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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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出樊笼的鸟，飞向何方？哪里是自由的天地呢？她寻找，她迷茫。但生活的磨难使她渐渐成熟，不再那么单纯地为糊口寻找出路了，而是把生的渴望和政治上的自由及今后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审慎地选择着生活道路。她在上海滩的街头上，东闯一头，西闯一头，终于找到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入学不必经过考试，并且可以住读，补习的课程也可由自己挑选。使她特别满意的是膳宿费可以按月交付，收费也不算昂贵。茹志鹃把这里作为临时驿站住了进去。学校住房很挤，人也是形形色色的。同房间里有歇业的舞女，也有从乡下来的小地主的女儿，穷困的、富有的，成年人、未成年的少女混杂在一起，环境虽很嘈杂，但生活上得到了暂时的安歇。一年来，她在这里养精蓄锐，精神恢复了，身体也胖了一些，随时等待着向生命的制高点冲击。

　　三哥按月来交膳宿费，茹志鹃只管在补习学校学习。岁月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了，她觉察到三哥的神情一次比一次愁苦，她不愿意哥哥被自己拖累，便决定离开补习学校，另找出路。这时，由一位信奉基督的同学介绍，进了一所由美国女信徒在中国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这里较之孤儿院自由多了，可以外出，并允许亲人来访，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干饭。生活上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但精神上仍然感到束缚和压抑。凡是来这里学习的人，不问你是否相信上帝，主课读的都是《圣经》，每天都要枯燥无味的背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位女主人回美国去了。不久，这所学校也随之解散。茹志鹃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姨母家暂住。这一次回去跟过去不同，年龄大了，阅历广了，想的问题也比过去深多了。她一面感到中国无望，一面感到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以环境的不如意，她在痛苦和绝望中煎熬，曾想服毒自杀，了结自己不幸的一生，但因安眠药价昂贵，才免于一死。

　　不久，三哥应姨母家人之召赴内地，便将妹妹和四弟一起带往浙江去找大哥。经大哥的一位朋友辗转介绍，兄妹二人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学三年级。这对于一个断断续续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来说，真是如攀天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她咬紧牙关，拼命苦读。一年以后，以语文尚好，数理化相当糟的成绩勉强毕业了。在武康中学读书时，她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倾慕女作家庐隐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共鸣。庐隐及其作品那种女性的细腻和捕捉生活的独特角度，对她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茹志鹃从武康中学毕业时，四哥早已回到上海。她把那张来得不易的文凭缝在衣服里，去追赶四哥。回到上海，暂住在四哥的女朋友家里，经其父亲介绍，到一家私立小学任教。

　　　　　　　　　　　　　　四、磨笔尖的《生活》

　　旧中国教师的地位低下，生活待遇微薄。茹志鹃任教的学校亦不例外，每天供一顿中午饭，而每月的工资是无法维持早晚饭的，再由校长介绍去做一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每天从早忙到晚，只能勉强图个温饱。艰辛的生活，不时地撞击着她的创作神经，愤懑和不平充塞在她的胸中，散文《生活》便是她当时思绪的自然外溢。文章写好后，便寄给《申报》，出乎意料地竟在1943年11月22日的《申报·白茅》副刊上登载出来了。

　　《生活》是一篇速写，全文只有八百多字。作品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工作，看到了一张招聘广告，就去应试，实际上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应试回来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便把毕业文凭撕掉了。

　　这是茹志鹃创作上一次小小的试笔，已初步显露了她的创作才能，孕育了她创作风格的雏形。文章现实性强，内容清新，气氛浓郁。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文章结束时，采用比兴和象征手法，将撕成碎片的毕业文凭变成数十只小小的白蝴蝶，在空中高傲地飞着，以增强艺术效果。

　　文章刊载后，她已离开上海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所以作家一直未把这篇速写包括在自己的创作中。近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把这篇文章从旧报纸堆中“翻”出来了，并且唤起了茹志鹃的回忆。这篇作品可以算作她磨笔尖最早的一篇了。

　　　　　　　　　五、从此有了“家”

　　从孩提时代起，茹志鹃的家就四分五裂了。家，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如果说有，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夏不遮雨，冬不避寒的“窝”。为了构筑一个舒适安乐的家，她作过多少梦，付出过多少心血和代价啊！

　　1943年冬，茹志鹃已满十八周岁，生活和工作都还没有着落，她沮丧而颓唐。一天，突然接到大哥寄来的信和钱，叫她随哥哥们一道去苏中解放区。当时她对革命并无深刻的认识，对那里的生活更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到了那里可以兄妹团圆，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家——她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凉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以前住在别人家里，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心情郁郁寡欢。接到哥哥的信后，她的心如同长上了翅膀，焦急地等待飞翔。她尽快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教书生活，随同二哥、四哥及其爱人到了苏中解放区盐垦中学。名为中学，实为中转站，茹志鹃的大哥并不在此。他们在盐垦中学迎接1944年元旦，后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了真诚、友爱、温暖如春的家，彻底摆脱了无依无靠的悲惨境界，结束了凄苦的流浪生涯。茹志鹃回忆说：“在这个‘家’里，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会失业了。这时尽管敌人清乡、扫荡得厉害，我这个‘家’行动频繁，但我却觉得踏实可靠”。（同上）

　　1944年夏，茹志鹃上了刚刚筹建的苏中公学，参加整风运动。冬天毕业，后即留校，在总俱乐部任宣传干事。1945年总俱乐部与苏中一师文工团合并，成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华中军区文工团。翌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团与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军渡江以后，又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名字虽然变来变去，但人员和工作却没有多大的变动，这个“家”有关怀她、教育她成长的领导；有熟悉她、了解她的朋友和同志，她感到心满意足。1947年，在“家”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终生的抉择

　　在“家”里，她欢悦、畅快、无忧无虑，她奋飞、上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演出时，她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人员；行军打仗时，她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她和其他队员们一起，拎着石灰桶，赶在队伍前面，写大标语，沿途唱歌，喊鼓动口号。在战士的枪托上，贴上两指宽的油印枪杆诗，鼓舞他们勇敢杀敌。战斗打响了，他们躲在战壕里做大红花，等待战士们胜利归来。同时，又是护理员、担架员、俘虏押送员。他们与战士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心心相印。

　　1947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鲁南突围中，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过硬的行军本领。她可以边行军，边睡觉。无论是徒步走平原，还是攀登峡谷上的羊肠小道；无论跋涉水路，还是走泥浆路、“橡皮路”，都从不叫苦，从未掉队。

　　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她不时地用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事迹激励自己，跟自己的软弱、怯懦、自私进行无情的斗争。发表在《青春》1979年第1期上的《鲁南突围的追记》真实地记录了茹志鹃这一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她拖着发烧的身体，和同志们在深及膝盖的泥水里行军。走了三十里路以后，已经精疲力竭了。稍有迟疑或怠慢就有掉队的危险，她含着眼泪，克制自己，紧跟着前边的人，一步也不肯停下。

　　队伍继续向前，路更艰难了。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骑上独立师的马。走到一个高坡前，她看到同志们在淤泥里靠两手支撑爬上去又滑下来的情景，坚决跳下马，跟大家一起行军。

　　当突围接近胜利，队伍要穿过陇海铁路时，恰巧遇上飞机轰炸，她的心有些发慌。事后对这一闪念的思想，进行了痛苦的反省，“以前飞机再厉害些，自己也不会这样失措，现在为什么呢……”

　　突围结束了，她打开背包，还未来得及细看，一股霉味直冲鼻子，日记、本子、衣服全霉了。她在《追记》中写道：“这些东西全霉了不要紧，我可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没有霉。一路上我是小心而努力地保护它的，它在淤泥里、急流里、风雨下、轰炸下，倒是锤炼得更加光彩了，这就是我的灵魂，我的头脑。”

　　突围，在她的生命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每每回忆起来，总是甜蜜而留恋。这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在她的心底，不时地发出光和热。

　　艰苦的斗争环境，锤炼了她的意志，增长了她的才干。还利用战牛的间隙，顽强地吮吸知识的乳汁，不断地丰富和提高自己。1945年底至1946年春，部队打进淮阴以后，有一段间歇时间。茹志鹃无意中发现一个工商地主家里，藏有很多书，家里却没留下一个人。她大着胆子走进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带，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现代中外小说。她如饥似渴、贪婪地阅读，终因时间太短，许多书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只好偷偷地选了四本《战争与和平》，打在自己的背包里，跟随队伍开到了前线。

　　从此，茹志鹃这颗蕴育着文艺细胞的种子，在肥沃的泥土里萌发生长了，文艺给她以力量，她又为文艺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她说：“我到了根据地以后，才第一次吃饱了肚子，又接近了文艺，而且靠得这么近……”“身在此情此景中，即使闭上了眼睛，也会遏止不住的心跳血热。这和那些‘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截然不同，这是何等的文艺啊，能使人要跳、要跑、要唱、要向前冲”。（同上）

　　一次战斗前，文工团员们步行七十余里，赶到离前沿十来里路的地方，在土台上演出《白毛女》，那激动人心的情景，令她至今难忘。

　　“台上台下像是一锅沸腾了的水，尤其是台下，那些在敌人面前像小老虎似的战士，出入枪林弹雨，在任何艰难危急的情况下，都面不改色的英雄们……他们坐在用土堆起来的舞台前面，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热泪盈眶，有的战士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高喊几句似口号非口号的话语，又默然坐下；有的战士竟忘其所以，要朝台上的黄世仁冲去；有的战士痛哭失声，当场晕倒……”（同上）

　　她终于看到了艺术的神奇力量。她说：“我惊叹、慑服、羡慕这种力量，我暗中下了决心要走这条路。”（同上）从此，她义无反顾的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从盲目、朦胧，逐渐到自觉、坚定。

　　茹志鹃是在自己的本子上开始创作实践的。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她接触了许多可亲可敬的人，看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她在本子上写日记，追记各种没有名目的感想、散记、故事等等。把这些琐碎的东西记下来，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成熟的想法，更想不到为了发表，只是觉得这些感人的事不记下来可惜。天长日久，她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发现她的本子里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像诗样的东西，便拿去谱了曲，并且定题目为《跑得凶就打得好》，歌曲很快就在部队传唱开了，还得了二等奖。从此，她开始有意识地写些歌词、快板诗，写些战斗需要的广场歌舞剧。笔不停地写，思想也随着急促的脚步和节拍行进。行军休息时写，扒在背包上写，卧在战壕里写……默默地开始了终生的选择。她说：“当时我并没有发宣言。我觉得发宣言，提要求，都没有实干来得具有说服力，而且自己到底能不能走这条路，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同上）

　　1948年——淮海战役前，她在部队领导的鼓励下参加了创作组。决心用心血和生命实践自己的宣言。她和创作组的同志一起写了大型话剧《八００机车出动了》、《不拿枪的战士》及短篇小说《何栋梁与金凤》。她从这里起步，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又创作了许多优秀短篇小说《澄河边上》、《同志之间》、《百合花》等。革命战斗生活，赋予茹志鹃一双单单属于她自己的眼睛。她说：“我就是带着这双眼睛去看我周围的生活的。这是一双带着幸福的微笑，非常单纯的、热情的、信赖的眼睛”。（同上）

　　　　　　　　　　　　　　　　七、真诚地敬献

　　茹志鹃于1949年4月随着后继部队渡过长江，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她被留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

　　1955年，部队大批女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茹志鹃也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转到上海作协分会《文艺月报》社当编辑，从事业余写作。这时，她已和剧作家王啸平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紧张的工作、繁忙的家务劳动与艰苦的创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三者互不相让，各自有着自己的地盘。为了互不影响，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三”制的工作计划。白天上班从事编辑工作，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先带孩子睡三个小时，闹钟一响再起来写三四个小时，然后再睡一段时间。她以顽强的韧劲，保证“三三”制的实行。

　　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收的硕果。

　　《关大妈》写于1954年。这篇小说无论是作家表达思想，摄取生活的方式，还是艺术手法都迥异于她后来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位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一切的光辉老妈妈形象，她是埋藏在作家心中的无数革命者的典型代表。英雄性格展示得比较充分，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