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女医生 作者:亨利·丹克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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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正观察着他古怪的举止，忽听斯考特·凡·克里夫在背后问她：“你来这里干吗？”
凯特转过身：“我还想问你呢，”她直视他说。
“我来这儿是公事，法律上的事，”他说。
“我来这儿是——”她一时找不出确切的字眼儿。“只是，好奇。我非来不可。”
“幸好盖伦特没看见你，否则非临场评论一番不可。‘啊哈！罪犯又回来目睹自己罪行的结果了。’那个混账东西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凯特说。
“说过了。法律上的事，”凡·克里夫说。“在这种重大和充满感情色彩的场合，保不住你会发现点什么。”
“你发现什么了吗？”
“是的。”
“比如说？”凯特问。
“比如说棺材。”
“棺材怎么了？”凯特问。“木质很光滑。质朴无华。”
“说得对，”凡·克里夫说。
“质朴无华有什么不对吗？”凯特问。
“作为施托伊弗桑特家的一员，不用抗腐烂的可以永久保存的金属棺材？另外棺材是封死的。根本没机会瞻仰遗体，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像通常那样头一天在某个有钱人去的小教堂葬礼上。这让我感到蹊跷。可那些抬棺材人的姿态更让我觉得迷惑不解。”
“所以你才截住了其中一个去问？”凯特问。
“我问他棺材有没有分量时他以为我是疯了。”
“他说什么？”
“答的耐人寻味。‘我怎么知道？过去从没抬过棺材。不过比我想像的要轻得多。’明白吗？比他想像的要轻得多。”
“凡·克里夫先生。这能说明什么？”
“我巴不得知道答案呢，”他说。“尤其是葬礼突然定在了今天。这意味着克劳迪亚的尸体已运回家中，也就是说，尸体解剖做完了。验尸官的报告你听说了吗？”
“没有，”凯特说。
“我也没听到，”凡·克里夫说。“为什么尸体不让参加吊唁的人看呢？”
“有时要是死亡是事故造成，或解剖时破坏了尸体的外形，死者家属就不会让别人瞻仰，”凯特说。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这样吗？”凡·克里夫问。
“不是，”凯特答道。
“你知道我怀疑什么吗？”凡·克里夫问。“棺材里没有尸体。”
“没尸体？”凯特愕然地说。“那干吗举行葬礼？”
“这正是我想搞清楚的，如果没尸体，棺材里装的是什么？只是火化后的骨灰？”凡·克里夫自语道。“施托伊弗桑特想要掩盖什么？”
“吸毒？”凯特问。
“你曾说那天晚上你做过毒性化验？”
“是的，”凯特说。
“结果是什么？”他问。
“我一直没见到。我最后一次看她病历时上面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凡·克里夫说。
卡明斯医生除厂莱昂内尔·特朗布尔外，不愿意让别人过目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但最后他还是做出了让步。
凯特·福莱斯特和斯考特·凡·克里夫急迫地一页一页翻阅着病历，但始终没有看到毒性化验报告。
“奇怪，”凯特说。她拿起电话，对话务员说：“请呼叫布里斯科大夫！”大约过了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埃里克吗？我是凯特。埃里克，施托伊弗桑特死后，你见过她的毒性化验单吗？”
“我没查过，”布里斯科答道。“怎么了？”
“我们想了解化验结果。”
“‘我们’？”
“我和我的律师，”凯特说。
“律师！你有私人律师了？”布里斯科问，声音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为什么？”
“因为怕施托伊弗桑特跟我打官司，所以他们觉得我需要个律师。”
“是这样，”布里斯科说。“可我从没见过毒性化验报告。”
凯特惟一剩下的办法是找到卡米利塔·埃斯皮纳莎。凯特星期六晚上让人把最后一次血样送到化验室时，负责化验的就是那个女技师。凯特找到她时，后者正给电脑化的扫描器里输送血样，机器将读出一个新病人的化验结果。
埃斯皮纳莎简单地回答了凯特的问题。她记不记得为施托伊弗桑特做过毒性化验？关于病人的血样和化验，她从来记不住名字。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那天晚上她记得吗？记得。那天晚上她做过毒性化验吗？做过。她做过三个。三个都是阳性。
“三个都是阳性？”凯特又问了一遍，希望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
“是的，”埃斯皮纳莎女士说。
“你是把电脑打出来的结果送到急诊科了吗？”
“我总是把结果送到要求进行化验的部门，”埃斯皮纳莎女士说。
凯特和凡·克里夫面面相觑。他俩不约而同地想：那份毒性化验报告应该在克劳迪亚的病历里。但实际却没有。它在哪儿？
第十六章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正在特洛伊医生的地下办公室里干活，忽然接到卡明斯医生秘书打来的要招见她的电话，不禁感到一阵欣慰。凯特对老特洛伊已产生了好感，也极佩服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但就她内心感受而言，她仍喜欢直接治病救人，而不愿意从事有关医疗有效性的统计研究。她心里暗暗希望，随着施托伊弗桑特葬礼的结束以及她接受电视采访所引起的不满情绪的消失，卡明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将意味着院长已打算重新恢复她做一名住院医的合法资格。
她步入院长办公室时，卡明斯正站着等着她的到来。
“卡明斯大夫……”
他不答话，表情分明压抑着一股怒气。他手里攥着几页纸。凯特瞥了一眼，立刻就认出了纽约县验尸官办公室的大印。
“你可以坐下来读读这个，”卡明斯说。
凯特接过报告，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坐下后便读起来。还没读完第一段，她便惊异地抬头看向卡明斯。卡明斯手指报告，命令她继续读下去。
“……子宫外孕，”凯特不可思议地读着。“造成她左输卵管破裂……”
“导致大面积内出血……和死亡”，卡明斯为她念完了那句话。“你要是回过头来重新看一遍她的病历，就会发现所有迹象和症状都与宫外孕破裂相符。”
“她的症状和迹象也代表其他十几种疾病的特征，”凯特说。“再说我也给她做了盆腔检查。”
“可你显然没有看出病源，”卡明斯气愤地说。
“布里斯科也做了盆腔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凯特答道。
“可这个诊断你是应该能做出的。要是那样，而且立刻就采取必要的手术疗法，那个女孩就死不了。那个混账记者盖伦特曾说：‘如果连有钱人都得不到较好的治疗，普通老百姓会是什么样的境况？’不幸的是，在老百姓眼里，你的失误恰恰证明了他的话是正确的。”
“她两次否认有性关系……”凯特试图做出解释。
“你应该能觉出她在撒谎。”
“我觉出来了，所以才做了验尿怀孕检查。结果是阴性！”
“根据这份报告，你的化验结果无疑有错，”卡明斯说。“我们本来还有避免吃治疗不当官司的可能，这份报告使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它将是审判中的关键性证据。这还不算你在州委员会面前做听证时他们会发现什么过错呢。”
凯特摩掌了几页报告，茫然地将其递回去，争辩说：“那种怀孕化验我曾做过近上百次。”
“福莱斯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很遗憾，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尽力支持你，”卡明斯说。然而他的神色却是极度的孤独无望，这使凯特想起一位医学院教授对她说的一句话：“当一个人说他将尽力而为的时候，他已看到了注定失败的命运。”
验尸官的报告令凯特坐立不安，于是她没有返回地下办公室，而是匆忙穿过医院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径直回到急诊科。
她走进曾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C病房。她打开那天夜里克罗宁打开的壁橱，从中取出她给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做过化验的怀孕检查器械。她一下拿出好几个类似的，仔细查看每一个盒子上的到期标记。
1993年12月30日之前使用。
离过期日还有一年的时间。对盒子里的化验药品没有怀疑的理由。可验尸官的报告分明证明她做的化验结果产生了误导性的错误。不仅误导，而且还致命。难道她出了错？有时阴性结果并不准确，但比例极小，难道偏偏被她赶上了？满腹狐疑的凯特又回到地下办公室。她发现在她桌上的电脑打印资料旁边放着一张纸条。纸条是特洛伊吃午饭之前留下的。
给你的律师打电话。急事。
凯特听见话筒另一端不耐烦的声音：“我是凡·克里夫。”显然，克里夫正在准备着什么法律文件。但一听到凯特的声音，他立即来了情绪。“大夫，咱俩得见一面，就在今晚，而且见面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我刚看到一份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我也看到了，”凯特说。
“那么你就会明白，我需要你为我澄清几个问题。一定要有说服力。我并不愿意麻烦你跑很远的路来华尔街，尤其在晚上。但你最好今晚六点钟以前赶到我办公室。”
凡·克里夫紧迫的口气使凯特兴奋起来，于是同样干脆他说：“六点钟，凡·克里夫先生。不见不散！”
斯考特·凡·克里夫让凯特在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舒适地坐定，便开始发问，他问她喝不喝热咖啡，凯特谢绝，但她觉得他认为她应该喝点什么，以便能熬过他们即将进行的艰苦工作。
“好吧！”凡·克里夫说着沉进他自己的坐椅里。这句被平时说滥了的一个词儿突然有如一声号角，预示战斗即将打响。“大夫，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验尸官报告的内容。”
“而且还有人劝说他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结束后再宣布报告结果，个中原因我们也能猜出，”凯特说。
“这样就不会引起丑闻。但凡对施托伊弗桑特十分了解的人也明白另一个事实：一场官司是打定了。而且在州委员会采取行动之前你肯定会被指控。从他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角度看，你不仅害死了他女儿——”
凯特接过他的话茬儿：“我还在公众面前玷辱了施托伊弗桑特家族的名声。”
“所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凡·克里夫口气沉重地说。“大夫，我们知道，对于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我们不能持有异议。这便要求我们要针对你为什么没能发现病症而做出解释。”
“宫外孕本来就不易发现，”凯特说。
凡·克里夫没理会她的话，接着说：“不管难不难发现，我们必须向医疗界和老百姓证明，你所做的完全达到了治疗标准。无论在法庭或在听证会上，都经得住法律上的考验。”
“事实就是达到了治疗标准！”凯特说。
“那你怎么没有查出她的病？”凡·克里夫问。
“埃里克·布里斯科也没有查出，”凯特说。
“这不是理由。再说施托伊弗桑特的起诉对象也不是布里斯科，而是你，是你所做的一切，你对病情有没有看出来。因此我要了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其中还包括你在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期间脑子里的一切活动。”
“我不知从哪儿说起。”
“从头说起。从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其实我先见到的是病人的妈妈。”
“她妈妈放到后面再说，”凡·克里夫说。“先说你第一眼见到患者的情景。什么也别漏。哪些细节重要或不重要由我来判断。”
凯特尽可能详细地开始叙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情治疗过程。她要求做的血液化验，她所观察到的迹象。有两次她停下来问：“我说得是不是太详细和太复杂了？”
“没有，接着讲，”凡·克里夫说，时不时地做些笔记。
凯特于是继续讲得很详细，并说：“这些都写在了病人的病历上。我把一切步骤都记下来了。”
“大夫，在开庭或听证会上，他们不会让你拿病人的病历照本宣科。你得用自己的话做见证。接着说。”
凯特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全部描述完后，凡·克里夫说：“刚开始时，你说你先见到的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然后才是她女儿。”
“是的。”
“你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
“很显然母女俩之间有磨擦。有一种紧张的矛盾，不过这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时已太晚了。”
“什么事情？”凡·克里夫问。
“事情结束时，克劳迪亚死了以后，一些人听见她妈妈说：‘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凡·克里夫问。
“当时我觉得在那种悲伤的时刻她这样说很奇怪。但自从我对施托伊弗桑特有了许多了解之后，我现在明白了他妻子对他简直是惧怕得不得了。”
“她怕他会因他们女儿之死而怪罪她？”
“这也是我刚一见到她，她十分担忧的原因，”凯特解释道，“她女儿搬出了家，自己单过，很可能是违背了她父亲的意愿。”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责怪他妻子，怪她没管住他们的女儿，”凡·克里夫猜测说。
“我觉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