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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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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冰莹与故乡的读者断了五十多年的音讯,但海峡的波涛知道,太平洋的风浪知道:作者的心和读者的感情是相通的……作者身在海外,神在故国,她写过不少感人的怀念家乡的散文。她在《还乡梦》的结尾时写道: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

  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

  芳。

   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

                     1995年1月10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葛琴






葛琴

                 孙瑞珍

  葛琴——邵荃麟夫人,一位性格豁达、爽朗,待人和蔼、可亲,朴实、正直的女作家;一位在战争年月出生入死,在和平环境中无私奉献的坚强女性,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于1995年1月3日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的。葛琴生命的后三分之一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她以顽强的毅力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进行着反迫害、反病魔的斗争。

                  一

  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找到了葛琴的家。室内陈设的简陋,固然可以说明主人的俭朴;但它的杂乱,却留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的痕迹。

  葛琴向我微笑着,一个劲儿地点头,她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仔细地端详着,苦苦地搜索着留在记忆中的影子。一对明亮的眼睛,显示出老战士的深沉和坚定,一双温暖的手和那用尽全力发出的“呵,呵”的笑声,仍然使人感到当年乐观、开朗的性格犹在,对人关怀、体贴的的美德尚存;满头白发、偏瘫失语,记录了她十多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

  小琴告诉我:“妈妈的问题快有结论了,爸爸的问题也正在着手解决。胡耀邦对爸爸、妈妈的问题很关心。”她长吁了一口气,停了一下,接着说:“妈妈终于熬出来了!”说到这里,只见葛琴张着嘴笑了。我为这位老革命的幸存感到欣慰;也为荃麟死不瞑目感到惋惜和哀痛。我这样想了,也就这样说了。“荃麟要是也能熬过来,该多好啊!”话未说完,只见小琴用表情向我暗示,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感到后悔,但话已出口,又怎么能收回来呢?我的这句话触动了葛琴那斑斑伤痕的心灵,也捅破了她们母女之间用以互相慰藉的一层薄纱。只见葛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嘴角也抽搐起来了,眼睛里充满泪水,接着,就是一阵频频点头。小琴只好顺着我的话问她:“爸爸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她异常镇静地表示,知道了。荃麟的死讯,孩子们怕她再受到刺激,一直未敢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竟在她的心里埋藏了六七年之久。她默默地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坚定地等待着为荃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灾难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间人物论”而遭到批判的荃麟头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葛琴,预感到荃麟的问题一定要株连到她,她做好了一切准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从北京大学回到自己的家,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葛琴对女儿说:“情况可能还要恶化。如果下个星期你回来看不见我了,就一定要照顾好弟弟,把家维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对得起党的。’噶琴的话不幸而言中,当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时,院子里死一般的静,连喊了几声妈妈,却没有回音。

  从此,葛琴就在干校的“牛棚”里,过着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们则飘散四方,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荃麟关在什么地方,一家人谁都不知道,也无从问个明白。一个战争年代几经分聚离合的家,就这样又被拆散了。孩子们到处寻找父亲、母亲;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默默地祈祷和祝愿“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个青山,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们的分离,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离,并不是罕事。在过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儿。那时,他们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孩子们也随时有成为孤儿的可能,但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过去,毕竟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啊!

  漫长的四年过去了,等待着葛琴的何止是暂时的分离,而是永远的离别。荃麟终于没有熬过漫漫长夜,含冤去世了。葛琴却留在人世间,以她特有的刚毅和坚强,经受着煎熬,支撑着活下去。就在荃麟逝世不久,葛琴也病倒了。她的病势十分严重,等到把她送进医院的时候,完全治愈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小琴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匆匆赶到医院,只见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瘦得变了形的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当葛琴听到是自己几年不见的女儿进来时,她无声地哭了,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把小琴的身体摸了又摸,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摸出女儿这几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她要通过这双手,把母亲的温暖和坚强,传给自己的女儿;她要告诉女儿,曲折的道路还没有尽头,要挺着胸膛活下去。接着,她着急地示意,叫人从枕头下拿出一件新的白的确良衬衫给小琴,这是她珍藏了几年的一件东西,是她唯一能够给女儿的迟到了几年的结婚礼物。小琴抑制住悲痛,辛酸地接过它。回到家,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东西,一摸是五十元钱,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这是一颗纯洁、善良的母亲的心啊!

  在医院,对葛琴的看管放松了些,葛琴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见到一些病友,他们不仅给她带来了兴奋和安慰,而且带来了信心和力量。“活下去,就是胜利!”从此,她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顽强地扶着床练习走路,认真地向病友们学说话,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同病房的人,有人偷偷地为她落泪。正在她的病情稍见转机的时刻,接到了出院通知。从此,她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机会便永远丧失了。偏瘫失语,成了她终身的残疾。女儿小琴看到母亲病成这个样子,想把母亲接回家去养病,但专案组竟无情地回复说:“病情要服从案情。”葛琴又一次住进了“牛棚”,一直到1974年。

                  二

  葛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一个脚印,都量出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每一篇作品,都跳动着她那颗高尚、坦荡的心。她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大革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她的足迹踏遍了半个南中国。

  葛琴生于1907年12月24日,江苏宜兴了山镇人。她的父亲葛沐春,是一个开明的文化人,年青时曾进师范学堂读书,后在家乡创办了山小学,自任校长十六年。为了谋生,也曾开过陶瓷作坊。宜兴的高利贷剥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贷剥削的残酷,逢年过节,母亲要出去躲债,天黑才回家,从此,在葛琴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恶剥削,同情被压迫者的种子。葛琴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她是长女,由于父亲的思想较新,又是小学教员,所以能够冲破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深闺大院的封建枷锁。葛琴是全村第一个上学读书,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十三岁葛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中学,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养她上学,所以未能如愿。求知欲十分强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长女过分伤心、失望,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为了筹借学费和路费,只好让女儿给城里一个姓鲍的做寄生女,这笔钱,直到葛琴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还清。进入中学后,葛琴更加发奋学习,尤其是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学校的活动分子,爱好体育运动,是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会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习武练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接触了进步的老师和同学。朴素的阶级觉悟,成为她接受马列主义的最好土壤。在学校任教的张闻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由张闻天介绍,她进入上海大学,并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员。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成为一只“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

  葛琴一经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个孤独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中间寻求知己,结识朋友,在他们中间磨练意志,摔打筋骨。她深深地扎根在工人群众中,把党的指示带到他们中间去,把革命的火种播在工人心田,赤贫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启蒙老师。她在工人阶级的怀抱中成长,铸造了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转而进攻江西、福建、浙江,和军阀孙传芳交战。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决心打开上海大门,以武装起义夺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是光荣的参加者,而且是勇猛的斗士。在起义前的示威游行中,她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与工人一起,秘密运送枪械、文件;在密集的骤雨般的街垒战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线送去一袋袋的烧饼和大桶大壶的开水;她们还用沙包之类的东西,筑起临时救护站,随时抢救受伤的工人纠察队员。工人纠察队员们,把她们的英勇行为,传为佳话,称她们是“三剑客”——女中豪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天,上海十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要求归还武装夺回总工会的示威游行,葛琴在游行的行列中,与战友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高呼口号。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蒋介石下令开枪,屠杀工人群众,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状,葛琴目睹了这一切。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革命出现暂时低潮,葛琴和许多优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大革命失败以后,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带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并先后以公开身分在暨南大学附小、浦东新陆师范附小,宜兴丁山小学等校做过教员,后又在杭州城西小学、裕成小学做校长,因斗争需要,她经常变换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韵焦等。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产生写小说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们鼓励下,开始了最初的创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

  葛琴在回忆自己写《总退却》时说:

   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一二八”之

  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遍征稿信,记

  得信里规定有十个范围,关于农村、工人、士兵、学生等等,就是

  说你能写哪一方面的你就选哪一方面的写。当时我十分不安,自

  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从未写过的缘故,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

  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

  了士兵这一范围的。

  《总退却》写的是抗战中的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葛琴亲自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有比较多的接触,对那些战士的同情与感怀;对见死不救、卖国殃民的卖国贼种种罪行的憎恶和仇恨充满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写起来了。

  接着又在《现代》、《文学月报》、《夜莺》、《文季月刊》、《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闪烁》、《罗警长》、《犯》、《蓝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的,属于“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进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忆说:

   灾难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

  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开

  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残酷打击下焦头烂额地奔

  波着,几乎把写作的兴趣完全丧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

  重来上海,才又继续写了几篇,那时一位挚友劝我把稿子集起

  来,出一个小册子,同时他答应帮助我出版,这才重新提起我的

  勇气,于是把旧稿整理一遍,想请鲁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几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去看望鲁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总退却》后记中,追记了访问鲁迅的经过,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十分真挚、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这位良师的崇敬。

  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或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学家评阅,也许会遭到轻视和拒绝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预想,当我们走入内山书店时,他从一只火钵旁边站起来,很亲热地招待着我们,他听了我的来意之后,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说内中有几篇他已经看过的,接着便恳切地鼓励我,继续写作,并且立刻允许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

  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

  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

  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

  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

  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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