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小说集-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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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著在复旦园内被称为“新文学史”，规定中文系学生人必购之，购必读之。“四人帮”对它也极为欣赏，在史学界大大鼓噪了一番。制造了一阵别有用心的热闹。
沃克提出了一个我和小莫不愿回答的问题。关于“新文学史”，即使在我们中国学生之间谈起，若非彼此绝对信任，也是讳莫如深，谨而慎之的。但如果我们根本不回答，又未免显得我们心有所忌到了胆小如鼠的地步。这又会使我们感到，在一位留学生面前，人格贬低，自尊难保。而且，说到底，他向我们提出的毕竟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起码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纯学术问题。
于是我用外交词令回答：“那是一部很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我因头脑中能想出这样一句圆滑的话作为回答，对自己感到很满意。同时极欲尽快摆脱掉这位“瑞典王子”的“纠缠”。是的，我已经觉得他是在“纠缠”我们了。小莫却自作聪明地反问：“您呢？您是否能够接受那种文学史观？”
“我当然反对了！如果我们留学生在中国都接受了这样一种文学史观，那就太可悲了！
那我们就白到中国来留学了，那我们回国后的个人前途就毫无希望了！一个尊重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国家，是不会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篡改自己的文学史的，这难道不是极其愚蠢的事情吗？。。”沃克激动起来，站在我们面前，看样子要对我们发表“激烈反对派”的演说。
当时我心中真是对他充满了羡慕。因为他有坦率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力。而我没有。小莫也没有。复旦园内哪一位教师哪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他说了，最严重的后果，也无非是可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他说的那番话如果出自我们口中，轻则受批判，被记过；重则可能被开除，甚至打成“反革命”。世界那么大，中国不欢迎他，他还可以到许多国家去。中国若对我和小莫过不去，我们就他妈的彻底完了。
有几个新闻系的女同学从我们身旁走过，频频回头。显然，她们听到了沃克的话。
高音喇叭里，《鸟儿问答》诗词歌仍在播放。广播员仿佛不但要使这歌声响彻复旦园，而且传遍神州大地。我和小莫对此已司空“听”惯，并未作出什么表情反应。
麦克却皱起了眉头，长长的手臂在空中一挥，大声说：“真讨厌！”
我和小莫这一惊非同小可！
可是我们无法摆脱他。我们加快脚步朝前走，他却倒退着走，继续面对面地和我们说：“这不能算诗！也不能算歌曲！如果我是毛泽东主席，我就绝不会将这两首诗词也收入自己的诗词集。你们中国古代的美学家不是讲
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吗？可这两首诗词难道能算好诗词吗？‘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树入云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难道这样的词句还不够平庸吗？你们却说这是中国现实的伟大浪漫主义的写照！这真实吗？这使我联想到了你们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大张旗鼓地对安东尼奥尼进行的批判，就因为他用摄影机向全世界展现了你们国家许多贫穷和落后的情形吗？可他毕竟有较真实的一面啊！你们两报一刊今年的元旦社论中不是也承认自己的国家‘目前还很落后，还很贫穷’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容忍不了一个外国人拍的一部影片呢？。。”
我和小莫装聋充哑，只有低头走路而已。
沃克继续倒退着走在我们前边。
“不须放屁。。
不须放屁。。
不须放屁。。”
男高音、女高音、男女齐唱、男女合唱，极有层次地反复唱着这四个字。仿佛谱曲者认定了这四个字代表诗词的最高美学境界，体现了歌曲思想内涵的最高潮似的。却半点也不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的美好。不要说留学生们不喜欢，连我们中国学生学唱到这句时，也个个都觉得口舌笨拙，如有梗在喉，别别扭扭的。
我和小莫唯有装聋作哑而已。唯有低头走路而已。
但愿别人看来，沃克是在对“牛”弹琴。我当时真愿变成一头牛。我想小莫大概也恨不得坐地变成一头牛或者别的什么牲口。
“你们听，这算音乐，这算歌曲吗？你们的鲁迅先生不是就曾经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话吗？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这算音乐，这算歌曲！这样的东西在复旦这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校园里天天广播，真是滑稽可笑，无法理解，不成体统！。。”
小莫这时变得聪明了。脖子似乎从后面被人砍了一刀，低垂着的头始终不再抬起。
你他妈的说得很有道理！你他妈的说得都对！你他妈的说得对极了！但你他妈的这个外国小子干嘛非纠缠住我们俩不放？！干嘛非对我们俩说这些？！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他妈的太缺德了啊！我心中恨恨地想。
我猛地抬起头，差点要将饭盒砍到沃克脸上。
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太可怕，沃克顿时缄口了。他惊诧地瞧着我。
我却发现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队长站在楼口台阶上，像一匹观察的袋鼠，正聚精会神地瞭望我们。
一个声音命令我：赶快脱身！傻小子，赶快脱身！
那是我自己的理智的声音。也仿佛是一个陌生的令我讨厌也使我惧怕的什么人的声音。
这种人当时复旦园里可真不少。防不胜防。在我们中文系上两届的毕业生中，就有一个学生被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出卖了——毕业前夕，系里贴出了他的“反动言行百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我灵机一动，突然说：“哎呀！我的饭票夹丢在饭厅了。。”说罢转身就往回走。
“我跟你一块儿去找！”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小莫的聪明倒来得真快，往回走的比我更快。
我们一路无话，匆匆走回饭厅。饭厅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相互望着，各自心里都有种摆脱了一个什么魔鬼逃入安全之门的获救感。“太可怕了！。。”小莫心有余悸地嘟哝。
我说：“但愿他别认为我们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那对我们俩可不美妙啊！”
小莫沉思了半晌，自言自语：“如果他认为我们和他的观点完全不一致，那我们在一位留学生跟里可就分文不值了。”我问：“难道你觉得他的话颇有道理不成？”
小莫生气了，虎虎地说：“你别问我这种话好不好？”“我可丝毫没有不良居心，”我立刻向小莫解释，又说，“在一位留学生面前，我们都太虚伪是不是？”小莫摇了摇头：“不，是太可悲。”
“比我们更可悲者大有人在，比如Ｆ教授，嗯。”“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啊！”
“你说在我们复旦大学三千多工农兵学员中，会有多少人异常清醒地在装糊涂？”
“起码两千五百人吧。”
“剩下的那五百多怎么回事呢？”
“比我们还清醒的野心家，小小的政治投机者，被既得利益收买者，时代制造的半颅人。”
“半颅人？。。”
“只有左半边大脑。”
“你以为你挺深刻是不是？”
“反正我不是半颅人。”
我忽然觉得，我们相处两年来，那天才彼此了解，往后可以成为最知己的朋友。我不禁隔着桌子向他伸过一只手去，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小莫领会了我这一动作的表示，苦笑了一下，说：“不谈这些，我们走吧！”
我也说：“走吧。”望着小莫，却未站起。
小莫也未站起，又自言自语：“这个申·沃克，好像认定了我们俩就应该是他主动了解的中国人似的！”
我问：“晚饭我们俩带头坐‘留学生专桌’么？”小莫反问：“我们当时应诺他了么？”
我说：“也不算应诺。”
小莫说：“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带这个头。”
“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紧接着又说：“其实带了这个头也无所谓，不过就是坐在哪儿吃饭的问题。”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无所谓。”
我们刚才紧张的神情渐渐松弛，对望着，忽然都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认真又可笑，因为非常认真而显得非常可笑。我们都忍不住噗哧笑了起来。。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带头坐“留学生专桌”就餐者的“荣幸”。当我和小莫一块儿来到饭厅，“留学生专桌”早已不成其为“专桌”了。围坐着它们吃饭的更多是中国学生。“留学生窗口”也名存实亡。有几个中国学生想为所有的中国学生作出表率，假装大大咧咧的样子，将饭碗从窗口递了进
去，却又被粗鲁地推了出来。卖饭的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没接到取消‘留学生窗口’的通知，我可无权擅自破例！”那几个中国学生只好悻悻离开。
但是所有的留学生们，毕竟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愿望实际上已获得了所有中国学生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个个因此而格外高兴，分散地与中国学生们坐在一起，又说又笑。大多数中国学生，在这种不常见的友好气氛中，却还是习惯地，不，是本能地表现出矜持和拘谨。
小莫说：“还真造成了一种水乳相融的局面呢！”我纠正他道：“实际上
还是水乳不相融，不过混兑在一起罢了。好比鸡尾酒。”小莫说：“比喻得不错。”两天后，“留学生办”通知我，说要找我谈话。我马上联想到了申·沃
克三天前从饭厅到四号楼的路上对我和小莫发表的那些言论，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毕竟没说过一句附和沃克的话，心里踏实了些。隔墙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学没教给我什么正经知识，侧教给了我不少“防人”的经验，或曰“常识”。那便是——尽量将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包裹得愈严密愈安全。
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太值得记取了。入学数月后，我便观察出同学中有几位善于“打小汇报者”，殊恶之。曾以刻语相讽。一日，晚饭后，同学Ｈ邀我出去散步。他与我同寝室，而且上下铺。我下他上。我当时有些不舒服，但其邀甚殷，难以坚拒，强颜随行。
走出校园，跨过马路，漫步一条僻静小街。其实那算不得一条街，也算不得一条巷，一侧是大片菜地，另一侧有零散民宅。我只是相与走着，并无话说。Ｈ偶尔说一句淡话。实实在在的是“散步”。
Ｈ突然发问：“你猜，这是谁住的地方？”
我看时，见高墙内树冠探出，洋楼露顶。院内寂寂然如无人所居。走至门前，门半掩，得窥院内卵石铺路，冬青成篱，月季盛开。有葡萄架，串串葡萄挂缀架下，待人剪摘。我不知这是什么人住的地方，摇头。
Ｈ告诉我：“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罢，脸上闪耀出神秘之色。我顿时肃然起敬，倒退着离开院门前。直至那时我还是一句话都没有与他说，不知为什么，那个傍晚我就是
不想说话。也许仅仅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我们从它路回返，Ｈ突然又问：“哎，
你觉得那院子怎么样？”我不甚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迷惑地瞧着他。他一笑，进一步问：“要是让你在那么一座院子里生活，你会感到满意
吗？”我随口回答：“当然满意。”我觉得他问得有点莫明其妙，回答前并未作任何严肃的思考。他问了
我好几次话，一次也不回答，未免有故意冷淡之嫌。我本无此意的。那样回
答了，认为他就不会再问什么了。而且我回答的也很实在。他果然不再问什么。却看出他内心里暗暗高兴，竟吹起口哨来。“当然满意”——这四个字，是我与他散步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两天之后，星期六的晚上，系里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工宣队副队长发
表讲话，表情严肃得义愤于色：“我们有的同学，资产阶级占有思想极为严
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问问这个同学，你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那么让陈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住？
大概你还梦想着住进中南海去吧？这叫野心啊！。。”
我回头者了Ｈ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
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智慧的圈套诓我上钩——因为入学后我和他同时交的“入党申请书”。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退出了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我实在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认识到，我一旦卷入，他我之间，便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了。况且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从此我再也没有交过一份“思想汇报。”
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虔诚之至地对我说：“大梁，你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了，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啊！”我慌忙回答：“你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发表过的那哪叫小说，不过是在《兵团战士报》上以故事形式发表过一两篇好人好事，咱们都一样，要搞创作，都得从头学起。。”
我最怕别人提我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数越多，使我感到的压力就越大。入学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学聚在一起，与老师们一块开“漫谈会”。一位老师问谁入学前发表过作品，皆默默然。我以为大家是因为彼此陌生而拘束，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说：“我入学前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小诗、小散文。”老师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其他同学呢？”默默然者们仍默默然。可怜，名曰：“创作专业”，十几名学生，半数以上党员，发表过什么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没有第三个。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二天，老师们总是不断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种种指责。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那位和我一样入学前发表点小文字的女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幸免之。
一位党员同学要求我在写作上帮助他，并未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反而使我感到意外。
不料那位党员同学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假装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