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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部分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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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改变柳溪的命运,挨打受气还在继续。十三岁那年,继母又一次追打她。但这一次,她不再向她求饶,而是转身提起一根棍子,作为防身武器。她继母见此情景,更是怒火中烧,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撂下!你反啦?!”

  “你撂下我就撂下!”柳溪指着继母手里的笤帚说。

  继母的大眼睛变得十分可怕,惊讶地望着好像不认识的柳溪。这时,柳溪含着泪说:

   “你已经打了我好些年,已经打够了。现在我长大了,再也不

  能像我小时候那样随便让你打了。以后你打我,我就打你!”

  这一着,使惊愕之中的继母慢慢放下了手中的答帚。这次反抗,使柳溪基本结束了挨打的生活,并使她第一次懂得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生活,需要勇敢和斗争!

  童年,尤其是不正常的童年,对人的影响,给人的记忆是深刻的,清晰的,长远的。柳溪的童年,好像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似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谁会想到,十岁时,曾以“被告人”的身分进过一次法庭——那是继母为转嫁到她身上的“打人罪”而施展的心术。这场“官司”是一场滑稽戏,但使柳溪第一次感到了法律的威严,也看到了人的虚伪、社会的欺骗。……为赚点钱,买吃的,柳溪还背着继母曾到专事丧葬和嫁娶的铺子——扛房——里充当执事的小工:去喊“肃静”,去“鸣锣”、“开道”,扛“雪柳”……柳溪说:“为了五个铜板,我穿上绿色带黄花的衣服,头上围一圈黑色丝穗,举着一根白纸糊成的雪柳,随着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一直送到坟地,等到下葬,才算完事。”不知为什么,她很喜欢那洁白的雪柳。柳溪说,她从事写作后,所以选择“柳”字作为笔名的一个字,便是由于“雪柳”的关系。

  ……人类的童年曾是残酷的、野蛮的。柳溪没有爱,没有温暖,但她却像北方野山里的小树,艰难地发展自己。

  “是的,没有人疼爱,经常生活在惊恐之中,饥饿、打骂、跑街、受苦,这就是我的童年。”这是柳溪的结论。

                  三

  柳溪,好像一个黑夜里迷路的旅人,在荒山野岭中被折磨了十来年。但蓦然,她面前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山口,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蜿蜒着伸向远方的地平线……

  柳溪能上学读书,似乎有点戏剧性。在她试图第二次自杀的第二年春天,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柳溪去学校接妹妹时,遇见一位瘦高个戴眼镜的张老师。他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她回答:“……后娘不让我上学。”那位老师以仁慈的同情心,安排她当旁听生,每天到学校上课。她没有书,便和妹妹同桌,没有本子做功课,妹妹便高兴地把生字本拿给她,让她替自己做作业,自己去玩耍。她从十三岁开始,像跳棋一样,连跳两步,由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以她的聪颖,仅仅三年,便从天津木斋小学毕业。提起上小学,柳溪至为感慨,激动地说:“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那位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给我以启蒙的恩师,是他第一个把我领上了知识的道路。”

  她上中学是在河北保定女子师范学校。那时他们全家都迁到了保定,住在小城南边,靠着城墙。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她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便开始幻想创作小说氏在她读到的许多作品中,当时她最喜欢庐隐女士(黄英)的那本石绿色封面的作品选集。她觉得庐隐的文笔隽永、自然、流畅、简练,情节哀婉动人,篇篇打动她的心。柳溪说:“我至今还记得,那本选集附一张作者的照片,美丽安详。我熟悉她的传记,得知她早逝,还为她异常悲哀过。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我几乎能背……”就在这一年——193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便模仿着庐隐的小说,写了第一篇作品《失意者》,投到《河北日报》。两三天后,此作便在这家报纸的文艺版上发表出来,这就是她的处女作。这篇作品以感伤的笔触,写了一个少女被男人欺骗,经过种种痛苦,终于死在雪地的故事。处女作,是一个作家生命的起点,它的问世,无疑会给作者很大的鼓舞。柳溪说:“接到当天的报纸,我乐得满屋跑。其实这是一篇真正的无病呻吟。因为我毫无这篇文章里的生活经验,只是受了《海滨故人》与《雷峰塔倒了》的影响,根据听来的生活故事写成的。所以,后来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出我这篇处女作,因为它太幼稚。不过,这篇‘不祥’的作品,却不幸地言中了我后来的恋爱生活——我终生都是一个失意者。”

  在柳溪发表小说《失意者》之后,她父亲从一个走街串巷卖破烂的挑筐里,用两毛钱买了一本鲁迅的《二心集》,作为对她的奖励。这本杂文集使她第一次知道了鲁迅先生的名字。柳溪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不完全明了这部作品的深邃意义,但我迷上了它。我觉得,每篇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文笔辛辣,寓意深刻,富有社会意义。于是我放下庐隐的作品,便如痴如迷地读起鲁迅先生的作品来。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与诅咒,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的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令我由衷地敬佩。”这时期,她一做完作业,就会阅读鲁迅的的作品《且介亭杂文》等。他们的国文课选了鲁迅的《秋夜》和《故乡》,这颇使她大开眼界:她仿佛看见闰土那银项圈在瓜园的月色下闪亮,听见那枣树叶儿在秋夜中沙沙作响,这时她才发现——原来鲁迅并不单是干预政治和社会的杂文家,而且还是文笔优美的小说作家呢!那时她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厚古薄今的冬烘先生,他用最至高无上的美丽词句,眉飞色舞地褒奖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的《儿时记趣》,而用最粗俗的语言,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进行挑剔。她不同意老师对鲁迅先生的批评,但又说不出自己的理由。柳溪说:“从此以后,我就到图书馆去找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阅读。祥林嫂的不幸命运使我同情落泪,但我当时最感趣的是《社戏》。那乌篷小船,那水乡的风光,特别是躲到地里去烧豆秧的情节,简直使我着迷。我想,要是我能烧一枝豆秧吃该有多好啊!”

  柳溪说,在艺术上她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稍后,她又迷上了果戈理。她喜欢《巡按》、《死魂灵》、《狂人日记》、《密尔格拉得》以及其他短篇小说。他那幽默讽刺的文笔,含泪的微笑,对祖国热烈的爱,及对黑暗势力的愤怒与奚落,都使她钦佩得为之倾倒。于是,她又开始向这位俄国艺术大师学习,保定古莲池图书馆成了她最迷恋、为之流连忘返的场所。

  “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后所写的东西,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受了果戈理不少的影响。”柳溪说,“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好像是开杂货铺似的,又是进来许多新货,吸收了许多味道不同的营养:我既读高尔基的短篇、长篇,又读塞万提司的《堂·吉河德》。既读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又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烟》、《罗亭》等等,和中国的明清小说。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孩子需要摄取大量的、多方面的营养那样,我以为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不论是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爱。”大概这就是她在艺术上的泛爱主义。直到她从事写作生活以后,柳溪才更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喜爱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绿蒂和捷克的聂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于自幼那种半饥半饱艰苦生活的折磨,又由于过分用功,终于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结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润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学。这就是她中学时代的句号。

  她继母由于连续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两度爆发精神分裂症,投过河。而父亲有时与同事去妓院“打茶围”。这时,柳溪从中国妇女的最高意义出发,不计前仇,忘掉恶感,给继母以同情——为她治病,为她打抱不平,毁掉父亲与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义、勇敢的行为,赢得了继母的好感,改善了“关系”。

  柳溪虽然在家养病,但依然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了追回童年时代白白流逝的岁月,还在头脑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病愈后,跳四年级,考大学!于是,她花钱托人在北平琉璃厂,一改中小学里用名纪清修,而为纪清亻先,作了一张假文凭,半年后的1939年,便像冒险家一样,真的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长成了细高挑儿),而文凭上却写着:“纪清亻先,女,二十岁”。

  柳溪自信考大学对她来说功课不是难关,而最大的难关是身体检查,若没有身体合格证,就不能参加考试。经过检查,她的体重只有八十五磅,仅就这一项便不合录取标准。她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来。也许是她伤心的恸哭感动了他们,经过商议,她终于转悲为喜地得到一张笔试准考证。柳溪说:“如果不发准考证,我也不会再回保定家里,因为我对父母发誓说我一定能考取,这样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点可怜的路费(并答应以后用勤工俭学的钱弥补这笔损失)。”那时正值酷暑,尽管中南海公园的琼岛和流水、鲜花迷人,蝉鸣和鸟叫悦耳,情侣来往如织,但柳溪在那里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每天啃着干烧饼,艰苦地温习功课,背诵历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报考的千余人中只取八名的情况下,她——成了幸运儿……

                  四

  柳溪上大学时,师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学校当时叫女子师范学院,坐落在北平西单李阁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从这所学校后院——一个被高楼和廊庑遮得连白天都得开着电灯的潮湿、阴暗的小单间开始的。她满意极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从那里扬起,船,就从那里远航。那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惊涛骇浪,远方会出现灿烂的朝阳……

  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留给她的回忆是亲切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没有藤鞭、没有骂声、没有饥饿和惊吓的生活,我独自毫无干扰地过着读书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间小屋里,她幻想过广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驰骋、翱翔的沙鸥!就在那间小屋里,除了上课,她没有逛过大街、市场,没有看过电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柳溪说:“那时我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时自恨生晚,没有机会与可能享受左联的培养教导。我钦佩冰心与丁玲,喜欢萧红,曾胆大妄想地私下决心:竭诚努力,做她们义学事业的接续人。”在那间小屋里,她再作创作的尝试,以纪莹为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给董太太当使女的那段生活写的《我的童年》,作为征文,刊于《妇女杂志》的“公开你的私生活”的专栏中,并得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男女合校后,柳溪不得不离开那间使她留恋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个大院里,每天穿过绒线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的学校去上课。这期间,她从渴求知识的书斋生活,开始走向了社会的十字街头。柳溪说:“我看到中国人民的亡国命运,远比我个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头,随意被日寇污辱打骂,多少逃难的农民被抓了劳工,送往煤窑或装上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充当华工奴隶。那时,我的心开始了另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这一段觉醒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和苏联十月革命文学,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

  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上,每到星期日脱下来洗一洗,晾干后,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裤又瘦又小,缀着补丁。她身边的女同学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钱花,看电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遥自在。但这些,并没有干扰柳溪的情绪,她有自己的王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练就了一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硬功夫,那些既不在我的眼里,更不在我的心里。”她没有自哀自怜命运之苦,她的心和足迹,总是留在那座丁字楼的图书馆里。那里有像一垛垛城墙似的高大书柜,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她总是兴奋地坐在长桌旁,每次都像是第一次置身于浩淼的海洋。她曾天真地计算过:“我这一生,怎样才能读完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从那时起她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看书的页数,不完成,不睡觉。那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安心,只有坐到书桌前,打开散发着书香的书本,她便立刻忘掉一切,甚至忘了参加在风雨操场举行的四十年校庆的音乐会。

  柳溪说,她自己是一个既没有女性柔情,又没有韶华青春,“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女子,一头乌黑短发,一副深度眼镜,单调朴素的衣着,永远来去匆匆—那时她缺乏营养,眼球上总长白水泡,疼得钻心;眼科医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营养,就有得白内障和青光眼的可能。为了维持学习生活。她除了写文章得点菲薄的稿费外,便是实行勤工俭学:为别人抄写稿件、教家馆、到中学代课,赚几张日伪“联合准备银价”的钞票,可以买一点鱼肝油、菠菜和水萝卜。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当学校里开始政治性逮捕时,正是她暗自向往革命,而不想当一个书呆式的亡国奴的时候。当时的女大学生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死读书的,梦想当留学博士,当女状元;二,迷恋于爱情生活,整日梳装打扮,想当校花,做名人、达官、阔佬、富商的太太;三,抱着救国的凌云壮志,但不知何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堡垒,一心想通过封锁,奔向雾都重庆;四,不相信“曲线救国”,坚信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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