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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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在《现代中国女作家》（原署黄英）一书中评论冰心说：“和其他的作家一样，她对于宇宙的了解，是充满着神秘的幻想；她同样的感到，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测度的神秘的足以诱惑人们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她颠倒了，使她麻醉了，使她对于时间问题不得不冷淡起来。她只是努力于超自然的世界的追求，对一切社会事业表示嫌恶仿惶，她所认识的，只有精神世界。因此，对于生命，她也就不能获得一种正确的了解，而沉缅于各种唯心的说明之中，处处表示了她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但由于自然界的陶醉，母爱的浸润，她却感到了伟大的‘宇宙的爱’的存在。她对于社会的失望，人间的隔膜，纵使表示了极端的烦恼，可是，这一切，都被‘宇宙的爱’与‘母性的爱’的力量抑压了，征服了。所以，她的思想，即使陷于悲观伤感，却还不至于颓废，失望。”冰心所以没有失望，是因为她那时期手里有一面“爱”的旗帜，是“爱的哲学”给了她希望和光明。
陈西滢对冰心早期的小说曾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西滢闲话》）这句话切中了冰心小说的弱点。这主要是因为作者优裕的生活，限制了她的生活视野。但不管怎样，她的“问题小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是那个以“狂人”为首的激流勇进的队伍里的成员，他们不同的声音，或强或弱地也都汇入了时代的呐喊；揭露了一些社会矛盾，反映出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尤其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对人生的探索、追求。
当中国历史穿过风雨跋涉到1931年的时候，苦难的大地不断成长出新的因素。自然，冰心不仅听到炮声和呻吟，也看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于是她那“爱的哲学”里，萌生出叛逆的成分。就在这一年，冰心写出了另一篇小说《分》。这是她的又一篇代表作，标志着她创作的新高度，是她创作生活中第一个分水岭。
《分》具有几分童话色彩，它写两个刚降生的婴儿（他们都会说话，都有成人的思想，又有天真稚童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话，对比，表现了不同家庭（一个是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屠户的儿子）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前途，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深挚的爱与同情。当他们刚到人间的时候，在医院睡一样的床，穿一样的衣，一俟离开那里，这两个小小的新生命便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并开始了不同的奋斗。那屠夫的儿子有着自己的骄傲，他认为“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他还对那教授的儿子说：“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
从《分》发表之后，冰心又写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等等，这些小说都显示出更深的社会内容，大异于以前的作品，这无疑是冰心的成熟和进步。冰心在她的《自述》里曾写道：
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
担在途中。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
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
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
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
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
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
花，给平凡的人看！
每个作家，企图描写什么，都必须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关于小说创作，冰心曾多次说：“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五四”到“四五”》）这是冰心十分合乎实际而又十分诚恳的自白。当然，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诚实作家的伟大人格。
六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
三十年代，中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1936年，吴文藻教授因获得“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而前往欧美访问，冰心同行。行前，郑振铎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冰心初次会见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所见所闻，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浓重的暗影，同怀着亲亲的母爱、儿童爱，礼赞云霞的变幻，大海的壮阔、繁星的灿烂的第一次赴美留学的情况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满和失望。当一回到祖国，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从此开始了流离迁徙的生活。
1938年9月，她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那时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冰心身体虽然不好，但是为了生活，还不得不扶病执笔。1940年底到四川重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曾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关于女人》书稿的成书经过，冰心说，1940年，“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除了“对付”朋友和“写滑了手”的原因外，还因为“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这当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毕竟考虑了社会的因素——她发现“女人的确可怜”。对于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挚的感情的。1943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还说，上帝创造了女人，“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在冰心以男性的语气对于女人的谈论中，我们又在她的思想深处，清楚地看到了‘母爱’的注释。
在四川，那段难忘的生活，使她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事实，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忆说，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庆，尤其是在重庆，经验使她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
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吴文藻教授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同当时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1949年，应日本著名文学家——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中国新文学系主任、冰心著作译者仓石武四郎的邀请，她在该校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成为女性进入东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的第一人。
冰心来到东京的第二年，多难的祖国，又被推入内战的火海。她好像也置身于战火，心清惶惶，为祖国痛苦着，创作的心绪像遇霜的秋叶，逐日枯萎。人的信仰，像一座雄伟的建筑，并非一日所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建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所获得的信任和希望之焰，在日本更加燃烧起来。她从香港朋友那里秘密地弄到几本革命著作。有时跑到海边，靠着岩石，任凭浪花溅湿衣裳，潜心阅读，并“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冰心说：“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觉得，祖国和人民真正有了光明，她那逐渐形成的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寄托。
作家是思想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啊！但是冰心一家要从日本回国并非容易。冰心说：“我们是解放后1951年回来的，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想回来，但是回不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车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后来正好美国的耶鲁大学要请我们去，我们就拿耶鲁的聘书给台湾签护照，立刻就批了。在日本时，两个女儿都读圣心学校，离日前我还去圣心，请她们校长写封转学信，把她们转到耶鲁，所以她们的同学都以为我们要去美国。他们批了护照之后，我们就到了香港。那时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四，一个十二。我们一到香港，就把耶鲁大学的聘书和路费退了回去。于是，我们从香港经广州回到了北京。我还有个儿子，他是第一个回国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在日本时，他在美国学校念书，念完中学之后没有大学可进，美国朋友想让他到美国读书，他不肯去，要回国。后来我们说要送他去香港上大学。我们给他买了船票，从日本开船，经塘沽，他一到塘沽，就溜了下来，到了北京，进北京大学学建筑。他每次写信给我们，都是先寄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日本；我们给他写信也由香港转……”
这条坎坷之路，有荆棘，有虎狼，我们读者只知道冰心作品里所含蕴的爱国心肠，而不了解那一首从未写成文字的异常动人心弦的爱国心曲，不知道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辗转回到祖国的怀抱，完成生命旅途中一次最后的转折……
侨居日本五年，冰心所写作品不多，一些散文小品如《寄日本小读者》，散见于《东大周刊》及日本一些报刊杂志。
七
冰心，拥抱祖国母亲，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母爱。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是新人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