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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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都是与人民的事业和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
她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些发展阶段。辞采华美，才气横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剧作。她的诗歌质朴自然，热情奔放，赤心直呈。至于小说，则热情、坦白、大胆，蔑视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
早期，她醉心于西方现代派，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在她投身革命后，思想上渐渐自觉地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一概扬弃了以片面创作艺术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艺的大众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视了艺术性。她的作品愈到后来，艺术性愈差，这与她的这种主导思想转变不无关系。这是她思想的偏颇，也是时代的悲剧。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华和非凡的毅力，她会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经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发生了影响。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创，使她有些扭曲，任性、易怒、不大合群，遇事过于认真，过分的直率和自尊，都妨碍了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和互相理解。这些，也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是，白薇绝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她的昂扬的如火似铁的意志，她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楷模。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袁昌英
袁昌英
李杨杨
她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一位著名女性学者，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早在二十年代末，就著有《法国文学》（编著丛书；1929年，商务印书馆），以后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四十年代，又写了《法国文学》（1944年，商务印书馆），此外，还著有《西洋音乐史》等。
她是大学教授，在讲坛上讲了几十年的戏剧、法文、希腊神话、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欧洲近代戏剧等课。
她是作家，写有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30年，商务印书馆），剧本《饮马长城窟》（1947年，正中书局）、《春雷之夜》，散文集《山居散墨》（1937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袁昌英散文选集》（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行年四十》（1945年，商务印书馆），以及小说《牛》等。
她是翻译家，译有法国剧作家的剧本《玛婷：痛苦的灵魂》（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还用英文写成《中国爱国文学》。
她叫袁昌英，字兰子、兰紫。
一
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影响的早期女作家，1894年10月11日生于湖南醴陵农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袁雪庵，在外作官，任过山东省、云南省财政厅长等职务，是一位在政界有影响的人物；而母亲却是一位农村妇女，一生养了四个女儿，袁昌英是老大，三个妹妹都不幸夭亡，她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儿。在旧中国，“男尊女卑”是把杀人刀，不知害了多少善良的妇女，袁昌英的母亲，便是在亲戚邻里的白眼和耻笑声中郁郁而死的。母亲的死，强烈地创伤了袁昌英，她当时虽然很小，但那种重男轻女的重压，却深深感觉到了。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这位孤女，她奋发自强，要为妇女争光的思想一天天形成。
袁昌英结束了幼年乡间的私塾学习后，被父亲接到上海，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习英语，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化。
二
中学肄业后，袁昌英于1916年靠父亲的供给，自费留学英国。初抵异国，她需要迅速掌握口语，便住到了英国人家里。房东太太管理极严，从餐桌上的礼貌到古老西方的谈吐都认真地指点。头一年，袁昌英成绩不佳，房东太太禁止她出大门，她闭门苦读了六个星期。在那里，生活极其艰难，几乎每天吃的都是黑面包，但这位中国姑娘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她觉得学到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她很快从中学跳入苏格兰最高学校——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大学她和同房、同学海伦·勃莱克利结为知交。这位英国姑娘是学医的，她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经常通信，关系密切。那时，两位女友常常利用假期一同骑车到乡间游玩，她们走了几百里，袁昌英饱览了美丽的英国农村风光，接触了善良勇敢的英国劳动人民。
在英国，袁昌英认识了中国留学生杨端六、周鲠生、李四光、张奚若、皮宗石、陈源（西滢）等人。杨端六是湖南长沙人，家境贫寒，早年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曾经被捕，后来避难日本，又赴英国伦敦，修经济学。袁昌英很敬佩杨端六，他们情投意合，很快订了婚。不久，杨端六先行回国。
袁昌英留英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平凡的日夜，在她以后的创造中留下了印迹。在《山居散墨》中，有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随笔——《模朗吟教授》，文章歌颂了一位英国老教授模朗吟女士，她得知儿子在前线为国牺牲了，但照样登上讲台。袁昌英用动人的笔触，描写教授不屈不挠、敛神忍痛，孜孜不息地履行自己的职务，表现出沉毅而悲壮的精神。在战乱的年代，一个东方女子在西方求学，同样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袁昌英这篇随笔就是很好的记录。
经过五年攻读，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那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女性为数不多，获得学位的更少。为此，路透社发了消息，中国报纸也登载出来。1921年，袁昌英回到祖国。
这时，父亲已经续弦，并又有了子女，但袁昌英与比她小许多的同父异母弟妹，感情极好，一家人住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一个小院子里。如今几十年过去，袁昌英远在美国纽约的大弟袁昌雄，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姐姐的拉丁文是她的专长。英国文学也很深入，常常在黑暗房间高声背诵莎士比亚，音调舞台味很重，也很准。她乐此不倦……”就在这一年，袁昌英与杨端六结婚，她二十六岁，他已三十六岁了。婚后，袁昌英留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书，她的丈夫又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2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杨静远出生。为了在法语和法国文学上进一步深造，袁昌英把女儿交给父亲和继母，于1926年，又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求学。
在巴黎，袁昌英结识了陈学昭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远在异国，袁昌英经常想女儿想得哭起来，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日益加深。有一次，袁昌英与少女萧君步行回寓，这是一个深秋的月夜，整个巴黎已经酣睡。袁昌英描写道：“忽然又从天外，其实只是由邻近的巷内，飘来一阵洞萧音乐，音节的凄婉，情趣的别致，迥非西人所可能，入耳即我国人的特技。我与萧君不约而同的立住了脚，敛神静听，将这一段清越如泉涓，浑厚似松涛的妙乐，揽人性灵的深入。”《关于莎乐美》，收在《行年四十》）只有日夜思恋祖国的游子，对巴黎月夜的萧声，才能产生如此美妙的感受。西方世界的污泥浊水，对身临其境的袁昌英是深有感触的。她在一篇散文《巴黎之夜》里，极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妙龄女郎的惨死，揭示出丑恶思想对人的毒害。
两年之后，袁昌英又踏上了归途。
三
袁昌英来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讲授莎士比亚。她的丈夫杨端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们家住在北四川路提篮桥，周鲠生、李四光、杨振声、刘秉麟、汤操真等，是与他们夫妇来往密切的朋友。杨端六在朋友中声望很高，在经济学方面已是学术权威了。
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异常兴奋，她带着女儿先行来到武汉，成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但在那时，却有风言风语，说袁昌英是沾丈夫的光，为此，她十分生气。其实，杨端六是一年之后才到武汉的。袁昌英认为妇女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在社会上自主自立，不依赖男人。
初到武汉，他们住在武昌昙华村南街。1932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进山前一区教授住宅里。此后，杨端六除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还担当过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个孩子杨弘远。这时，大女儿杨静远已经十岁，如今她回忆那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她说：“在珞珈山时，我母亲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她的书房里，除了沿两面墙的书架上，摆着琳琅满目的中外文学书籍外，还有一些卡片柜，一屉屉的卡片，用工整的字迹抄着中外文资料。我母亲性格开朗、豪爽、热情，近乎天真，不世故，重感情，热爱生活和朋友。我家常有朋友来，不论年老的、年轻的，都喜欢和她谈，谈的多是中外文学轶事。来往较密切的有陈源、凌叔华夫妇和苏雪林先生。我母亲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她也热爱我国古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