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女医生 作者:亨利·丹克尔-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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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法律，两名成员必须是内科或外科大夫，从一百三十一名州委员会专业成员中选出。第三位委员会成员不是学医的，从三十七名非医学专业成员中选出。所有专业成员都是根据医学和外科协会的推荐选出。但非专业成员则都经州长的认可而直接任命，州长可以利用这一权力奖赏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给他们一个名誉上的头衔，但实际他们基本无事可做，也没特殊才能。

　　为听证委员会选出的三名成员中，有一名将被指定为主持听证会的主席。

　　第一位被指派的专业成员是来自白平原的家庭医生莫里斯·特拉斯科特。特拉斯科特年事已高，不得不压缩出诊次数，为此他比其他医生的时间充裕得多。

　　出于对克劳迪亚的死因和性质的考虑，第二位被指派的专业成员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格莱迪斯·沃德医生。沃德虽刚过不惑之年，却已在纽约大都会地区为自己赢得了著名手术和女性癌症病专家的名声。

　　在审阅委员会三十七名非专业委员名单，以便挑选听证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时，州委员会主席的目光落在了克莱伦斯·默特的名字上。默特是做生意的，退休前把自己的不动产股票都卖给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故而州委员会主席觉得指派默特正巧可以讨好不动产大亨施托伊弗桑特。他还任命默特来主持福莱斯特的听证会。

　　为使听证会符合法律程序，还需按要求任命一位行政官员。其职责是就程序问题或证据或证辞的可接受性作出裁决，因无论是听证会的专业或非专业委员都不具备法律知识。行政官员就等于是法官，尽管他不主持也不表决。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权限比法官还大，因为听证会的程序很灵活，因而行政官员可以适当发挥，甚至听从自己偏见的影响。

　　当位于纽约州首府阿尔班尼的州卫生委员会得知要任命一位行政官员时，州长办公室立即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谨慎地提了一个要求，答复同样是谨慎的口气：“近来州长在选举中得到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在资金方面大力的支持，但任命行政官员的事不能受外界影响的左右。”

　　此话的意思是不打算任人为亲，但明确无误地暗示出，州长的意图是要把这一差事犒赏给在政治上对他效忠的人。

　　按程序规则，行政官员必须从州卫生部的法律人员中选出，与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无关，其表面的意思是为了避免给人一种偏见的印象。

　　当消息传出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此次听证会极为关注，听证会还要任命一名行政官员时，州参议员弗兰西斯·卡希尔便决心插手此事。卡希尔利用他在议会中的影响，设法使这项任命落在了他外甥凯纹的头上。

　　律师凯纹三十初头，最早是通过他舅舅的后门在州卫生部谋到一份律师工作。凯纹干得恪尽职守，但也无甚突出的业绩。

　　曾经一度，弗兰西斯舅舅觉得为他这个毫无起色的外甥安插工作，实在是白白浪费了他政治上的关系。因为参议员曾预想，凯纹也将像多数年轻律师一样，在政府机构混上一年半载，积累一些经验，建立一些私人关系，然后就利用这些自己出去单干。无论是在州府还是在华盛顿，靠兜售政府工作经历而吃饭的实在是一种普遍现象。

　　然而令弗兰西斯舅舅失望的是，凯纹偏偏没有这份野心。为此，参议员在为凯纹弄到了福莱斯特听证会行政官员的任命后，便请他外甥共进午餐。此时在政治圈内，人们已管这次听证会称做施托伊弗桑特听证会。

　　“凯纹，你妈妈在世时，有句话我从没跟她提起过。现在是我们两个大男人谈话，我不妨直说。我对你非常失望。”

　　“为什么？”凯纹愕然地问。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早该跳出那个州政府的差事，自己单干了。我甚至和查理·海根谈过了，希望你能到他的事务所做行政法，处理州委员会乃至最终联邦委员会的案子。可你一直没表现出我期待的那股冲劲。”

　　“弗兰西斯舅舅，我喜欢目前这份工作，”凯纹试图作出解释。“我感到我在保护纽约州人民的健康方面能尽把力。”

　　“胡说，凯纹，”参议员雷霆大作。“没有一份政府工作是目的的本身。它们不过是单干时可资利用的踏板！”

　　“我不想独自单干，”凯纹不服气地说。“我想按部就班地干下去，最后能混到委员会法律部门的负责人。”

　　“荒唐！”他舅舅气愤地咆哮道。“如今我又在政治上领了个大人情，把你任命到施托伊弗桑特听证会上。千万仔细别坏了事。因为我听说施托伊弗桑特本人也决心出席每次听证。其实我还听说，要不是为了那个可恶的老家伙，根本不会有这次听证会。”

　　“我已经看到了调查委员会的初步报告，”凯纹说。“听证会的结果可能有两种。”

　　“决不允许有两种结果！”参议员大声说。“凯纹，你听我说！你不是希望某一天成为法律部门的头头吗？你不是想回报你舅舅为你做的一切吗？一定要听我的劝告。最有用的劝告。听证会期间，你做的每一次裁定必须要像最高法院做的判决那样。法律味儿十足，特专业。但万万不能在裁决时抵触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利益。我希望让他注意到你。给他个好印象。因为一旦法律部主任的职位出现空缺，我就能轻易地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帮忙，因为他欠你的人情。总之，你要想要那个头衔，就得去争。在听证会上争。明白吗？”

　　“明白了，弗兰西斯舅舅。”

　　“你去纽约出席这个听证会时，记住，受审判的不仅是福莱斯特医生，还有你！”

　　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业已选定，行政官员亦指派停当，阿尔伯特·豪斯金斯便开始着手起诉官方称之为的“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案件”。

　　听证会的日期日益迫近，斯考特·凡·克里夫因觉得自己的当事人从未与法律事务打过交道，便认为很有必要给她灌输与本案有关的法律知识，就像她曾对他讲解医学名词那样。

　　由于他们已经找到了关键性证人，腾出了晚上时间，斯考特便在晚饭后帮着凯特熟悉听证会程序，辩护时的各种战略，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性格上的冲突等。

　　为了避免让凯特深更半夜在空无一人的华尔街上行走，另外也不至干扰罗茜·庄的弹性作息时间，斯考特把与凯特会面的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他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私人公寓里，独自占据了整个第四层。凯特对此颇感惊讶，后来发现远不像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那幢白石头楼房实际只有二十一英尺宽。整个一层只包括一间面对后花园的起居室、一间小厨房、一间供一人住的不大的卧室和一间浴室。

　　她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极一般的单身汉的公寓，倘若有女人稍微布置一下，会给人一种温馨之感，但搞装修的却是专业人员，制造出一种霸道的气氛。

　　外出吃饭太耽误时间，斯考特就买回三明治，并用一只复杂的国外咖啡壶大张旗鼓地煮咖啡。

　　他们立即就进入工作状态。斯考特只吃喝了几口，就站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给凯特讲着，后者悉心倾听。

　　“暂且忘掉你在电影或电视上看到的关于法庭审判的情景。听证会和法庭不同。法律？有。证人？也有。但没有法官，主持者是委员会主席，做裁决的是行政官员。当然也没有陪审团，而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最后由他们作出决定。”

　　“幸好不是审判，”凯特说。“这太好了。”

　　“不对，其实更不利，”斯考特说，“取证的规则很不严谨。这意味着，我可以在法庭审判中排除的不利证词在听证会上却可以允许接受。评判你的是你的同行，而不是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况且眼下你们这一行正受到抨击，怨声载道。‘医生们都是吸血鬼，乱收费。’‘医生们关心的不是病人的健康，只贪图昂贵的外国车、免税的、实际是变相旅游的会议。’‘医生们钻医疗保险的空子，中饱私囊。’”

　　“不对，多数医生并非如此！”凯特愤然地说。

　　“可老百姓这样想。这意味着医生们认为他们全体都在攻击之内。于是就像早期移民似的，医生们只能用牛车把自己围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圈儿，捍卫自己的职业。抵御公众，抵御媒体。也抵御引火烧身的同行，这类人中很不幸就包括……”

　　“我，”凯特抢白说了出来。

　　“一点不错。”

　　凯特微微地点一下头，思忖道，他是不是想让我输掉？

　　“此事一边进行，你一边得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情的细节指点给我。但首先我要问你，你和罗茜有没有探清委员会中两位专业成员的医学背景？”

　　“我查了《纽约州医学辞典》……”

　　“医学辞典？”斯考特问。

　　“里面列出了州内所有内科和外科医生，有他们的简历，包括所上的学校、专业、隶属的医院、证书发放的委员会、科研成果等。”

　　“整个学术生涯，”斯考特说。“对特拉斯科特是怎么说的？”

　　“纽约市立大学。考耐尔医学院，贝利瑞医院实习的。住院医是在兰诺克斯山医院。1953年开始设私立诊所。没有专长，无委员会证书，”凯特说。“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时，他的护士说他不再接收新病人，他已处于半退休状态。”

　　“此人不妙，”斯考特说。“你知道老辈知识分子的心态，怀旧情绪极为强烈。看不惯年轻一辈的同事，认为他们自命不凡。爱唠叨他们过去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如今是投机取巧的年代。”

　　“不过，”凯特说。“从他上的是市立大学看，他家庭并不富裕。或许对靠个人奋斗的年轻医生富有同情心。”

　　斯考特表示同意地说：“我们权且认为他立场中立。沃德医生呢？你知道多少？”

　　“哈佛本科，耶鲁医学院。委员会发放的妇产科资历证书。还有肿瘤外科证书，”凯特说，“就职于圣路加妇科医院和长岛北岸医院。她还出过两本教材，若干篇论文。据我所知，她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

　　“好，很好，”斯考特激动地说。

　　“我对她可拿不准，”凯特说。

　　“根据她的背景和经历，以及为女子争夺权力的态度，她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女医生被送上十字架而袖手旁观，”斯考特自信地说。

　　凯特目无表情地摆摆头。

　　“凯特？”

　　“罗茜一直在考虑将来干妇产科，所以她听过一次沃德的演讲。沃德面对一群学医的女生和女住院医直言不讳地说她积极支持女权运动。但也提出了对妇女的要求。在同样的条件下，她要求女人比男人做得更好。罗茜听她说：‘一个黑人或犹太人失败的话，他代表的种族也就失败了。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失败也是此理。’”

　　“口气很硬，”斯考特说。

　　“女强人，”凯特附和道。

　　斯考特在她名字旁打上一个大问号。

　　接下来他又就在听证会期间应如何表现，该说什么，该回避什么，指点了凯特一番。尔后便把凯特送上出租车，返身回到公寓，独自对案子进行清理和思索。

　　他又给自己沏了一杯咖啡。他一只手拿着杯子，按照豪斯金斯可能问及的顺序把与听证会有关的所有文件都陈列出来。

　　凯特所写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的复印件。她记录下来的、采取的每一步治疗措施的医嘱复本。她要求做的各种血液化验的报告，克罗宁护士所写的关于病人最后一次血压、脉搏、心跳等的记录。导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内出血发生时，为拯救她生命所采取的步骤和药物。

　　最后是那份揭露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因的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他还有一封特洛伊医生写的对凯特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虽不乏赞美之辞，但不外乎是鼓励凯特·福莱斯特增强信心，并祝她走运。

　　凯特的同行们要表示支持就再好不过了。这并非指对她无条件支持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或是可以为凯特的行为作证的护士克罗宁和比特哈德，而是指老一些的、有些名声的医生。他们的支持将对委员会产生影响。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表示。

　　斯考特想起一句俗话，美国入侵古巴失利后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因引用这句话而使其流传很广。“成功有上千个父亲，但失败却是孤儿。”斯考特从没像现在这样对这句话体会得如此深刻。

　　他审阅着眼前的材料，觉得他最有利的证据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它同时却又是最致命的。

　　按证据陈述规则，委员会不允许凯特仅仅对病历照本宣科。她可以时不时看一眼病历，帮助她回忆，但必须用自己的话作证。而豪斯金斯在对她进行盘问时，却可以有选择地朗读病历，以便对凯特的证词、治疗决策以及那天夜里她所采取的各种医疗手段提出质疑。对于一个精明老练的起诉人员来说，刁难一位毫无经验的证人简直易如反掌。豪斯金斯恰恰是又精明又工于心计，因为他从事此行当己有十一个年头，别的什么都没干过。倘若他能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心满意足，就会得到他所觊觎的回报。在这种诱惑下，豪斯金斯将加倍玩命地置凯特·福莱斯特于死地。

　　对凯特具有毁灭性的惟一证据是解剖报告。就算斯考特能说动一些医生为凯特辩护，他们也无法解释验尸的结果，或是这样一个事实：倘若能诊断出宫外孕，手术治疗肯定能挽救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他只有一样法律上的秘密武器：里克对克劳迪亚吸毒习惯的作证。里克对豪斯金斯构成双重威胁：他可以作证克劳迪亚吸毒，此其一；其二是他只要一出场，就不仅能使豪斯金斯及委员会成员大为震惊，还能令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