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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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
“莎菲女士”的诞生
1924年，北洋军阀之争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样冲击着刚刚醒来不久的国家，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而这年夏天，丁玲却踏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学习，听鲁迅先生讲课。但愿望得不到实现，只好住在西城辟才几句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自学，同时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她常常在窗纸上、墙上、书本上用粉墨勾画朋友们的脸谱。缺乏经济来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玲遇见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首饰铺学徒出身的胡也频。两颗文坛上未来的新星相识，相爱了，这是他们在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他们住在北京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又极不相称的小楼上，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像许多穷学生一样，他们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丁玲对《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赏。尽管大革命运动在南方正如火如某地展开，但丁玲这时的思想还是非常混乱的，“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风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经过二十三年的风风雨雨，丁玲展翅高飞过，被撞到地下过，她打过多少圈子，绕过多少弯路，但尽力追求。社会、家庭、学校、友人、敌人不断地塑造着丁玲的性格和气质，到这时，她不满现实，大胆追索的个性已经形成。生活、思想、文学修养也在自觉不自觉中作好了准备！这就注定了她一旦拿起笔，就来得异常猛烈、泼辣。
1927年秋天，她开始用丁玲这个笔名创作，第一篇是《梦河》，冬天，紧接着写下《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个短篇小说被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从一大堆来稿中识出，登在两期《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上。小说的发表，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店，1933年）
第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梦柯，是个富于正义感的少女，她因不满教员对模特儿的侮辱离开了学校，住在亲戚家，不幸落入爱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不得不再次出走，当演员，遭到的却是肉体与精神上更大的凌辱。《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日记体裁的小说，描写“五四”运动后几年北京城里的几个青年的生活。女主角莎菲是梦柯性格的发展，她从小离家孤身在外，身患肺病，严重失眠，在公寓生活穷困潦倒。她看不起因怕生孩子而不敢结婚的女孩子，更不睬虚情假意的同乡小姐。她的好友苇弟，忠厚善良而笨拙，对莎菲体贴入微，但不了解她的心，只会哭哭啼啼的哀求。莎菲对他同情、感激，但讨厌他的怯懦，没有真正的爱情。来自新加坡的美男子凌吉士，面孔漂亮，态度沉静，举止大方，他的长相、风度使莎菲倾倒，但不久莎菲看透了他，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他的志趣离不开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这个人给莎菲带来极度悔恨，在对他形体的爱和灵魂的恨的几度周折之后，莎菲终于冲破了他外在美的吸引力，一脚踢开了他。多愁善感的莎菲更加陷入痛苦和绝望。她决计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自己的生命。小说结尾莎菲狂笑地怜惜自己：“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情节就是这样简单，但写得相当生动。丁玲用大胆的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自己，希望人们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旧势力决裂，但新东西又找不到。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
丁玲和她的作品受到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重视，同时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丁玲对我们说：“一篇文章拿出来，没有意见，听不到好，也听不到坏，最怕这个。石头抛到水里还起波纹，何况文学作品。有赞同有反对是正常的。”
谈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爽朗地笑了，但笑声里却夹着一层淡淡的苦味。她说：“有人讲‘莎菲就是丁玲，她玩弄男性，追求性爱……’这些人不懂。莎菲怎么能是我呢？我那时与胡也频住在一起，还是比较幸福的，不像莎菲那样，整天关在屋子里很难受。但有没有作家的东西，我认为任何作品都不能超出作家的思想，一定会有，没有不可能。这个作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有，但不是什么性爱，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种苦闷的东西，寂寞的东西，我都厌倦了的东西。到底追求什么，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还没有把握的……”茅盾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说过：丁玲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莎菲的反叛精神是可歌可颂的，她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叛行为是值得当时的青年引以为戒的。
在黑暗中寻找“新人”
1928年2月，北国还是隆冬季节，风雪用残酷的本性妄图扑灭腊梅的光彩，而此时的江南，春风已经开始在阡陌间倘样，挑逗溪流歌唱了。
丁玲和胡也频带着希望从北国来到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跨入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
在萨坡赛路二０四号设备陈旧而雅致的新居里，丁玲、胡也频又开始摸索探求。胡也频阅读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写作诗、小说和剧本。丁玲埋头创作，写了短篇小说《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同样由叶圣陶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头条上。不久叶圣陶来信，表示可以出一本集子了，他亲自去交涉推荐，终于在十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丁玲解释说：“我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着光明的女性，所以书名定为《在黑暗中》。”
在创作的同时，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组成红黑出版社，“带着横竖要搞下去”的决心出版了《红黑》月刊，但是出过八期后还是不得不停刊；与此同时他们还编辑《人间》月刊，由人间书店出版。
1929年春天，丁玲的母亲来到上海，她头发白了，皱纹多了，但仍然是那么可亲、沉静。两个年轻人生活尽管十分拮据，在母亲面前还得装得富足安逸。他们借钱借债，带母亲逛上海，游杭州，希望历尽艰辛的母亲得到安慰。
以后不到两年，丁玲的创作获得丰收，写下《潜来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岁暮》、《小火轮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在一个晚上）、《野草》和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说。
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说中，主要描写不幸的妇女形象。有穷学生、小教员、作家、乡下姑娘、热恋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践踏的娼妓。她们有的已被时代唤醒，有的冲出了家庭，有的正在挣扎追求，但黑暗的社会使这群女性找不到出路，最终成了生活、命运、感情的俘虏。她们仍然是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又不知光明是什么样子的女性。丁玲透过她们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的精神苦闷和病态心理。作品多为凄楚、痛苦和愤懑挣扎交揉在一起的感情。其中有些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同时潜伏着不满现实、追求光明的力量。
胡也频、丁玲身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漩涡中，“革命文学”的论争也不断影响着他们。到了1930年，上海又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胡也频、丁玲积极加入这一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形势要求他们创作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作品，胡也频于1920年写下《到莫斯科去》，这年又创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资产阶级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转变的过程。丁玲这时也逐渐意识到生活天地的狭窄以及立场感情上的限制给她创作带来的局限性——“染上一层感伤”，“看不到应有的出路”，“有着很坏的倾向”。（丁玲：《我的创作生活》）她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和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她的小说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从对旧势力不满、愤懑到走向革命的新一步，代表作应当是《韦护》和《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韦护》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模特儿。描写一个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青年韦护，爱上了少女丽嘉，热恋中两人都感到不快，丽嘉因为爱人忙于工作，没时间对她温存，而韦护则由于恋爱妨碍了自己的革命活动。矛盾中，韦护忍受痛苦，割爱出走，丽嘉也在痛苦中决心振作起来，投身革命。男主角是丁玲创作中所塑造的第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女主角则是从追求个人幸福中逐渐醒悟过来的新女性。新人。新事、光明，从感人的故事中透过来。丁玲说：我“曾以他（指瞿秋白）为模特儿写过一篇恋爱与革命的中篇小说。虽然我并不满意，我没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现充分，那是我当时不易做到的。”（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光明日报》，1980年3月21日）对革命者的形象写得比较模糊，对革命实际描述得不够具体真实，确是这部作品的局限，但是丁玲探索寻求出路，对革命热切地向往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写于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众运动为题材，描写的同样是革命与恋爱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满现实，她与作家子彬爱慕并同居，子彬却是个不求进步、关门写作、嘲笑攻击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革命潮流冲来时，美琳觉醒了，她不满足悠闲、高雅的安乐窝，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运动。后一篇的女主人公与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玛丽，是个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不顾一切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与革命青年望微结合。两人之结合，也是真正互相了解的开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终于互相抛弃。
三部小说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典型，描写他们在大潮流的冲刷下，政治态度、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对立。丁玲热情地塑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韦护和望微，尽管他们身上仍然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和气质，这也是真实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表现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的忠诚，这是十分可贵的。
丁玲、胡也频夫妇在创作上很有成就，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但生活始终清贫如洗。他们办刊物欠下不少债，为此不得不变卖家具、典当衣物，改换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频为了还债，曾一度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那里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一个多月以后丁玲也赶来。可是不久，山东省当局通缉胡也频，他们又被迫于五月离开山东绕道青岛回上海。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黄浦江穿过历史的峡谷，无声地流着。它在白色恐怖中，从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后的沸腾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另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