长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国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对他无所求一样，他对我也是无所求的。生活在两个国家里的互无所求的男人，这一种友情是值得珍视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达夫先生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钮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
　　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
　　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
　　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他“友邦惊诧”了。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
　　的。”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
　　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我说：“我家不远。”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
　　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
　　我家坐坐。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
　　时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
　　照，我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送她走至路口，却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
　　谌客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扇子，是晓声家的。。”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木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
　　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绘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我的小说《黑钮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补贴印刷费。所以，尽管他已经译了我十余万字的作品，我却从未向他讨过原著费。至今我仅收到过十五美元，还是他主动寄来的。。日本穷人家的女儿我见过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轻女性。当年外语学院的留学生。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也没有名片留给我。彼此没什么友情基础，故只能算是见过。
　　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乾冷的天光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乾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佣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佣“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
　　她有几分【忄西】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是日本留学生中。。这是，我的学生证。。”
　　日本留学生？
　　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的呢大衣。
　　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跟前插上，接着为她沏了一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已的鞋尖儿，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已了。她感到很
　　寂寞。她想找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钱。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
　　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
　　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
　　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
　　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儿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少数的妇女小孩儿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儿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点（当年乃八六或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