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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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像山中的泉水，清澈而明净……
爱家乡，同爱母亲一样，几乎是人所共有的天性，李纳深深爱着自己的家乡——孔雀一样美丽的云南……她曾自豪地说：“我的家乡很美，有闻名于世的石林，巨大的瀑布，梦一样常绿的大地、秀丽的水，不朽的撒尼族长诗《阿诗玛》，就诞生在那里……”
是的，云南是美的。
1920年5月22日（阴历四月五日），李纳就出生在云南省路南县城内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原名李淑源。
她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古朴、精巧的小城，闪光的小河，清澈的泉水，典雅的小桥，弯弯曲曲的小路，路旁闪烁着报春花，婉转鸣叫的春喜鹊……啊，多美的家乡！
李纳降生时，祖父是当地的乡绅。他是一位性格复杂的人，在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但平时对任何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大声呵斥孩子，高兴时，还让李纳搬他的长指甲。他衣着朴素，不穿绸缎，但他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语言是他毕生遵守的信条，脑子里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幼小的李纳，感受最深的是家里“男尊女卑”。她家叔伯五人，又有弟、妹，虽是一家人，但吃饭男女不能同席，男子那一桌的菜，要多要好。祖父每日严格监督叔叔们攻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至于女孩子，他深信“无才便是德”，能认识几个字就可以了。所以，李纳只能读“大狗跳，小狗叫，小孩子，哈哈笑”一类被祖父讥笑的课本。
父亲的早逝，给李纳一家带来了不幸。当时，留下她和一个妹妹，母亲还正怀着孕。祖父极希望生下一个男孩，以延续其后代。一个夏天的傍晚，家里正宴请从远方回乡的叔叔，客人都在欢乐的饮酒举署，忽然传来婴儿“呱呱”的哭声。祖父警觉地问：“是男是女？”李纳的婶婶早已查看清楚，随即幸灾乐祸地回答：“姑娘。”祖父立即沉下了脸，撂下筷子，扬长而去，同桌的外公像被击中了头顶，轻轻放下筷子，回到家里，放声痛哭。
痛苦的刺激就这样强加给了年幼的李纳，她回忆说：“这件事，在我心上投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在旧中国，我最痛恨重男轻女，我憧憬着男女平等的生活。我对这个越长越可爱而又不受欢迎的妹妹，寄以极大的同情。有时把她抱到祖父面前，总是被她嫌恶地用‘走开’二字赶走。母亲因为绝望没有奶，我小小的年纪，就不能不担负起保姆的责任了。”
李纳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她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而那美丽的大自然，却是她童年的伙伴。在那偏乡僻野里，除了山水以外，没有正常的精神食粮，家里的书，有的她看不懂。这时，一位远房伯母，便成了她第一个文学启蒙者。
这是一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年轻时便死了丈夫。这位伯母，性格豪爽，是一位路见不平敢于挺身而出的女性，她不知道“害怕”二字，就是在至高无上的族长面前，也敢据理抗辩，毫无惧色。在家里，她承担着牛马般的劳役。当她转完沉重的石磨时，便领着李纳去看戏。戏场是大众化的，观众都是短打扮的劳苦大众，人们站在既无电灯照明，又不讲究的露天底下，头顶着星星，聚精会神地听那《三国演义》、《瓦岗寨》、《水浒》的戏。这位伯母看戏认真，每次都同戏里主人公的感情一同升沉，爱憎感情异常分明。她最喜欢张飞、程咬金和李逵。
这位伯母善讲故事，常用简练十动的语言给李纳叙述《东征》、《杨家将》的故事，十分同情杨家将和薛仁贵。她的心胸开朗，很少忧愁，只有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才找个僻静的地方，用丰富、生动、诗一样的语言凄凄惨惨地向死去的丈夫哭诉她使人同情的孤苦悲惨的命运……
人，都是社会的人。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受到各种人和环境的影响，而那童年、少年时代所受的影响尤为重要，往往成为人生道路的指路标或为一生所从事的事业打下基础。李纳说，她的第二个文学启蒙者是一个卖菜的中年人。他们住在同一条巷子里。他孩子多，大的背小的，一家人挤在一间肮脏的耳房里。他生活得快活、自尊，从不许别人冒犯，为了保卫自尊心，经常在小菜摊前和别人吵架，有时简直要打起来，所以连那些有钱人也往往怕他三分。但他有一颗美的灵魂，热爱生活和孩子。他常常捧着一只竹筒烟锅，蹲在石阶上，一面吸烟锅，一面向孩子有声有色地讲述《三国演义》的故事。他恨曹操，看不起刘备，喜欢张飞，佩服赵子龙。他的身边，总是围拢着一群背娃娃的小听众。他，像一位园丁，用甘露浇灌孩子们纯洁的心；他，像一块磁铁石，吸引着孩子们的纯真，不管母亲如何骂，甚至抡起棍子，也阻挡不住孩子们往他家里跑，李纳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启蒙者当然不止以上两个，那爱唱歌的雇农的小楼，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在李纳回忆童年生活时，感慨地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我毕生感激的。后来，当我会看书时，如读《荡寇志》，我憎恨陈希真和陈丽卿，因为他们剿灭了梁山泊，杀了我喜欢的英雄。我无法发泄愤懑，于是就将这些人的面像一个个挖空了眼睛……”
再暗淡的生活，也会有亮光。对李纳来说，这亮光就是这些下层的劳动人民。她说：“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怀念他们。他们不但给过我快乐，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生活中真正的美。这些人，就是颈项上拴着铁链，也过得高高兴兴，从不对生活绝望。这些人是善良的，纯朴的，对别人充满了同情心。后来，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之外，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著，舍死忘生。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利益。有时，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更单纯。我爱这些人。无论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代，”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寒冷日子里，她们的光辉都照亮了我，想到她们，心中充满了温暖、”（《李纳小说选·自序》）这就是为什么，李纳在自己的笔下反复歌颂她们。
中国的封建势力是一条给人民制造了无穷苦难的绳索，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但那根绳索仍然束缚着当时的少男少女们，他们最感痛苦的还是婚姻不自主。李纳也不例外。在高小时，她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有一副沉重的枷锁无情地绑缚着她。对方是什么人？她一点也不知道。不知有多少次，她与同命运的小女友在校园里的凤仙花下偷偷哭泣。李纳说：“像我们那样的家庭，要提倡退婚是家庭的奇耻大辱。死，比退婚还容易。”
小学毕业后，在昆明读书的叔叔回来了，他和李纳有着同样的痛苦。她向叔叔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之后，叔叔要她争取出去读书，还指着墙上的一幅对联说：“读好了书，便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母亲同情女儿，赞成她出去念书。那时，她的家乡只有一所女子小学。由于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滇军来，川军往，很不太平，她家不是逃到乡下，就是躲进昆明。自从她受了叔叔的启发和鼓励，外出读书“便成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祖父最初不同意，一个女孩子，远离家长的约束，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经过母亲的苦苦哀求，由于他怜悯她从小没有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将她托给一家亲戚。
聪明、勤奋的李纳考取了昆明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以后，她曾多次提到《亚利安娜》给她的启示。她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个寒暑，可是至今想来，还清晰如同昨日。那时候，我是一个初中学生，寂寞总是笼罩着我。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一本厚杂志，读到《亚利安娜》。这篇小说，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被一个为真理献身的女性感动得热泪迸流。在我稚气的心灵中，它不啻是一束火把，它长久地在我心中燃烧，长久地成为鼓舞我的精神力量。”
李纳所在的这座中学，在大革命时期十分活跃，出了不少共产党员，还牺牲了几位女英雄。但在李纳入学时，空气已经颇为沉闷，学生们在几个老处女的监视下，如被幽囚的小鸟，连她们和男子一起走路也要开除。她们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课，图书馆里有几本不像样子的书，只有冰心的《寄小读者》还能稍稍满足一点学生求知之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纳曾读到巴金使之耳目一新的《亚利安娜》，但这种书在那里是找不到的。
矛盾百出的大家庭分开了，她母亲领着三个女儿开始单独生活，日月艰难。不久，李纳考入同样腐败、守旧的女子师范。她不喜欢数理化，而独爱好语文。她的语文老师虽然年轻，却很守旧，专教学生读古书和写作旧体诗。这时候，她接触了屈原、陶渊明、李白和杜甫。李纳说：“至今，我尚能背一些古文，不能不说这是那位年轻的语文教师的功劳。”
中国，近百年来受尽了敌人的欺凌。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民奋起抗战，使苦难的祖国从黑夜望见了黎明的曙色。这时，李纳同千百万中国青年一样，从个人的哀伤中奋起。国家正在死亡线上抗争，用生命拯救她，是儿女的神圣责任。李纳说：“在这伟大的时候，如果谁还仅仅想着个人的幸福，那便是犯罪！”当时不少云南青年男女，得知抗战的爆发，都浸沉在悲喜交集之中。几天之内，许多有志之士离开家乡上了前线。女学生也不肯后人，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也要奔赴前线。李纳兴奋地参加了这个团，到昆明西山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她母亲反对，亲自跑到昆明，终日形影不离，拉着她不放，使她没有走成。
1938年，纷纷传说敌机要轰炸昆明。一天早上，蔚蓝的天空像平常一样透明，院子里飘着阵阵花香。体育教师领着她们跑步之后，忽然异常严肃地叫她们立正。他激动地面向学生，用颤抖的声音说：“同学们，敌机要轰炸，迫使我们不得不停止升旗。”他望望天空：“这是我们祖国神圣的领空，却不能让自己的国旗飘扬……”他哽咽着，泪水沿着他粗糙的脸颊滚了下来。国旗在沉默中升起。泪水从许多学生的眼里涌流出来，最终形成一阵哀哭……这时，李纳胸中的热血在奔流，在燃烧，她回忆说：“我仿佛经历了法国都德《最后一课》的情景，每每想起那难忘的一幕，我的心就激动起来，好像又置身于抗日的烽火之中……”
国难当头，在许多青年看来，读书已成为多余。饭馆和火车站，经常传来出征的歌声；酒杯相碰，泪流满面，心向祖国，同发誓言：“不收复失地，誓不回家！”
不久，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徒步来到云南。他们带来了进步文化，进步书店日益增多，宣传抗日的书籍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的精神状态更加高昂起来，使昆明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
正当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之时，李纳的姨夫从上海来到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附中担任教导主任。他在路南县家乡人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他团结进步教师，搜罗进步教师，楚图南就是颇受学生爱戴的一位。昆明被敌机轰炸后，附中疏散到路南县。李纳由于家庭困难，又羡慕该校的自由空气，便请求姨夫介绍到图书馆工作。这个图书馆有许多进步书籍，周围又有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多年来，她渴望读书，在这个知识宝库里她得到了满足。在浏览了“广阔的世界”之后，她懂得了人应该怎样生活。尤其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她对延安充满了激情，认为那种生活是人生真正的生活，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是黑暗中的灯塔，心中的诗。
那时，去延安，须有不怕杀头的胆量。李纳说：“我认为，为了真理，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中那位女主人公给了我勇气。我充满着同旧生活决裂的精神，决定闯出云南。但云南离延安实在太遥远了。当时交通困难，我又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我有婚约的束缚，万一被发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我抓缚回来。我姨父说服母亲，她心软了，决定让我走，并向我提供路费及一切需要的方便……”于是，在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离开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汽车在大路上跑，两旁的加利树向后面飞，她激动地站起来，但心里没有离情别绪，只有幸福！她微笑着，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自己是一只飞出樊笼的自由鸟！
延安，像陕北高原健壮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一位热烈地爱着她的青年！
李纳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那里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一切强调集体。她们穿布军装，同睡一铺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课，集体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讨论为什么到达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
李纳是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发现这个革命集体里一部分规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学们找她谈心，鼓励她进步，热情地帮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习惯了，进步了……
延安，那是个革命家庭，组织上很注意大家特长的发挥。她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被送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她说：“那时是我求知欲最强的时期。我很喜欢这个环境。这儿学术空气很浓，读书成为共同的需要。鲁艺图书馆藏有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我贪婪地读了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读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译本，我觉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样晶莹。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资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饭便往资料室奔去，资料室还上着锁，门口已经排了长队，等管理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