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女医生 作者:亨利·丹克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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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一定是气坏了。尽管他同别人交谈时用词粗俗，但当着老婆和女儿的面一般绝不会说出这样难听的话。

　　“我不会有事的，”凯特口气宽慰地说，以免父亲当真什么都不顾地跳上车，径直开到纽约来。那样的话，她母亲肯定会一起来，提醒他每里路都要当心开。凯特本不想让父亲担忧，但显然事与愿违。

　　“别担心，爸爸，一有新情况我就告诉你。”

　　“一定，”他说，又道：“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你干吗非要在纽约那种地方混呢？这儿的人也需要好医生。而且他们比那些野蛮人更会感激医生。是不是考虑回家乡来，在自己的人当中做事。”

　　凯特意识到，父亲已经在为她做后退的打算了，虽然眼下上法庭的可能性仅仅是假设而已。

　　“我没有回家乡的打算，爸爸，”凯特说，“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你忘了这儿的人是多么地想念你，凯特。谁让你在高中是班里最聪明的呢，比所有的小伙子都聪明。他们仍常说起你，问你的情况，每次进城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们的凯特怎么样了？’好像你是属于整个城镇的。我告诉他们那个纽约市立医院聘用了你，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你能进入最大最棒的地方做事，他们认为这再自然不过了。要是那个畜生施托伊弗桑特敢欺负你，你用不着怕他，听见了吗？”

　　“听见了，爸爸，”凯特说。

　　凯特撂下电话，心情比先前更糟。爸爸原本想给她打气，却反而给她平添了一层压力，因为她不能辜负家乡父老和朋友对她的期望。

　　律师，一定要见那个律师。

　　
　　









第九章

　　凯特·福莱斯特虽对规模很大的大学、医学院和大医院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从未步入过像特朗布尔及合伙人创办的律师事务所那样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事务所占据了十一层，接待处设在六层。凯特按照特朗布尔法官的秘书对她说的，要求会见斯考特·凡·克里夫。接待员叫出一位听差，后者领着凯特从六层下到二层，路过许多装修漂亮空间极大的套房，又从一组不大起眼儿的小办公室跟前走过，直到一个长型的、铺着地毯的过道尽头才停住脚。听差的闪向一边，打手式请凯特进去。

　　她走进一间小办公室，里面杂乱无章，她断定凡是头脑理智、有条理的人绝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做事。办公桌上和地板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法律书籍，有些翻开着，有些插着黄书签，以备办案子时随时翻开做参考。桌子上放着三个黄色法律文件本，都涂鸦似地写满了笔记。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被塞进塑料包装袋里，挤在办公桌的一角，旁边是个杯子，里面有半杯咖啡，显然已经凉了。

　　凯特此刻疑心或许正如她父亲担心的那样，他们已决定把她的案子交给特朗布尔事务所中一个能力较差，或许是最差的律师手中。无论此人是何许人，倘若她把自己的前程，十六年孜孜不倦的苦读交给他，那还不如在家乡请一位像基普沃思那样单枪匹马的律师来得可靠。

　　她正踌躇着退出去，一个高个头的小伙子冒失地撞了进来。见到她，他现出吃惊的样子。

　　“噢，”他有几分懊恼地说，似乎她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路。“你是……这个……”他使劲回忆着。“那个年轻女子——你是干医生的那个人？”

　　凯特强压住心中的气愤，说：“没错。你就是我要见的干法律的那个人？”

　　他瞪了她一眼，松开紧锁的眉头，笑着说：“对不起。现如今女人不愿意别人叫她们女孩儿或夫人，我总是为寻找确切的字眼而煞费苦心。”

　　“所以就说‘那个人’，”凯特说。

　　“这个词听起来挺自然的，”他说。“我叫斯考特·凡·克里夫，”他顿住，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地又说：“——你应该知道我的名字，否则你是不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叫——”

　　凯特暗忖，他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对我的处境了解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应该离开，马上走！乔治·基普沃思肯定认识纽约的优秀律师，可以帮我推荐。

　　不过她决定至少听完眼前这位受到干扰的年轻人有什么可说的以后再走。同时她以一个大夫的眼光打量起他来。他体态不胖，显然很健康。他身上或桌子上都没有眼镜。他饮食习惯不良，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便是佐证，不过这也证明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尽心尽力。他个头很高，头发偏黑但不是特黑。刚下午两点半他的脸就需要修了，这说明他起得特早，老早就修了面。他起早的原因或许是为了跑步，难怪他有一副颀长健康的身材。

　　她正这样打量分析着对方，小伙子突然干脆地说：“好吧！我们这就开始吧！”他把桌上的书籍和笔记本推到一边，打开抽屉，又拿出一个新的记事本。他犹豫着不知如何称呼她：“小姐，你是小姐吧？也许你喜欢别人叫你女士？”

　　“我喜欢别人叫我‘医生’，”凯特说。“福莱斯特医生。”

　　“好吧，福莱斯特医生，我们开始吧。”

　　凯特认为对方的意思是让她把如何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过程叙述一遍，于是说：“病人是在夜里九点半被送进急诊科的，她的症状很不明显——”

　　凡·克里夫打断她：“大夫，我说我们开始时，指的是我的工作的开始。”

　　“我觉得你要是当我的律师，应该听听我对事情的看法，”凯特显露出几分不快。

　　“我会的，只是时候未到。首先，我感到我有义务向你解释一下你目前的法律境况。”

　　“就我所知，我没有什么‘法律境况’。”

　　“暂时没有。不过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做的有如预防医学，只不过内容是法律。因为按照这类事情的自然发展，我们肯定会面临别人指控医院治疗失当。从个人的角度讲，针对的就是你。”

　　“我以为医院的保险应该包括了所有医生，”凯特答道。“要不干吗要在一家大医院工作呢。因为医生是受到保护的。”

　　“受到保护没错，”凡·克里夫说。“但并不意味着有抵抗一切疾病的免疫力。”

　　凯特眉头紧皱，这使年轻的律师察觉到，凯特·福莱斯特就其所处的法律境况而言，可谓是一无所知。

　　“大夫，之所以给你委派一位律师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按我们的预料出现治疗失当的指控，医院就是被告。你也是被告，还有另一位医生——他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布里斯科？埃里克·布里斯科？”凯特问。

　　“没错，布里斯科。律师们指控治疗失当时，在场的人都是被告，凡与案子有牵连的人都跑不掉。理由是他们不知道陪审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也许由于医院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把责任推到医院身上。也许追究当事医生本人的责任——”

　　“这一点你已经说了两遍了，凡·克里夫先生，”凯特打断对方。“倘若治疗失当保险保护不了医生，它还有什么用呢？”

　　“它当然可以保护医生，但有限度。它可为你支付律师费，在一定范围内支付判刑中的赔偿费。但一旦陪审团判词中的赔偿费超出了保险的数量，余额就得由医院和医生补上。至于最近几年陪审团的判词如何，这个就不必由我对你说了。”

　　“你的意思是得由我个人负责，我未来的前程……”凯特试图诠释对方的话。

　　“我认为你应了解你将面对的潜在的危险，”凡·克里夫说，口气尽量很温和。

　　“是的，”凯特沉吟着说。“是的，我了解。”

　　“既然如此，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说说事情的经过了。”

　　“我第一次与那个病人接触大约是周六晚上九点半……”凯特在没有病人病历的情况下，开始凭记忆回忆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凡·克里夫倾听着，时不时在黄色记事本上写上两笔。凯特每次暂时顿住时都禁不住自问：我刚才说了些什么他给记了下来？那一点为什么很重要？我有没有说出对我不利的描述？

　　律师虽然知道她内心的活动，却依旧敦促着：“往下说，大夫。接着说。”

　　她将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包括克劳迪亚的症状、凯特发现的迹象、化验报告以及病人的反应等。说完后，凡·克里夫仍旧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凡·克里夫先生？”凯特提醒对方说话。

　　“等我有时间再亲自做一番仔细的研究。你简单地告诉我，病人崩溃之前，你认为最可能是什么病？”

　　“那些笼统的症状明显地表明胃腔内有病毒，”凯特说。

　　“假如我问六位医生，拿给他们同样的症状——”

　　“和迹象，”凯特说。

　　“症状……迹象……有什么区别？”

　　“症状是病人描述的，迹象是医生发现和观察到的。把这两者加到一起就能做出诊断，”凯特说。

　　“谢谢你，大夫。”凯特无从判断年轻律师说的是谢话还是讥诮。“我再重复一遍：假如我让六名医生发誓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拿给他们相同的症状和你说的迹象，他们将会怎么看？”

　　“肯定跟我的看法一样，病毒性胃痉挛，”凯特说。

　　凡·克里夫又在黄记事本上写了几笔，接着问：“六个人的看法都一致？”

　　“如果不是六个，至少五个是，”凯特说。

　　“病毒性胃痉挛，”凡·克里夫沉吟着重复了一遍，将其写在本上。“布里斯科也这么认为？”

　　“他没像我说的这么全，”凯特说。“可他没发现其他病因。”

　　“比如说？”凡·克里夫问。

　　“那些症状——恶心、呕吐、腹泻，胃疼——可以反映许多病症，如阑尾炎、阴道发炎、怀孕、溃疡，得有五十多种。确诊这样的病只能做化验，一项项地排除，直到找出真正的发病原因，”凯特说。

　　“不幸地是，你并没做所有的化验，”凡·克里夫说。

　　“医学并不是一门绝对精确的科学，”凯特自卫地反驳道。“每一年随着新的发现，它都向精确迈近一步，但目前尚不精确，或许这一目标永远也达不到！”

　　“这正是我们的麻烦所在，”凡·克里夫严肃地说。“病人们，以及包括病人在内的陪审员们认为医学是精确的。一旦出现差错，出现病人死亡的情况，肯定就是医生的责任。我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辩护。我们并非总能打赢官司，但若打败，代价将十分惨重。我觉得你该认识到这一层。”

　　凯特默然地点点头。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就谈这些吧，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茫然地坐在椅子上，对律师的话不知如何作答。

　　“传票一到我立即通知你。不过现在我就得告诉你，此事已成定局，你会成为被告之一，所以要做好准备，”凡·克里夫说。

　　凯特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呃。”凡·克里夫叫住她，“还得提醒你一句，这可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治疗失当或失职案子，我们要和施氏打交道。”

　　“施氏？”凯特迷惑地问。

　　“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他不仅会有一流的办治疗失当案子的律师为他打官司，所有的法官、州或城市的官员也都会对他表示同情，助他一臂之力。敢向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说‘不’字的人，在纽约市和纽约州里恐怕绝无仅有。”

　　“这倒有可能，但我仍相信事实是我最好的防卫，”凯特毫不示弱地说。

　　“小姐，目前你最好的防卫是市立医院。它的保险公司和我们律师事务所都介入了这桩案子。它们将花巨资防范自己，这意味着同时也要保护你。要是你单枪匹马地出面，赔偿费你这辈子也还不清。我再跟你联络，大夫。”

　　当天午后，斯考特·凡·克里夫向特朗布尔法官汇报了与他的新当事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的初次接触后，法官随即给医院院长卡明斯打去了电话。

　　“哈维，”年长的律师说，“跟你说一声进展情况，我们一位年轻合伙人凡，克里夫与你们的福莱斯特医生见了面。首次相互认识的接触，进展顺利。”

　　“我料到会很顺利的，”卡明斯说。

　　“不过，”特朗布尔紧接着说，“目前的形势使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特朗布尔的开场白令卡明斯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像他这样有地位和忙碌的大律师是不会就一般琐事亲自打电话的，于是卡明斯问：“新想法？什么想法？”

　　“你们医院制定的防止差错政策我十分拥护，鉴于这一政策的规定，同时出于为这案子的进一步发展做准备的考虑，暂时限制一下福莱斯特医生的行动不失为一个良策。我们打交道的对象毕竟是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

　　“限制她的行动？”卡明斯沉吟片刻。“她是个合格的内科大夫，我们所有的医生……”

　　“哈维，迟早我们必须要为医院的行为做辩解……”

　　卡明斯打断对方说：“就我所知，这家医院的做法没什么可挑剔的，福莱斯特医生的行为也没有错。”

　　“没错，哈维，不过那是‘就我们所知’，”特朗布尔说。

　　“我对她百分之百地信任，”卡明斯明确地说。

　　“当然，”特朗布尔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信不信由你，对于员工的信任，没人超得过我。但律师在提出建议之前要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尤其是可能会失去几百万美元的案子。所以我建议，不，是敦促，你要限制福莱斯特医生的行动，特别是与治疗病人有关的行动。”

　　“这个，我不明白……”卡明斯仍想反驳。

　　“哈维，做为医院的法律顾问，我有责任提醒你，鉴于目前的形势，恪守完全信任员工的原则是个奢侈品，你可能买不起。”

　　“我不想采取任何可能有损于福莱斯特医生业务能力提高的措施，”卡明斯依旧固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