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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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精术，分尸案，故都风物等，以及那些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摆、僵尸出坟吮生人血等细节，都反映了主人公的精神死亡，从而烘托出一个人们熟悉的残酷现实。作者说：“但也是一则寓言故事：台湾那个孤岛也就是一个阁楼。”小说的第四部，写走投无路的桑青逃到美国的生活，这时变成了“桃红”。她到处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追缉。小说家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一文中说：“当移民局官员问她若被递解出境会去哪儿时，她的回答正具代表性：‘不知道！’这话道破了现代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剧，他们没有地方可去，连祖国也归不得，由北平流徙到台北再到美国，沿途尽是痛苦与折磨。桑青精神分裂，摇身一变成了桃红，这是精神上的自杀，她的传统价值，伦理观念全粉碎了，道德操守转瞬抛清九霄之外，沉沦到精神上的最低点，陷入半疯癫状态。到故事结尾时，她还在逃避移民局的缉捕，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兜搭顺风车，任由路人带她往别处去……”

　　这是一个颇令人悲凄的结局。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桑青与桃红》，但作者有意删掉了第四部分。聂华苓在前言《浪子的悲歌》中解释说：“《桑育与桃红》在国内出版，给了我一个反省的机会。歌德对一位年轻诗人谈艺术创作时说：‘永远寻求节制。’我在《桑青与桃红》中要表达太多的意义，要作太多的‘不安分’的尝试。那小说需要‘节制’。因此，我把第四部分两个分裂的人格互相斗争的故事删掉了。”

　　作者强调说，这部长篇是一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一个不安分的尝试。她借传统小说叙述手法来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实”，用戏剧手法讲故事，以诗的手法捕捉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而随时又用那种发人深思的寓言笔法，这几种手法的融和，使她的作品呈现出特有的风格和异彩。聂华苓说：“我在《桑育与桃红》的创作中所追求的是两个世界：现实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为了达到这种艺术境界和效果，作者用不同的语言来描写历史的演进，事件的发展，桑青的变化。小说里奇特的语言（单字、单句、以至画儿等）是为作者要表现主题服务的。作者说：“不同的精神状态需要不同的语言来烘托。《桑青与桃红》里的语言从第一部起，张力逐渐加强，到了第三部桑青一家人逃避警察的追踪，躲在台北一阁楼，他们的语言就不可能是一般人正常的语言了。阁楼里的语言是：一字、一句，简单，扼要，张力强，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成了一律的句号了——那是恐怖的语言。”

　　“桑青”与“桃红”—一从一个一片纯真的少女桑青到一个纵欲狂人桃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和身分。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探索上，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都是一座里程碑。白先勇说：“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全面瓦解，不但异常有力，而且视域广阔，应该算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他还说：“透过创造并刻画这精神分裂患者破碎的世界，聂华苓深刻地比喻了现代中国极端悲惨复杂的命运，这篇小说异常有力，因为其中运用了不少象征，作者把心灵上与社会方面的情况连起来，使二者互为辉映；小说中所描写的本来只是个人人格的病态，但透过了连串的投射与转置作用，却象征了整个国家的混乱状况。”这些评语，说明了桑青一生悲剧的社会意义。

　　聂华苓于1988年6月发表在香港《博益月刊》上的小说《死亡的幽会》是她八十年代后期的一篇力作。小说中的主人公迈可、李莉、赛海儿都是现实中的人物，作者将国家、民族、文化、爱情观的巨变、价值观的颠倒、人性的升沉，通过人物命运的演进串在一起，深刻表现人性和现实。这篇小说的成功还得力于作者娴熟的技巧：心理刻画，烘托、暗示、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的景物描写，事件的陈述等等，都使小说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大陆—台湾—美国，这是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在人生道路上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949年，当她离开家乡时，她没有想到能在三十年后看到魂萦梦绕的老家。她在散文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的“前言”里说：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我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

　　到罗湖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

　　啊。

　　　六月十九日，我顺着“出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罗湖桥

　　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中国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啊。

　　这几句“前言”，是几句发人深思的诗。三十年，中国有一部历史，她也有一部历史。祖国，暂时是落后的；故乡，眼下还贫穷。但家乡有前途，祖国有前途。当北京出版她的第一本作品时，她激动地告诉我：这是创作生命中最动人的一刻！

　　1981年，这位“文学组织的建筑师”被纽希塔国际文学奖（NEU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　LITERATURE）聘为评判员。这个国际文学奖两年颁发一次。评判团共十二人，从十二个国家邀请，其成员全部由作家组成，每个评判员可以提名一人。该奖的获得者皆为世界名流作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诗人Czeslau　Milog，即由纽希塔文学奖评判员推荐的。聂华苓是美国的评判员，她提名中国作家为该奖的候选人。同年4月，她被邀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卫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为了表彰她在国际文坛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5月，她分别被美国杜布克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6月，爱荷华州州长罗普·雷颁给她“杰出文学工作”（DISTINQUISHED　SERVICE　TO　ARTS）的荣誉。1981年，与安格尔一起荣获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发的文学艺术贡献奖（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ARTS）。这些荣誉是社会给予的，是她的辛勤劳作与为世界文艺的繁荣和交流而奋斗不息的服务精神换来的。

　　隔着浩淼的太平洋，她把在北京等地出版的几本书寄给我。她说：“……现在，我坐在爱荷华窗前，看着河水静静流去，想着国家的沧桑，历史的演变，个人的遭遇——我知道我会不停地写下去，但是，不会再为排除恐惧和寂寞而写了。我要为故乡的亲人而写。”

　　1987年9月30日，接她21日寄自美国的来信。信喜气洋洋，一种欢乐扑面而来。她告诉我：台湾又开始出版她的作品，百林出版社除1986年出版《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外，还重印了《失去的金铃子》，并且在1988年邀请她去台湾，同年退休。她还说：“《桑青与桃红》已分别译成南斯拉夫文（1984年由GLOBUS出版社出版）、匈牙利文（1986年出版）、荷兰文（1988年由UITGEVERIJ　ANDEKKEN出版），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于1986年出版全本修正版，伦敦将此书列入ALTERNATIVE　BEST　SELLERE严肃文学编辑所选的“畅销书”；这部长篇共出版了十三版中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的版本。她为花城出版社选编了两卷《台湾中短篇小说选》，还被北京广播学院授予“名誉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并任香港《八方》文学杂志顾问，1992年波兰政府文化部首次将文学贡献奖授予她，再后来1994年又被聘为台湾文学奖的评委，曾在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及上海《小说界》上连载的小说《鹿园情事》199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选集《珊珊，你在哪里？》……都是好消息！

　　1992年，一个不幸就像爱荷华州的洪水，几乎给了她一个灭顶之灾：安格尔去世了。这位事业上的支柱、生活上的伴侣的突然离去，给她以极大的打击。但是聂华苓没有倒下，她仍然为文学的理想工程奋斗着。聂华苓在信中告诉我，她将不停地创作和工作，为了文学，为了祖国，为了世界……

　　　　　　　　　　　　　　　　　　　　　　　1995年3月26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黄宗英






黄宗英

　　　　　　　　　　　　　　　　　阎纯德

　　在我写作间的书柜里，陈放着小手掌那么大小、高宽不过十厘米、长不过二十厘米的椭圆形草编，中间放着一枚鸡蛋大小、深褐色、褶皱重重叠叠的干果。来访的朋友总问我那是什么宝贝，可是谁也没有猜对过那是什么。

　　干果是黄宗英十几年前从西藏带到成都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木瓜，连同那个诺亚方舟一样的精美草编。我把它们从天府之国带到北京，作为纪念系列的一员，一直保留到现在。

　　木瓜被岁月汲干了血液，但当初它那少许的深绿，大部的深红，一副走向成熟的形象，在我心里却永葆其生命的红润和芬芳。每当我看见那草编，那木瓜，便想起黄宗英。

　　1982年11月末，我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修改《中国文学家辞典》，住在锦江饭店，与著名“流浪”诗人周良沛为邻，工作之后，每日神聊至深夜。几天之后，黄宗英自西藏归来，也住在锦江饭店二层，与我的房间很近，于是，彼此来往，也是每晚谈至深夜。除了文学创作，文坛轶事，社会见闻，海阔天空，谈锋似脱缰的野马，冲破时空的疆界，上天入地，八方驰骋。

　　黄宗英是作为上海作家代表团团长赴西藏访问的，任务完成后，她却不肯回去。是西藏美丽的高山峡谷、奇花异草、奇风异俗迷惑了这位已经58岁的女作家吗？还是为了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拉萨河畔猎奇什么？西藏也许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石，吸引着她，舍不得放走她。西藏——祖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自从她拥抱了这方圣土之后，西藏在她心上便真真实实占有了一个伟大的位置。她对我说：“文学上的事，认真起来，也无所谓；但我看到的事，是大事，不能忘。”当她写好遗书，交给同入藏访问的作家时，不免令人目瞪口呆。而她，轻松地说一声再见，然后便随一小支科学考察队翻过冰山雪岭，到原始森林去了。整整三个月，她为林业工人做饭，与科学家们同吃苦受罪；在茫茫的古老森林里拣拾浪漫的童话。是的，她向我讲述了许多奇闻奇遇，但最重要的是她要同女科学家徐凤翔一起做一个梦———建立一个“小木屋”，作为森林生态定位观察站。为了这个梦，她没有选择飞机，而选择了卡车——同徐凤翔挤在驾驶室里。这部“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钉四个掉了仁、防滑链挂不上去”的卡车，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载着她们，“险中有稳，稳中有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黄宗英说：“那六天六夜的路，是山，是雪，是冰，下面是万丈深渊，有时一小时只能走几百米。在那里，汽车跌下悬崖峭壁年年都有。我不是不怕，有时候我也闭上眼睛，等待可能发生的一切……当我想到死时，也问自己：还有啥事没办？——就是《赵丹传》！如果不死，回去就写它……”

　　她比赵丹小十岁。黄宗英说：“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时潮激荡中演化出种种情节，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其实，一生中迂回跌宕最‘出戏’的情节，也不过是‘难为赵丹妻’。”黄宗英1946年开始拍电影，翌年与赵丹相遇，1948年结婚。她所以爱上赵丹，“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风霜、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艺术家。他敏锐的正义感注定他一辈子不得安生。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一幅挽联：‘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没想到这幅挽联终成谶语。既然，我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不过，我的一生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二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不仅仅是‘陪斗’了。为此，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曾围坐一起叹息掉泪，哥哥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只愁小妹（指黄宗英）了……’”了解黄宗英的都说她的命苦，而她自己说：“认识了黑暗也是一种幸福。”这是她从不寻常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体会。黄宗英说，在赵丹不得志时，她陪着他，在他好过时，就干自己的事。“他到广西画画，我写《闻一多》，为他写《闻一多》。我从来就不是贤妻良母，我有自己的事业。”那几天，黄宗英时而激动时而平静地给我讲述她的故事。

　　在西藏，黄宗英真的写了遗书。她被那一个研究牦牛的，和两个研究草原的，深深地感动了；冰天雪地，她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司机。阳坡长树，阴坡也长树。这不是童话。在黄宗英讲述那些平常而又奇特的故事时，我在想：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怕死，是对生的追求，对光明和爱的向往；这种心态，在特殊环境下，便会转换成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我想，中国不仅需要徐凤翔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像黄宗英这样的作家。

　　在成都，最有趣的是我生日那天，我们同游离成都不远的新都，在建于东汉年间的宝光寺罗汉堂里，在五百个或坐或立或胖或瘦或笑容可掬或横眉立目的形态神情各异的罗汉中，各自寻找自己的形象。自然，黄宗英无法找到“自己”，周良沛、徐静、秦川（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和我，也没有找到“自己”。之后，大家与一位美丽的玉雕菩萨合影留念。在菩萨面前照相，也许是为了一个追求。追求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那尊盘腿而坐约1米2高的玲珑剔透的大玉佛，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善、最真、最美、最具有人情味的艺术品，她那呼之欲出的美丽动人，令人倾倒。关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