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河上的春天 [苏] 卡扎凯维奇·ЭМ-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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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楚庚这才相信了。他沉思地站在这个双手叠放着的微笑着的女人面前,并且责难地摇着头,仿佛对人类的愚蠢感到惊讶似的。别的人早已去看别的画了,可是毕楚庚还站在蒙娜丽莎跟前。
士兵们都很喜欢佐佐内和鲁本斯的女人画像。
“这才是美啊!”司务长戈杜诺夫嚷道,他已经跑进来听了一会儿了。
奥加涅相高兴地脸都红了,仿佛人们称赞着他似的。
“这些画却挂在一个女地主的家里,”斯里温科说,“只有她,这个老女妖,能够欣赏!”
奥加涅相突然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想起了他是在欣赏画,这些画都是一个德国女地主的私人财产。
“真的,这多么愚蠢!”他喃喃地说。
丘霍夫请奥加涅相去用早餐。早餐正在预备,翻译员决定趁这个时间去参观一下庄园。他走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原来这是一间藏书室,他在书堆中翻寻了一会。这儿已经没有希特勒的书记:显然它们已经及使毁掉了。可是因为俄国人的到来,在桌上显著的地方放着从橱里取出来的德文果戈里文集和托斯托耶夫斯基文集、一小卷海涅诗集。冯·波尔克太太借此表示着她的忠顺。
奥加涅相下楼去了,看见一个金发的年轻姑娘循着宽阔的楼梯慢吞吞地走上来。姑娘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就站住了,依着栏杆,怯生生地同时又微微厚脸地望着他。
斯里温科陪伴着翻译员,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马加丽亭的事情告诉奥加涅相。
奥加涅相是一个美的鉴赏家,他能够鉴赏的不仅仅是画布上所画的美。他满意地望着马加丽塔,他跟她谈起来了。这个肤色浅黑的军官说一口漂亮的德语,在马加丽塔看来,这是一件叫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奥加涅相知道姑娘是荷兰人,不消说,他首先向她询问关于尼德兰的绘画和那儿的博物馆的命运。但是他当然相信她在这方面懂得很少。她毫不害羞地承认了这点。不过她离开荷兰的时候,只有十五岁。
丘霍夫在楼上门口出现了。
“早餐预备好啦,”他说。
奥加涅相请求丘霍夫允许马加丽塔共餐。丘霍夫简短地说:“好,您叫她吧。”
他很高兴:他自己不敢这样做。
马加丽塔坐在丘霍夫和奥加涅相中间的一只座位上,她因为跟两个俄国军官共餐而高兴的满脸光彩焕发。她滔滔不绝地回答着奥加涅相的问话,不时请求他把她的话翻译给“伐西尔上尉”听。她觉得很可惜,她的上尉不懂荷兰话,也不懂德国话。
一九四二年马加丽塔和几个别的青年被送到了德国——只以收获时期为限,在招募她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答应她们的。可是她在异国差不多已经待了三年了。
应该说,德国人对他们荷兰人,要比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优待得多——照他们的解释,原因是荷兰人属于日耳曼人种,荷兰人可以在街上自由地行走,并跟德国人交往。他们背上没有给缝上象是缝在俄国人和波兰人背上那样的可耻的小布片。他们可以跟家属通信。
虽然如此,这都是屈辱的和可怕的。这是流浪者,然而是不自由的、被一队队地从这个收容所运到那个收容所、从这个省份运到那个省份的流浪者的生活。
马加丽塔走遍了半个德国,她在哈士山 的一座地下飞机工厂里做过工,在斯德丁的应所工厂里装过弹药,在图林根的大领地里收割过谷物。
从去年起她在这儿。
三年来,她,这个身材苗条的到处漂泊的美人,什么东西没见过,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她见过不要脸的男人和女人,见过凶恶的监工和残忍的老板。她也坐过牢。有一次飞机工厂的工人们要求厂房对宿舍加以注意。外国工人们都住在木房子里,那些房子的屋顶都是漏水的。这里有很多大老鼠。带头的人们给捕去了。马加丽塔和她的女友——一个从斯摩棱斯克来的俄国姑娘安尼亚,也被逮捕了。
安尼亚就此没有出狱。她在受审的时候,受尽了折磨。马加丽塔没有遭到过毒打,大概因为她是有日耳曼的血统。只有一次她被打出了血,可是并没有给打得那么厉害。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奥加涅相十分用心地倾听着。她在马加丽塔的话里,甚至与其说是在话语里,不如说是在音调里觉察到惨痛的厚颜无耻、对人和对他们的诚实与正直的不信任。大概她已经十分腐化了,所以她觉得什么都无所谓。或许那不过是一种保护色,是三年来受尽侮辱和必须在那种大捕鼠器似的流浪生活中想尽方法生活下去和保全姓名的结果。
马加丽塔讲完了她自己的事情后,也向奥加涅相提出了许多问题。她想知道战后会是怎样的情形。希特勒会不会给绞死。
在俄国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这句话是不是确实?在俄国真的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吗?伐西尔上尉是不是共产党员?俄国人是不是结婚?为什么报纸上写着俄国女人不出嫁,男人不结婚,他们随随便便地同居。
奥加涅相冒火了,他说这是无耻的谎言和报纸造谣,报纸之所以造谣正是因为在俄国确确实实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的缘故。于是马加丽塔问奥加涅相结婚了没有。他回答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并且给马加丽塔看看他和妻子的照片作为证据。
马加丽塔对这个漂亮的、大眼睛的女人的相片仔细端详了很久。
“您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她轻轻地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又问伐西尔上尉有没有结婚。
奥加涅相把她的话翻译给丘霍夫听。
“没有,”丘霍夫说。
马加丽塔明白了,她脸红了,连忙问道:“俄国真的经常很冷吗?”
奥加涅相大笑起来。接着他开始对她解释俄国是什么样子的,俄国南方生长着柠檬和柑子,而在极北部,在北冰洋沿岸确实很冷。中央各个省份都是一般的欧洲气候。当他讲述俄国的时候,奥加涅相变得健谈善辨了。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描述了祖国的美丽,他告诉这个荷兰姑娘关于高加索的雪山,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笔直的大街,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广漠无际的田野。
她很用心地听着,有时侯追问:“真的吗?”“原来如此?”她时时仿佛在自言自语:“我回到家里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他们听。”
她问她可不可以到俄国去。“那儿很好,”她补了一句。
奥加涅相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必须到处都象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度里所做地那样来做。
“你们那个有唇髭的中士也这样对我们说过,”马加丽塔说,她对这样一致的说法觉得很惊奇。“是马列克翻译给我们听的。我们那儿有一个懂俄国话的捷克人。”
她已经站起来,打算要走,可是忽然在门口站住了,她那长长的睫毛盖住了她的蓝眼睛,带着显然故意装出来的谦逊的表情说:“我曾经对你们说过我是有丈夫的。其实他并不是我的丈夫,他不过是一个叫维列姆·哈特的乌德勒支人。我这样说,为的是使士兵们不来纠缠我……我还没有出嫁。”
马加丽它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可怜的姑娘!”奥加涅相说。他把姑娘最后几句话翻译给丘霍夫听,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可以把她绘成一幅画,题名为被公牛拐走的确欧罗巴……可是那头公牛不应当是雪白的、美丽的,就象画家们过去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瘦弱的、狂暴的、野蛮的、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可恶。”
这个神话的题材并不使丘霍夫感兴趣。当奥加涅相离去的时候,丘霍夫依然站在桌子旁,头脑里充满了许许多多关于他自己和世界的模糊而严肃的思想。
第八章
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赶在其他各师之前参加了战斗。到达医疗营的第一批伤员们讲述着德国坦克反复不断和顽强的进攻。
不久,德国轰炸机也出现了,它们在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投下了几颗炸弹。
习惯了的前线生活开始了,一片警报声。
深夜从师部开来了一辆汽车,它带来了叫外科主任到师长观察所去的命令。
坐着汽车来的那个军官不断地催促着塔尼亚,但是他却不说明是怎么回事。他只对她说,她施行手术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要带去。
他们坐汽车走了。汽车驶过几个被毁灭的村子,折入一小狭窄的小路,在田野里结了薄冰的小丘上面颠簸。四下里尽是轰隆声和呻吟声。机关枪的扫射很近。
汽车在谷地里一座长满幼小的枞树的小丘旁边停下来了,军官下了汽车,并帮助塔尼亚下车,他说:“我们在这儿步行吧。”
他们开始走上小丘。炮弹在前面后右面爆炸。一会儿后,塔尼亚看见了一条新掘的堑壕,它通到丘顶上。
“请到这儿来,”军官做了一个手势邀请塔尼亚,仿佛给她打开戏院的包厢门似地说。
她沿着堑壕走。这儿有肮脏又潮湿。堑壕把她引到了用圆木掩盖着的掩蔽部入口。
在一所阴暗的屋子里,人们坐在地板上和炮眼旁边。有一个人在打电话,他的嗓子完全沙哑了。
“医生来了吗?”有人在黑暗中问。
“来了,”
小木门打开了。
“请进来。”塔尼亚听见了师长的声音。
隔壁后面的一张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塔尼亚在幽暗的烛光下看见伏罗别耶夫上校斜躺在一张躺椅上。他把一支卷起了袖子的手伸给她,并且勇敢地说:
“别告诉任何人!要不他们就会嚷起来,叫我到后方去。这不过是轻微的擦伤。请您诊察一下。”
伤势似乎并不那么轻微。虽然这颗德国子弹已经没有力了,显然是嵌在手臂肘弯下面的软组织里。
“您必须到医疗营去,”塔尼亚坚决地说。
“我决不离开观察所。”
“去吧,上校同志。”
“不去,我的师正在作战。德国人压迫得很紧。您却说:‘去,去!’”
“要是您不听我的话,我马上就报告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他们会命令您去。”
伏罗别耶夫生气地说:“我不允许您报告。在我的师里我是指挥员。”
“在受伤之前是那样,”塔尼亚反驳,“既然您的手臂里有子弹,那么我就是指挥员。”
“我不许您走。”
“您别这样做。我有很多伤员,不只是您一个人。”
伏罗别耶夫恳求地说:“柯尔切娃,亲爱的!……我请求您!……请您帮帮忙!……我怎么能躺在医疗营里呢!……我不能!就在这儿作手术吧。”他轻轻地补上一句:“师的损失很重。”
塔尼亚踌躇了,于是叫人拿水来洗手。
四周忙碌起来了。塔尼亚把器械摆开,开始作手术。师长不作声,也不呻吟。电话响了。集团军司令员叫伏罗别耶夫听电话。他用一只没受伤的手拿起听筒,痛得皱紧眉头,他故意装出精神勃勃的声音回答着集团军司令员:
“是,我照办。一定做到。我调用自己的预备队。一切都会办妥,可以击退。”
当手术完毕和包扎好了的时候,上校脸色苍白,出了一身汗,他向后一仰,靠在枕头上,带着孩子般的骄傲说:“我们是多么坚强的人啊!边防军!谢谢,塔涅奇卡!……记住,千万别跟任何人说!……我们一击退德国人,我就到您那儿去换绷带。喂,给我保护这位医生!”他向另一个房间里的什么人嚷道:“领她走出交通壕……这儿除了她可没有人施手术!”
当塔尼亚离去的时候,她听见了师长对军官们说的话:“喂,该开始工作啦!萨维里耶夫那儿的情形怎么样?”
塔尼亚带着激动兴奋的情绪回到了医疗营。她被前沿的情况所激动,而完全忘却了她个人的悲伤。
在医疗营里有人告诉她,克拉西科夫刚才到这儿来过,他问起她,知道她去处不明而且还没回来,他显然很难过,虽然他竭力想掩饰这种神情。
第二天他又来了。塔尼亚刚刚结束日常的手术。她很高兴他的到来,马上就向他探问前线的情况。
他破例地不回答她的问话。他不脱去大衣,只是正眼对她直视,末了说道:“请原谅我,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可是我是军人,喜欢行动公开。有人告诉我,施奈德穆尔近郊的一个少校曾经来看过您,后来您就整天不在。昨天夜里您又出去过。当然,我没有权利责问您,可是……我很痛苦。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或者您又会发笑吧?”
她没有笑,可是也不回答他的话。
接着他突然向她求婚,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并且说他没有她就活不了,他请求她跟昨天她去访问的那个人断绝来往。
她对于这些话不由得笑了起来,于是他愤怒地嚷道:“您又笑啦!”
他显得很可怜而又不知所措。
塔尼亚给感动了。她想不到克拉西科夫是这样地爱她,而爱情竟能够把这个平常很自负而又稳重的人变成这副样子。
她由衷地怜悯他了,于是她说:“我不告诉您我昨天在什么地方。我必须遵守诺言。无论如何,我不是为私人的事情出去的。但是那个少校……那个少校不会再来。他永远不会再来,他牺牲了。”
有人来叫她到手术帐篷里去,她匆匆地走了。
第九章
虽然塔尼亚对克拉西科夫的求婚没有回答过一言半语,可是他觉得基本上什么都解决了。他因此很高兴,但同时又很畏惧,并因为轻率求婚而微微后悔。他惶恐地想到他的妻子和女儿。甚至与其说想着他们,还不如说想着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那次和塔尼亚谈话以后,虽然他怀疑又害怕,可是他比从前更顽强地找寻着和塔尼亚见面的激昂。这种暧昧状态使他很苦恼。自然,最好的办法是把塔尼亚完全置诸脑后,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所能做得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