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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部分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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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鸣。

  这种朴素、淡雅、自然的风格,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突出。她笔下的人物,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笔细雕,她从不用浓墨重彩把人物嵌进油画里。

  林海音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也有一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质朴美。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样子,作者不过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纸面而已。这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结构艺术,当然是作家深思熟虑、精巧构思的结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多端,给人种种新意。有的以书信体结构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灵美,如《萝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讲故事的方法构小说,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几代人的不幸婚姻,讲得详略得当,写得真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多变,如《烛芯》;有的开门见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顺写(《继母心》);有的倒叙(《初恋》、《兰色的画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几个人物分别立传的结构方式(《我们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台北行》、《阳光》);有的简洁明朗,像速写,如短篇小说《再嫁》、《冬青树》;有的铺陈委婉,如长篇小说《晓云》)。即使都是长篇小说,也因不同题材而采用不同的结构方法,如《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系列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故上之恋,别离之憾。《春风》则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命运为主次线索的结构方法,表现由大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则采用一种更接近于散文的写法,因而显得更为自然、质朴,并带有一种女作家所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将歌女的悲欢,姐妹之情,男女之恋,都在舒徐动人的叙写中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读来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她深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怩作态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热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爱与恨倾注在人物的际遇中。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上。她许多写北京风土人情的散文和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都是乡愁国恋的见证。但在正文中却不露痕迹,而让这种真挚诚笃的深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而以台湾为背景的小说,则让这种情感涌溢于她笔下人物的思绪中:

   立明切然没有听见,他的思绪飘得很远。他在想幼年去过的

  西湖和昆明湖。记忆里,昆明湖好像比较清楚些,石舫和铜牛,一

  口气直上排云殿,居高临下看湖水,绿荫深处一只翠鸟……

                        ——(《春风》)

  安立美之弟安立明就要去美国留学了,可他站在台湾的大贝湖旁,想的却是杭州的西湖和北京的昆明湖,想得发痴,听不见近在身旁的外甥女几次问话。而女主人公静文,虽然在台湾功成名就,却总忘不了北京的西山红叶,忘不了在北京就读的日日夜夜,忘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婚姻的故事》写了几代人的婚姻,它却是以离开北京结尾的:“我们已经飞到云层上面来了,绿琉璃瓦的北平城早在视线中消失了,她深深地埋在云层下面,我知道她将留给我无限无限的回忆。”作者连用两个“无限”,那深情,那不舍,都尽在不言中了。事实上她在台湾写的散文或小说都表明,她时刻都没忘记过她的第二故乡。

  林海音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处处附丽着她特有的情思,常常把读者带入诗一般的境界:

   刮来了一阵白光下的暴雨,雨是斜的。夹杂着风,在太阳底

  下闪着金光。望着天,美丽极了。黄昏的残霞是深瑰色的,只有

  舞台上的女人的化妆才肯搽得那么浓的红胭脂。

   台风前的景象是最美的!

                         ——《晓云》

  真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而且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以内在的哲理引起读者的沉思:夏晓云与梁思敏的恋爱,不正是象征着台风前的美景,而他们恋爱的结果,不正是暴风后的毁灭么?

  作者还常常以作品中人物的心境照景,使景物和人物互相衬托,互相照应,以收到一百二鸟的效果。如《殉》中,新寡的方少奶奶,在北海所看到的金色落日,是“徐徐地沉下,沉下”,她的心也“随着那金轮子坠下去了。”而且她还记得,“那时北海是一片黄昏的苍茫,水面上闪着一层微弱的光。”这沉下去的落日,苍茫的黄昏,微弱的光,把一个被接来“冲喜”,却仍然无法挽救丈夫生命的新寡处女的绝望心情,和她凄惨黯淡的前景映照得何等鲜明,影射得何等神似!三十年后,她抱养的爱女小芸就要出嫁了,她感到日子过得太快,女儿走得太急,这时,眼前的景就完全变了样:“水流得那么急,金轮子也滚得那么快。”三十年前的夕阳,在万念俱灰的新寡方少奶奶眼里是“沉”,三十年后的夕阳,在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的方老太太眼里却是“滚”了;由于作者巧妙地以人物的心境照景,同样看落日,感受也迥然不同!

  林海音的作品的情真意笃,还因质朴隽永而含情脉脉的语言而更加突出。不管是状物绘景,还是叙事写人,她都把自己的满腔深情,渗透到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上。如对她曾在北京住过的珠市口、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交民巷、梁家园、南柳巷、永光寺街、南长街(《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质朴、详细而深情的记叙;而对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家住书坊边》)的挚爱,更涌现笔下:“每看到有人写北平的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时,别提我多亲切,脑中就会浮起那地方的情景,暖流透过全身,那一带的街道立刻涌向眼前。我住在这附近多年,从孩提时代到成年。不管在阳光下,在寒风中,也无论到什么地方——出门或回家,几乎都要先经过这条自清代到民国而续延二百年至今不衰的北京文化名街……”对北京的西山红叶、北海的白塔,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台湾的大贝湖畔、日月潭、狮子山、北投等景色的描绘,把作者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写得那么真切,说是写景,实是抒情。

  林海音人物的语言,是“可以从别人的谈话里推见说话的人物的”(鲁迅语)。如听到“我晕、我晕哪!”的叫喊,我们就知道这是《烛》中大妇特有的语言。我们甚至通过那发颤的声音,看到她满脸的盼望,触到她那颗渴望爱却又被弃的心。从“绿藻的繁殖很快,一天分裂两次半,它只需日光、空气、水和少量廉价的药品……将来有一天,每家的屋顶开辟一块可以晒到太阳的绿藻培养他,这一家人就可以取之不尽、食之不竭了。我们将和绿藻共同生存,繁殖在这世界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慷慨发言,看到微生物学家肖定谟的雄心大志(《绿藻与咸蛋》);也从“感谢这一段友谊的散步。它使我认识一个可爱的男人,像你这样的男人才是我心目中寻找的对象的标准。有一天也许我们又偶然在街头上遇,那时我们又何妨像熟朋友一样地互道近况,只是我们现在该分手了,为的是,你应该回你温暖的家庭,我应该奔向我光明的将来。”的一段话,看出女主公怎样理智和向心爱的有妇之夫告别,因为她很清楚,这种散步不应继续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奔向光明》),突出她性格果敢、坚毅的性格。小学生振亚把自己装有鸡腿、肉丸的饭盒偷换贫穷同学装有萝卜干的饭盒而被老师查出时,却请求老师:“老师你不要讲出去吧。刘毅军的家里实在很穷,他天天吃白饭配萝卜干,所以……”展示出小振亚纯洁、美好的心灵(《萝卜干的滋味》),更从“我们看海去”,判定这是天真、聪明的小英子在读书和说话。、甚至从北京腔、天津卫、山东调、闽南语、客家话等不同的语音语调中,读出说话人的籍贯,身分、年龄和性格,作品也因此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如此,林海音的人物语言还常常展示各人特有的情意和神态。如《琼君》中女主角在丈夫死了以后,她想再嫁,说出口的却是:“大小姐,我想朝前走一步。”这句话,把这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温柔少妇的怯弱心理写活了。她甚至连“改嫁”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可是那个语调,又分明满含着她对与她同龄的丈夫前妻之女的信赖和恳求。“你的宝贵青春都为爸爸牺牲了,你有充分的理由再嫁。”大小姐到底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开朗、明智,对这个一向像朋友一样的后母充满同情,这一组对话,既点明她们不同性格,又突出了她们之间特有的情愫。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投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心灵的镜子。林海音将满腔乡愁,编织在她的作品里,并着重描述了我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生悲剧,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寂寞空虚的生活,表现了思亲和盼望祖国的主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生活的丰富世界和台湾下层人民的不幸。她的作品是桥,沟通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是画,展现出祖国北方京城和南方海岛的美丽风景、习俗人情;是诗,吟诵出那埋藏在炎黄子孙心底的爱国深情。因此,我们说,无论她怎么“化”,她都是中国人民最欢迎的中国作家,道理就在这里。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黄庆云






黄庆云

                 阎纯德

   翡翠般的南方,蓝天上飘着白云。那云,为生活编织童话,为

  大地酿造甘霖。

                  ——摘自我的《文坛日记》

  十年前,黄庆云对我说:“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孩子。至今,我还探索着,用我的笔,用我的心……”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起,这位1920年5月10日生于南方名城广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已有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出版了论文《民族诗人屈大均》(1939年,广东文物社),儿童读物《中国小主人》(1942年,桂林进步教育社)、《国庆日》(同上)、《庆云儿童故事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云姐姐的信箱》(同上)、《地球的故事》(同上)、《妈妈的小模特》(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儿童诗集《儿童诗歌集》(1947年,香港新儿童社)、《诗与画)(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幼儿园的诗》(1950年,广东通俗出版社)、《快活的童年》(196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儿朵朵开》(1963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爸爸比童年》(196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儿歌新唱》(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童话集《庆云童话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庆云翻译童话集》(同上)、《奇异的红星)(195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月亮的女儿》(1982年,新蕾出版社)、《两个小石像》(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天鹅的歌声》(翻译童话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会叫的鸡蛋》(198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脱了壳的乌龟》(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怪电话)(香港真文化出版社),中篇小说《一支枪》(1950年,广东新华书店》、《爸爸的血》(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着共产党》(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活跃在粤赣湘边的小鬼连》(1958年,全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共产党走》(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中篇传记文学《不朽的向秀丽》(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刑场上的婚礼》(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1986年,明天出版社),选集《黄庆云作品选》(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长篇童话《金色童年》(198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小说《爱我香港》(1986年,香港明华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香港归来的孩子》(1988年,明天出版社)及译作《英仙斩妖记》、《金河王》、《温妮啤啤》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许多优美的童话、诗歌、小说和文学传记。

  五十多年春风秋雨,斗柄转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辍的身影,在孕育未来和光明的园地里闪动。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她始终不渝地把它认作神圣事业。虽然,被小读者呢称为“云姊姊”的黄庆云硕果累累,可她却说:“我算不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创造着。在时间的长河里,她有自己的航线;在生命的运行中,她有自己的轨迹……

                  一

  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坍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朦胧的恐惧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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