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白话今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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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湟兹魠｝（16）。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贵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17）。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所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
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18）。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19）。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20）。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屦，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苴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注释］
（1）“以水救火”当作“以水救水，以火救火。”（2）“虽”为“谁”字之误。（3）“乡”：即“向”。（4）此句疑“正”字当删，“与”为“兴”字之误。（5）“与”为“为”字之误。（6）“毕强”即“毕劼”，“动”为“助”字之误。（7）“而”疑为“是以”之误。（8）“进”为“尽”之假借字。（9）“谁”为“设”字之误。（10）“当”如“尝”。（11）“费”通“拂”。（12）“谁”为“设”字之误。（13）“泰”通“太”。（14）疠疫：瘟疫。（15）“若”疑为“兹”之误。“既”为“即”假借字。“群对诸群”当为“群邦诸辟”。（16）“叄奔础绊啤薄＃�17）阿：私。（18）“乡”通“向”。（19）“有”为“者”字之误。（20）“颤”读为“惮”。
［白话］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而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者强迫弱小者，人众者虐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做臣下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药、水火，用来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还是别（相恶）呢？则必然要说是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墨子说：“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所以
墨子说：“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象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对待别人的都城，象治理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都城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则必然要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爱人利人的，是别（相恶）还是兼（相爱）呢？则必然要说是兼（相爱）。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 ！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现在我推究由兼（相爱）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爱）对，就是出于这个道理。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爱）来施政。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现在以兼（相爱）来施政，则其利如此。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相爱）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议兼（相爱）的言论还没有中止，说：“兼（相爱）即使是好的，但是，难道可以应用他吗？”墨子说：“如果不可应用，即使我也要批评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假设有两个士子，其中一士主张别（相恶），另一士主张兼（相爱）。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就象我的身体；看待我朋友的双亲，就象我的双亲。”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即不给他吃；受冻时，即不给他穿；有病时，不服事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相爱）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疾病时前去服侍，死亡后给予葬埋。主张兼（相爱）的士人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这两个士子，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假使这两个士子，言出必信，行为必果，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既然如此，那么请问：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死生之变不可预知；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越、齐、楚，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那么请问：他要托庇家室，奉养父母，寄顿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相爱）的人呢？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相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反对兼（相爱）的人，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说话否定兼（相爱），（找人帮忙）却选择兼（相爱）的人，这就是言行相违背。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相爱）
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在哪里？
然而天下的士子，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就对待自己之身呢？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就不给吃，受冻就不给穿，有疾病就不给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给他吃，受冻就给他穿，生了病就给他疗养，死亡后就给予埋葬。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国君，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假使这两个国君，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假如今年有瘟疫，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已经很多了。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将会跟随那一位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在言论上反对兼，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这就是言行相违背。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其原因是什么。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兼爱算得上是仁，也算得上是义了。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做得到吗？我打个比方，兼爱的行不通，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一样。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还不曾不过。现在至于说兼相爱、交相利，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泰誓》上说：“文王象太阳，象月亮一样照耀，光辉遍及四方，遍及西周大地。”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泰誓》这样记载，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大禹说：“你们众位士子，都听从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在蠢动，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去征讨有苗。”大禹征讨有苗，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也不是干求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大禹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
而且并不只《禹誓》这样记载，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即使墨子的兼爱，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这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的。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还是没有终止，说道：“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而有害于孝道吧？”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完全不值得善待呢？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先王的书《大雅》说道：“没有什么话不听用，没有什么德不报答。你投给我桃，我报给你李。”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不知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原因在哪里。
抑或认为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