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遗梦 作者:朱水源-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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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天真而富有幻想的玉兰，也许对我们抱有什么希望。我们结束蹲点工作回到队部后，她借曾是我们房东的关系，几次来到公社不是找李队长就是找我，还向我的同室问我工作的单位，像她这样胆大泼辣的女孩在当时的农村还是很少见，一次她来到队部没有见到我，竟然写了一个纸条留给我同室的李医生，纸条上写着：“我父亲有问题向你们反映，请你到我家来。”我把情况向队长进行了汇报。队长说他是我们的房东，也许真有什么情况，应该去看看。于是我去了她家，然而她父亲像若无其事，感到我来的突然。这时我才知道这是玉兰在耍小聪明，我和她父亲寒喧了几句后就离开了她家。玉兰紧跟在后送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却欲言即止，过了她家的村庄，她便开口了：“我想叫你在兰州给我找个工作……”她的这些话里充满着幼稚，真诚和期盼的感情，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才好，只好用李队长对她说过的那些话安慰她。回到队部后，我把情况向队长进行了汇报，队长微微一笑没有说啥，而接到玉兰纸条的李医生却开玩笑说：“小伙子要小心，天鹅想吃癞蛤蟆肉了。”但我并未介意。四清结束我回到兰州后收到玉兰的一封来信，信的开头是几句问候语，接下来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歌词。我虽然没有给她回信，但她浪漫的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也常想着像她这样的农家女孩，何时，走什么样的路才能跨进城市的门槛。时代和环境安排着一个人的命运，今天没有用什么关系改变自己生活的农家女孩，大批大批的进城务工，有为者大有人在，不少人落户城市，实现了他们斩断穷根进富窝的梦想，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实现着他们的这种意愿，我想玉兰的青春时期如果处在当今的这个时代，肯定她不会是一个弱者。
队长蹲点回到对部后不久，果园公社召开了“三干会”，即有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共同参加的会议。这种会议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形式，在每年的冬末春初，甘肃的农村都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内容大致是宣传当的方针政策，制定生产规划和生产计划，定额定产，下达公购粮指标；还借一些典型事件和人物对社队干部进行教育警示，其中一些大队和生产队会受到赞言，发一张奖状予以表扬和鼓励，也有一些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会受到点名批评，有的甚至被批判斗争。通常“三干会”由县上召开，而果园公社的这次三干会比较特殊，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在公社召开，会议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叫做“洗手洗澡”。所谓“洗手洗澡”就是社队干部自觉地交代自己的“四不清“问题。会议开的比较策略，先是务虚，后是务实。所谓务虚就是学习四清运动的政策文件，让社队干部认识四清运动的伟大的意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了解政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所谓务实就是政策攻心，自言其咎，交代问题，人人过关，向党交心。既没有点名批评，也没有严肃激烈的批判斗争场面，把这种形式叫做“洗温水澡”。
“三干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下午，屯庄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来到公社找人理了发，然后若无所事地从队部的几个办公室门口走过，看到他那轻松自若的样子，我以他真的放下了包袱。一个钟头后，我接到了屯庄堡大队打来的电话说他死了，我把情况向在家的郭副队长做了汇报，郭副队长是科学家，他的烟瘾很重，最便宜的宝成烟时时叼在嘴上，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张嘴话时把烟掉在了地上，他说刚才我还见到他，怎么说死就死了，于是他派我和公社一名干部去调查了解情况。
我们走到半路上一群人在一条水深刚刚能淹住人的脚面的小渠旁围观，走进人群我们看到这个支部书记伏在小渠旁，只有面部浸在水里。。大队文书告诉我们，最早发现他们的是一个老汉，那老汉说了一句“一碗水也能淹死人”的话就走了。此时大队工作组长也来了，他是一个检查官，看了现场的周围后叫社员把支部书记的尸体抬到小渠旁正面放着，仔细看了死者的面部，然后说他是畏罪自杀。
这个刚刚洗过“温水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却在冰冷的浅水中淹死了，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因罪、因怨、因冤、因恨走上了不归之路，也许大队工作组长知道底细，但最终没有公开结论。而“一碗水能淹死人”这句话反映了一个现实，人的生命就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简单。
果园公社的四清在清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而又普遍的问题，社队干部的家中几乎家家都有酒钢的物品，大到高低床、门窗、汽车轮胎、水泥等，小到玻璃、铁锨、钳子、锤子、搬手、铁丁等。其实这些东西在有的社员家里也有，据在靠近酒钢的新城公社搞四请的民院同学讲，在他们那里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这个问题发生在困难时期酒钢下马，涉及面很广，如果清查下去就会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转移了运动的大方向，因法不裁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果园公社四清运动结束的前夕，队部安排全体工作人员游览了一次嘉峪关。此时酒钢正在准备重新上马，路过时我们看到的酒钢是一片繁忙的景像。酒钢下马，是遭受了一些损失，然而那时酒钢的领导和职工还是表现出了国家主人翁的本色，千方百计保护了基本的设施和设备，为后来的上马保住了根基。改革开放至今，在激烈的竟争中企业优胜劣汰，一大批企业相继转产，有的下马、倒闭，时称破产、改制。然而人心不古，有一段顺口溜这样写道：“企业破产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富了厂长经理，穷了工人兄弟。”腐败分子挖空心思，终饱私囊，老百姓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那些白发苍苍的退休职工还在怀念着哪个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时代。
大漠无边，在西出嘉峪关的隔壁滩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雕刻着”天下雄关“四个大字，石碑上斑斑驳驳的痕迹，记录着历史沧桑，参观者万千感慨，情系着古代的长城。涉足万里长城的最西端，这是我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跨出的第一步。不久”5408部队“的各路人马又聚首一只船，将要开始新的漂泊。
王队长探问外家事 赵元帅补戴地主帽
春来晚的一九六六年，大寒后的第二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元宵节立春。那时候提倡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一些传统的年画，还有贴门神，闹社火等都被视为“四旧”，春联也和着时代的步伐，咏叹着春天的到来。春节传统的五天变成了三天，正月初四后广大的农村相继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5408”部队也紧跟形势，在春寒料峭中又分别被派往河东河西参加四清运动。我仍是河西支队的成员，具体的工作地点是武威的下双公社。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向白干事请假，允许我提前两天动身，并告诉我第三天到县委的招待所认领行李。
得到白干事的关照，我把行李捆好，在行李上面贴了一张名签，交给有关的负责人托运。其它零碎的生活用品，包括洗脸刷牙用具和几本书，还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文件袋装进了网兜，我提着它急急忙忙地去赶开往武威的火车。当时的兰州车站比较简陋，进站口和候车厅首尾两处，相距较远。我买了一张过路车车
票，火车晚点了好几个钟头，后半夜过路车到达了兰州车站，乘车的人们排着长队，前拥后挤，我迷迷乎乎的跟在后面，上车后才想起没有提网兜，我向列车员报告，列车员详细询问了兜中的物品，然后告诉我，你不要着急，到下一站我们向兰州车站联系，到时候会有结果。这趟车过了河口站，列车员告诉我，你的兜没丢，已被兰州车站收存，择时到武威车站认领。我的网兜果然失而复得，此事使我想起那时纯朴的民风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真情。
从六四年的暑假到六六年的残冬，期间有两个春节我都没有回家过年，这次虽是正月初六到家，还是有回家过年的心情，匆匆走进院内，一眼看到家门口“书香门第春常在，劳动人家勤有馀”的春联与众不同，后来听说是敢于冒尖的李家干爹送的。我向家门口走来，门口卧的一条黄狗见我是生人，立身在原地吠叫，此时我看见门上挂着一把锁，还听到屋内有小孩的哭叫声，我断定哭叫的小孩是我不满三岁的弟弟宝宝，硬着头皮向窗口走来，和宝宝说话时，黄狗停止了吠叫，宝宝告诉我，妈妈到地里劳动去了。我安抚了宝宝几句，去找婶婶，来到靠近李家园子的河滩沿，看见全队的男女社员在那里平田整地，干的热火朝天，地头还插着几面红旗，还有一副“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这里原是一片砂石荒滩，社员们已把一大片垫上了厚厚的土层，队长和几个老农正在平整，规划着春播的品种。婶婶正在用架子车拉土，看到我高兴的停下了脚步，我急忙换下婶婶，我在前面拉，婶婶在后面推，很快地来到了队长和老农跟前，停车后我向队长和老农们问了好，队长对婶婶说“儿子来了，看把你高兴的，土不要倒了，赶紧回去吧！”我和婶婶还是把架子车上的土倒了。
在回家的路上，婶婶告诉我，家里吃粮还是紧张，爸爸在九条岭的车马店收集了一些店客吃剩的干馍，两个妹妹到九条岭背干馍去了，在那里还能吃顿饱饭，队里的劳动正月初四就开始了，队长抓的很紧，劳动的工分比平常高，就把宝宝锁到家里上工来了。回到家里婶婶赶紧给我做饭，这顿饭做的很快，也很简单。武威人的风俗过年不动刀，腊月三十日前蒸好馍，或擀好面条，再做一锅烩菜，过年就吃烩菜馍，烩菜面。婶婶把烩菜热好，刚把煮好的长面捞进碗里，两个妹妹从九条岭回来了，看到她俩风尘仆仆的样子，已经是饿了，我说让她俩先吃。婶婶说长面就这一把了，还是你先吃，让她俩吃干馍泡菜。我知道扭不过婶婶，我在武威城里上学时，婶婶把饭做好，不管妹妹们饿的怎样闹腾，总是等我回来才开饭，于是把长面给宝宝捞了几条就开始吃了，这是从五八年以来，我第一次吃到的有家乡年味的饭菜。
吃完这顿饭天已经黑了，哭叫了一天的宝宝和两个旅途劳累的妹妹，钻进被窝就很快的入睡了。在煤油灯下我和婶婶拉起了家常，婶婶说的最多的是我的终身大事，听说我还没有处上女朋友，就拿出好几张农村姑娘的照片给我看，让我挑，说看上那个明天就告诉介绍人，约个时间见面。娘愁儿妻，儿愁母葬。我知道婶婶的苦心，也曾考虑再三，不能找不带粮票和伙食费的对像，避免给后来的家庭生活造成麻烦，以刚参加工作，响应晚婚号召为由，拒绝了婶婶的好意。然而婶婶还是语重心长地说：“今年你都二十六了，村里和你年龄一样大的小伙子都结婚了，都抱上了娃娃，你还想晚到什么时候；你不结婚，人家会看我和你爸爸的笑话，说后爹后娘不给儿子娶媳妇，这几年我和你爸爸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心里不是滋味。”听了婶婶说的这些话，我有了一种后爹后娘难当的感觉，宽慰婶婶说：“不要听他们说的这些，我和他们不一样，不愁找不上对像，找个农村的，放在家里的好处也是你的一个帮手，如果婆媳之间发生矛盾，那些闲话就更难听了。我是你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对你没有二心，说个媳妇留在你身边，很难保证她对你孝敬和孝顺，如果闹腾起来，会使你里外难做人，也是我不会安心。我已拿定主意不在家乡找，你不要发愁，我会有一天领着媳妇来看你。”婶婶听了我的这些话笑了，并说：“那就由你吧！不过明天一我定要到九条岭去看你爸爸。”回家第一事是先去看爸爸，然后在去舅舅和姑姑，这是婶婶早就给我定的规矩，自我离开兰州到爸爸退休，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正月初八工作队进村，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县委的招待所认领行李，管行李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报了姓名后他又问我你是不是沙河沟吴家的外甥，我说是的，我的大舅叫吴泽丰、小舅叫吴泽南，之后此人高兴地自报了家门，说他姓徐，是我的姨夫，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还有个姨夫。他非常热情地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开水，然后叙起了亲情关系。他说我的外婆生了两个女儿，两人张得一模一样，大女儿是我母亲，二女儿是他的前妻，妹妹比姐姐死的还早，没有留下后代，所以吴家只有我这个外甥。他还说你长相好像和你母亲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见到了我就像见到了他的前妻。
工作队进村后，我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下双大队，先被派往距公社很近的东巷生产队当了该队工作组的小组长，还兼管大队共青团的整团。最初我的属下一男一女两个兵，男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甘待生，他会识谱唱歌，嗓子也很好，开社员会时他先教唱歌，青年人对他特别喜欢，他教的那首忆苦思甜的歌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