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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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张抗抗创作深化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作品当属她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张抗抗曾在1987年8月29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长文《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深刻阐释这篇小说的创作思想。开篇便说：“近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人为什么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由死而终的痛苦；真善美作为一种美学理想普照人类然而三者真正达到过内在的和谐么？人追求真实而真实永远是地平线么？在对于人的观念一次一次重新思考中，我想为人的灵魂写一部小说。”这就是小说创作的动机。她自己解释这部小说“决不是一部反映‘文革’十年的作品，也无意再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讨爱情与婚姻的道德观念。尽管我的小说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几个方面，但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在通往广阔的宇宙空间的进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小说的脉络大致是这样的：一对在文革初期相爱的红卫兵陈旭、肖潇着满腔热忱从家乡杭州来到北大荒。陈旭看破红尘、玩世不恭，他以机敏、强悍、自信、欺骗的态度对待时世，裹挟着单纯天真的肖潇闯荡于艰苦之中，终于在北大荒结了婚、生了子。但婚后不久，两个人在北大荒群体里的地位相距越来越远。肖潇看不惯陈旭的消极、怠惰、酗酒、恶作剧，对他的撒谎恶习更是不能容忍，终于从爱到不爱，酿成离婚的结局。也恰恰在离婚之后，肖潇摆脱了陈旭，她发现自己也是虚伪的、隐有恶念，周围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伪装、欺骗和撒谎行为。小说的最后，男女主人公在火车站相遇。陈旭正在看肖潇写的报道《一条河堤，两条路线》。他说：“我晓得你是不喜欢听假话的……我看如今你说假话的本事老早超过了我……你只要闭上眼睛说什么‘一条河堤两条路线，乌鸦都变成了喜鹊，你向几千几万个读者不负责任地描绘这种假象、重复这种谎言，你还要受表扬、重用、提拔，哼，你敢说你没骗人，没有学会说谎？你，你是骗人有功啊！”小说借助另一个人物陶思竹的疯话：“就好像是，好像我不是一个我，好像有两个我，两个我叠在一道，你要往东，他就要往西，你要往南，他就要往北，专门同你作对。”来暗示人一隐一显地有着两个“自我”，“隐形伴侣”似乎跟着每一个人。对于张抗抗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知青部落中的种种人物，婚姻爱情等等在小说中只不过是一个个载体，让它们载起她那一代“人在本质上走过的心路历程”，甚至是透过这些，揭示人性神秘的帷幕，逼使我们读者对人性世界人的二重性进行反思，反省。
张抗抗从这部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的心态小说《隐形伴侣》中找到最能发挥其思想与艺术个性的形式。她打破了长篇小说一般传统的叙事模式，从人的主观心态出发进行总体构建。以肖潇这位年轻女性主角为中心，拉开她的外视及内省的心理活动线索，打破时序，超越时空，忽实忽虚、忽梦忽幻，一任心态的流动。让读者跟着肖潇心理活动走，以此传达作者对社会、人性的哲学思考。
张抗抗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后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创作上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但她依然换而不舍，以敏锐的艺术嗅觉感觉时代运行的脚步声，刻意追求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建立与完善和思想的深度与哲学意蕴。张抗抗会停滞吗？她还能再属于二十一世吗？我说：她会！
1995年2月10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王安忆
王安忆
刘敏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
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
《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
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
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
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
她们触电般地接触。
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
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
《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里，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里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的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