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小说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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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中国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
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
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已。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记忆。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我接触过的最后两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掘江义人，一位是《读卖新闻》北京支局长荒井利明。他们都是通过全国“记协”与我联系并要求采访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接触”过。而且仅仅是被采访过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们希望通过我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改革开放”；尽管我也希望通过被采访经由他们了解我所没去过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了十句之后才有机会反问一句，当然是他们的收获比我的收获多。他们的收获“大大的”，我的收获“小小的”。我不知他们究竟会不会说中国话，反正他们都带着翻译。而且是中国方面的翻译，
如果我们认为“读卖”与“朝日”两家日本大报驻北京的支局长，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闻官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遵纪守法”的，尊中国之“纪”。守中国之“法”。这从他们并不擅自与我本人联系，而要经过“记协“与“作协”与我联系，是足以证明的。我强调陪同他们的翻译是“中国方面”的，意思绝非仅仅是说翻译是中国人。而是说翻译是专职
的。直接隶属于某些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是很重视中国“国情”，很在意他们的采访的“合法性”的。与香港、台湾、西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的某些记者们是大不一样的。后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民间私访”，更强调记者们“自由”。全不顾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对“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闻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论自由啦，与他们的理解和诠释是有很大歧义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对我的采访，都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都首先彬彬有礼地声明──如果他们问了什么我觉得不便回答的问题，那绝非他们存心使我为难，而是他们不慎超越了“采访禁区”，希望预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一开始都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对我的国家不怀有任何恶意。热爱我们的人民。
无论我的国家贫穷还是落后，我都爱她。因而，不管面对哪一国家的记者，我都不会认为，我对抗我的国家的言论是必须谨小慎微地打什么折扣的。他们想了解什么尽可以开诚布公地问。我也将开诚布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国家机密。我没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的采访应该是没有所谓‘禁区’的。我的回答也将没有所谓‘禁区’。如果我批评我的国家的某一方面，那只能证明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广大中国民众普遍的不满！先生，请开口问吧！”
我的话当时都使他们感到出乎预料。
而实际上，他们所问，从始到终，都半点儿没有使我觉得不便回答，感到为难过。
他们很关心中国会否“长治久安”。
而我觉得，他们更其关心的是，中国的“安”与“不安”，对日中关系，主要是日中经济关系，究竟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又会导致日本的经济前景发生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变化。
无庸置疑，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两位极爱国的日本先生。也是两位可敬的日本的“忧国之士”。他们的心中似乎充满了对他们的国的远忧和近虑。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
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足以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在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
我接受过美国记者的采访。他们总是围绕着“民主和人权”与你谈。
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索然。而日本记者们几乎从不与中国的被采访者谈什么“民主和人权”。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竭诚的拥护者吧？──我常这
么想。“如果中国乱了，将会怎样？”掘江和荒井两位先生都这么问过我。而我都这么反问过：“我没理解错的话，先生是不是在问──如果中国
乱了，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将会怎样？”“中国千万不要乱起来！”掘江先生这么说过。荒井先生也这么说过。他们说此话时，都表现出由衷的忧患意识，一如我自己在这方面常常
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我并不同时替日本优患什么。而他们的忧患的出发之点，首先是他们的国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其次”。
美国佬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特别耐人寻味的。他们不像日本人那么问。他们这样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状态还能维持
多久？”仿佛他们早已替中国预测过──目前的稳定不过是暂时的。你从他们的话中，多少总能咀嚼出点儿类乎率灾乐祸的意味儿。也许
他们并不真的幸灾乐祸，只不过对他们的估计和判断太自信，觉得他们是在以更坦率更接近“事实”的方式提出问题。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常在想──他妈的美国佬也罢，日本人也罢，中国将来会怎样，全在于十二亿中国人对中国的感觉如何！忽视了这一种感觉，就等于忽视了季节谈天气！。。
飞机载着我，和我这一种纯粹中国人的想法，平稳地着落在东京机场。。日本的乳胶──女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从她们的风采，可以透视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品质。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贴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
我们代表团住在日中友好宾馆。一座在东京绝对不起眼的楼。地处僻静的小街。每天要早早离开宾馆，步行十五分钟左右，乘地铁赶往日本剧作家协会去观摩影片，举行座谈。路上和地铁上，便是我观察东京的女人们的时机。
早晨八点多钟后，东京的路上便行人很少了。南来北往的车辆也不多了。地铁过了“高峰”。
人行道上偶有女人匆匆而行。乘地铁的女人大约是男人的十分之一，年龄都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间。我知道她们便是日本女人中的“上班族”。
她们与我以前想象的日本女人有很大区别。不知受了什么文化和传媒的影响，按我以前的想象，日本女人普遍尽是矮矮的个子，短而粗的小腿。十之之四五还是“Ｏ型腿”。像鲜族女人一样扁平的，普遍宽圆的脸。鼻粱不明显。五官较分散。细眉眯眼者居多。
不。她们完全不是这样的。起码我在十天内所见到的，二十岁至三十岁间的日本女人完全不是这样的。
她们的个子一点儿也不矮。普遍的她们，绝不比普遍的北京的女人矮。她们的腿既不短也不粗。十天内我没见过一个哪怕略微有点儿“Ｏ型腿”的日本女人。恰恰相反，她们的身材都比较苗条。普遍的她们都趋于窈瘦。便显得腿细且长了。十天内我竟没见到一个算得上“胖子”的日本女人。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一半以上的日本女人，婚后便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了。这一半以上的女人中，当然注定了会派生出较胖的一些。她们既不必上班，也就等于自行地从女人这道城市风景线隐退了。我不太能看到她们。
第二，日本人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喜清淡，几乎不吃油腻的东西。一日三餐，蛋白质充足，脂肪摄取量有限。第三，日本女人谋职不易。在日本这个处处体现“男人主权”的国家，男人录用女人时，“形像”肯定是很主要也很重要的一条。那么一半儿的日本女人的一半，等于被男人们的挑剔的筛选原则，既排除在“上班族”的行列之外，也排除在城市风景线之外了。第四，“地铁运动”，对于有幸成为“上班族”的女人，无疑是日日、月月、年年都进行着的健美运动。在人行道，在地铁通道，她们的步子永远那么急匆匆地朝前迈。绝不左顾右盼。似乎也无暇左顾右盼。东京，有车的日本家庭当然不少。但除了节假日，将车开到马路上去的日本人并不多。所以东京的交通秩序良好，几乎没有堵车现象。地铁为日本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教授、公司高级职员、大多数演艺者，都宁愿乘地铁。更不消说那些“上班族”的日本女人。对女人而言，日日、月月、年年的匆匆步行之于体形健美，我想也许是比日日、月月、年年的骑自行车更奏效的。
她们的衣着也是寻常的。寻常得使我有些讶然。正是十月初季节。东京每天气温在二十五六度左右。有时还要高些。女人们若想穿得瘦一点儿、透一点儿、露一点儿，总而言之性感一点儿，季节还是允许的。但我没见过一个穿得那样的女人。也许她们的“单位”有严格的限制吧？也没见过一个穿得怎么时髦的女人。寻常得不说也罢。我们的团中，有一位是长影的女编剧王浙滨。浙滨每隔两日必是要换一套服装的。每一套都堪称时装。大家常调侃她，说她到日本搞个人时装展来了。的确，十天内，我没发现过一个比浙滨穿得讲究的日本女人。也许，相对于她们，时装还是太贵吧？
她们也基本上不施脂粉。尤其二十多岁的她们，素面清洁，甚至连唇膏也不拭。没见过纹眉的，描眼线的，涂眼影的。没见过将头发烫成很新潮的发型的。戴戒指、耳环，项链儿的也少而又少。
三十多岁的她们，偶见过化淡妆的。
年轻的日本女人喜欢听音乐。每次乘地铁，都可发现车厢里有戴耳塞
子的她们。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最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还是我自己有一天找到了答案。在日中友好宾馆我的房间。在夜晚十一点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