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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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二０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后方医院》、《回忆》、《罪恶的见证》是杨沫献身革命，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的文字见证。十年的革命经历，把她从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塑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后方医院》通过一天的休养生活，把眼前的温暖和抗战的艰难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对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忆》里，当1945年结束了八年抗战生活来到了张家口市、住在精致的洋房里又激起她长久的回忆，想起十七岁在北戴河边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后流离的生活，想起抗击日寇的英勇奋战。她激动地写道：“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堕落了，也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了配合土地改革，为了改变稿件中那些偏于说教的文字，杨沫往往现身说法，1946年夏天为《时代妇女》写了《罪恶的见证》这篇生动的写实文章，开篇就写道：“我曾经是大地主的女儿。我永远记得父亲豢养下的警察鹰犬，和母亲雪白小手里的凶恶皮鞭”。她毫无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压农民的罪恶，集中描述了小寡妇和秀妮两个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诈残害下，自杀身亡的悲惨遭遇。她说自己是用农民的血哺育起来的。杨沫在十七岁母亲死后，曾继承了一些地产，她决心结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顾亲友反对，把地卖了，杨沫那时已经有了与家庭决裂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参加革命之后，她又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咱觉革命的精神不断增长。她不断地深刻解剖自己，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还时常憎恶自己血液中那么一些可怕的毒菌。每当我接近贫苦的农民，我的心里常涌起一种深挚的热爱和不可名状的歉疚。我像对他们负了罪，总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杨沫可贵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现在她身上的鲜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写的《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写的《郑德富家俩口子》，都是杨沫在这段斗争实践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苇塘》是作者写的“敌后抗战生活杂记”之一。为了对付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战士们把大苇塘开辟成后方阵地。杂记描写的正是“这千百年来渺无人烟的荒凉绿莽中”出现的“抗战史上神话般的生活”。她歌颂这神圣的地方“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荣而奇特的一页。”《在兵站上》热情地沤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的战士，细腻地描绘了两位重伤员面容坚毅、神色昂扬的精神状态。与革命战士有着血肉联系和真挚的感情，使杨沫的创作饱含深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说：“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内……生活在我身上进发的火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的火花，难道没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鲜血所凝聚的氧在催发吗？”是的，杨沫能写出震撼心灵的《青春之歌》，能成为著名作家，和她对革命、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郑德富家俩口子》用血和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老实勤劳的农民被剥削得一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作品通过郑德富两口子的悲惨遭遇道出一个真理：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土地改革运动，亲身体验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喜悦，是写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写不出《穷光棍结婚》。一个三十多岁的穷光棍要结婚了，在农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穷光棍李凤桐过去被人看不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村边石洞里。土改时，他当了贫农团主席，积极、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变成了英雄。年轻寡妇许志玉、漂亮姑娘许凤娥、作过童养媳的王大爱都爱上了老实憨厚的李凤桐，愿意嫁给他。连爱给干部挑毛病、说俏皮话的小老头许文庆，因眼瞎整天坐在家里的张富贵的娘，都围绕着李凤桐要结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杨沫设计的舞台表演。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她写许志王爱上李凤桐，在她眼里这个雇工真漂亮，连那双眼睛都极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写淳朴的李凤桐的喜悦心情，杨沫让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旧灰军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凤桐和王大爱的恋爱场面别有风趣。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王大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里来了，她鼓足了劲儿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凤桐哥，你看我行吗？”李凤桐的心突突跳起来，他大胆地一把抱住大爱，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咬了一口。大爱高兴得“哎呀”了一声。凤桐放开手，喘呼呼地说：“你放心……组织上许可我要你。找媒人说说……咱们就结婚。”他们怕有人来，很快松开了手，走回村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语言和动作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有味道。有农民气息，也有时代气息。

　　《苇塘纪事》和《七天》是杨沫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1949年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胜利了，面对祖国的解放，杨沫热泪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艰苦岁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励她动笔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结构、布局、使用语言、个性刻画——说起来本无能得可怜……”那时苇塘的生活使她激动，但又觉得驾驭小说的能力还不够。三年过去，杨沫的创作能力提高了，终于完成她创作生涯中第一个中篇《苇塘纪事》。这篇描写冀中苇塘地区反扫荡的斗争生活的作品，又一次再现出人民战争生活的场面。《七天》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场地道战。一位老同志带领七个新学员，在漆黑的地道里与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天七夜，终于取得胜利。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杨沫在《红红的山丹花》的后记中总结道：“我感到它们的内容扎实了，有了生活基础，也有了些群众语言。但是，我并不喜欢它们。它们被我写得太实了，也就是现实生活太多，浪漫主义太少。丰富、光彩夺目、充满战斗气息的沸腾生活，却被我写得那么平淡无奇，黯然失色，不能动人心魄。”杨沫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中和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不断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创作也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人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二十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三十七万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报》曾连载过其中几章。初版的三十五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历史风暴里所进行的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刻画了从苦闷访惶到觉醒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痛苦、欢乐、爱情和战斗，也描写了几个动摇、沉沦以至叛变的社会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历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台充分表演。书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爱情生活。爽朗热情、潇洒不羁的卢嘉川常带着狡猾顽皮的微笑；稳健沉着、淳厚质朴的江华更多的是工人气质；“希腊女神”般美丽的林红面对死亡镇定自若。这三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战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风采。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自私平庸的余永泽和戏弄人生、玩世不恭的白莉苹，个性和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都走向沉沦堕落的泥坑。温柔、善良、沉静的王晓燕也走过曲折的路，但终于觉醒投入革命怀抱。而戴愉从共产党里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叛变投敌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过程。还有徐辉、罗大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