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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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在基索鲁休息，可以住在旅人居里面。”
“这家旅馆有什么问题吗？”
起先，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说：“我绝对不能待在这里。我跟他们经理吵过架。”
“你曾来过这里吗？”
“我和帕芝一起来过。”
这我倒从没听说。
“有好一阵子了。你当时北上去了。我们停在这里午餐。这地方其实蛮让我着迷的，很有旧世界的味道，不是吗？不过──”他又扮了个嫌恶的鬼脸，酸楚的嘴型，“我们不该在这里吃中饭的。我说我要跟经理谈话。当他出来走到我们这一桌的时候，我说，‘你这里有些奇怪的规矩。’
“‘规矩奇怪？你的意思是？’
“我说，‘你这里关于员工制服的规矩。’
“‘我们没有诸如此类的规矩啊。我们只要求员工穿制服而已。’
“‘你这里难道没有一条规矩，要所有员工都得穿着肮脏的制服？’
“他说，‘没有。’
“‘喔，’我说。‘我也是这么想，不过，你的员工身上制服都脏得很，所以我说，他们肯定都遵守着某种规矩。’
“那个经理不高兴了，睁着眼睛瞪着我。不过，我还没完，‘我还观察到另外一条规矩，跟上菜有关的。不论是端汤还是端盘子上桌，服务生都一定要将拇指栽进餐点里面。那一定是规定的，因为每个人都一个样子。’
“那个经理这下子大为光火，他说，假如我们不喜欢他的餐厅，就请我们离开。我说，‘乐意之至。’可是，你也看得出来，他根本就是想找人吵架。我不想让他称心如意。所以，我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好。你慢用。好好吃一顿午餐。”
不过，午餐时间已经过了，一名非洲侍者这样对我说。经理也加以证实。他是个瘦男子，易怒面容，身上的白衬衫皱巴巴的，打着一条印有俱乐部标志的领带，下身笼着一条黑色长裤。
“那我就用点茶点好了。”
“你只能在交谊厅喝茶。我们餐厅要求客人穿西装、打领带的。”
此地距离坎帕拉二百英里，乌鲁加森林深处，芜野的基杰奇地区，混杂在撒尿、吃猴子的巴齐家人之中。大猩猩寻常可见，高声啼叫的飞鸟纵横天际。这里每个人都赤足徒步，更多女人袒胸无讳。我脖子上没拴条领带，竟进不了白马客栈的餐厅用餐。
那经理对我挑衅地嗤之以鼻，翻翻报纸就径自离去。我在交谊厅喝茶吃茶点：饼干、切掉吐司硬边的三明治，以及水果蛋糕。一位年老的非洲人跟着我亦步亦趋，就着银制滤网倒茶，给茶壶添热水，抚顺折妥餐巾等等。
我们重新上路之后，维迪亚问我：“你看到他了吗？”
“看到了。他对我也很没礼貌。他说，我没打领带不能在餐厅吃饭。他把我困在交谊厅里。”
“劣货。”
误到刚果（2）
到达基索鲁之前，我误认了一处标志，转错了弯。我们驶进一条狭窄的小路，除了更深入丛林之外，不知将向何处去，两旁森林日益浓密高耸，彷佛从未经刀斧，路边不见泥棚小屋，没有散步迷走的鸡只。这样的地方，就像伊图里，或是艾德华湖附近的森林地区。这些林地都以晦暗闻名，高挑绿叶冠层之下，稠密的蕨类植物投射出暗绿色的阴影。
车子在黑暗森林里前进了二十来分钟，我们到达边境，岗哨旁一个木搭棚子，一条拦路栅，几个穿着鲜艳花色衬衫的男人。他们喝着啤酒，抽着香烟。我看到一个男人衬衫口袋上的名牌写着“贝尔加”。他们喝的是普利马斯啤酒，刚果的自有品牌。我们走错路了。
一个男人说道：“Bienvenuela frontire congolaise。”扬了扬手上的啤酒，欢迎我们。
维迪亚很欢喜。刚果。他用语调优美的法语向那人说：“Incroyable！ Nous n誥vons aucune ide que nous nous dirigeons vers le Congo。”真想不到，我们竟然开到刚果了。
一个喝着啤酒的男人说道：“Monsieur； vous êtes au Congo。”他的衬衫也最耀眼夺目，大朵鲜红的罂粟花好似在注明他的权威一样。先生，这里就是刚果。他一脚跨在拦路栅上，路栅也不过是一条横躺的生锈水管。
他们嘻嘻哈哈开了一阵子玩笑后，维迪亚终于说：“C誩st damage que nous allons Rwanda。”可惜，我们要去卢旺达。
那人说：“Rwanda est par la。”（卢旺达在那一边）。“Mais retournez un jour et visitez le Congo。”（找时间再回来，观光我们国家。）
我将车子掉头，驶离棚子，重新开上我们走过的路。那是刚果最东都边界，就像从利奥波德维尔过来一样遥远。我一直想着刚果边界的岗哨，迷你的棚屋，一扇窄小的便门，通往那广袤而难解的国家城堡。
“他们讲法语的时候，听起来就没那么蠢了，”维迪亚说，“讲法语就不像在讲废话。”
我们离开边界之后，我说：“我忘了问他们，车要开在路的哪一边。”
“喔，天哪。”
此时，一辆货柜卡车刚好大咧咧地奔驰在路中央，卷起烟尘，逼近我们。我们在乌干达开车，一向遵从英国习惯，沿着左边行车，不过，卢旺达─布隆迪过去是比利时的殖民地，他们当然会靠右行驶。
我说：“真相的时刻。”一边打转方向盘，开始靠右行驶。
那辆卡车，满载啤酒，一车斗的啤酒瓶子立在木箱里铮擦撞，闹出好大噪音，忽地发出隆隆巨响，加速超过我们，扬起一阵碎石与尘沙，烟幕遮阻了前方二百码的视线。
烟幕落定时，眼前就像望远镜收紧聚焦一样，景象顿时历历在目。眼前竟然是一大群乌合散众，路上走满了人，恍如一支幽灵大军，通过尘沙粒子筛滤，再经白亮阳光照耀扭曲。他们又高又瘦，女人擎着包裹，还有许多孩童，和一些动物──狗与羊。这个场面如此浩大，直追电影《泰山》里面固定出现的画面──露齿执拗的土著伙众前行；此情此景同样恐怖，因为他们占据了整个路面。我们的车子根本就开不过去。
“他们在干什么？”维迪亚非常紧张。
我的车子就像一只小舟破浪航行在汪洋上，慢慢地穿过人群，群众缓缓地分开，不情不愿地。车子经过的时候，人们探头窥看，皱起面孔，还把脸贴在车窗上。
我说：“或许是市场刚刚散集，他们正要回家。”尽量不让维迪亚听出我的警觉。
“他们把整条路都堵住了，老兄。”
他非常神经过敏，发狂般喃喃自语──一大群卢旺达民众，挤进一条狭窄车道，偏偏又没其他的车子经过，只有我的小车，一英寸一英寸地驶过张着嘴的人潮。
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群众。”
不过，即使我开车远离他们了，道路也疏通了──虽然卢旺达的路上总是有人群漫着──车子还是开不快。路面上辙迹深陷，像草沿线丛生。再走远一些，我们攀高海拔，就可以清楚地近看马哈瓦拉山：集约耕作的山坡，栉比鳞次的泥砖小屋。我对维迪亚说，卢旺达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他问道：“那些人是什么样子呢？”一面还回瞪路人注目探寻的眼光。
误到刚果（3）
我说：“相当暴力。”接着告诉他，四年前，刚独立那段时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动，胡图族人（Hufu）对抗图西族人（Tutsi）。胡图族长久以来都处于遭人鄙视的下层阶级，积怨深重，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屠杀。我有个记者朋友，曾经亲眼目睹胡图人怎样酷刑虐待图西人的。他们先砍掉图西人的脚，再逼他们站起来。然后，他们再将图西人的腿及膝砍掉，当图西人死命撑在冒血汩汩的残肢上时，胡图人就看着取笑作乐。接下来还有更多截肢酷刑：切掉耳朵、鼻子，剜出眼睛，剥去丸，整个期间受害者都还是活人。数十万图西人就是这样给活活整死的，因此，这个国家后来就画地分据，图西人拿下布隆迪，胡图人占有卢旺达。
维迪亚听着，恐惧与厌恶，一脸苦相。车子里飞扬着卷进车窗的灰尘。关上车窗，又有窒息之虞。现在，维迪亚开始哼起调子来。
“图─图─图西，拜拜，”他用艾尔乔森的歌声唱着，“图─图─图西，乖乖。”
我们开到鲁亨格里的十字路口。左边是爬高上行到基加利的山路，右边则前往奇森邑（Kisenyi）与哥马（Goma）。夕阳西斜，我们坐着思考去向。维迪亚嚼着起士三明治，就着一杯热水壶里倒出的咖啡。即使在偏僻地角，食物稀少，他还是严格遵守他的膳食规则。
我说：“在基加利找到地方过夜的机会比较大。”他也同意了；基加利再怎么说，也是卢旺达的首都。我们未曾预定住房，又没有事先安排；我们只是狩猎北上，毫无计划地掠过丛林而已。
我们进入基加利时，暮色就像地上起雾一样，阻碍了道路视线，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镇上虽然拥挤，也还是个非常小的小镇。那就是卢旺达的问题：人这么多，地方这么小。镇上三四家旅馆，没一家像样的。每一家我们都停车暂借问。维迪亚先是面露错愕，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这么低级的地方”──接着，无以避免地，失望气馁。我们连一个房间也要不到。
他说：“他们脏死了。”
“说不定，他们只是看起来脏而已。”
他没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咱们去美国大使馆碰碰运气。”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7点，在路上奔波十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竟然要面临无处过夜的窘境。大使馆关门了，不过，我们却找到一个美国女人，正在前院──她说，那是值班办公室──处理一个领事上的问题。
我说：“我们走投无路了。”再接着解释我是美国人，马克瑞瑞大学讲师，“我们在基加利找不到地方住。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有间招待所，”她说，“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那里吧。”
然后，我就跟她介绍我尊贵的朋友，访问学者兼作家V。 S。 奈波尔。值班官员从没听说过他，不过，那也无妨，一点问题也没有。她替我画了张地图，招待所离镇中心不远。我们就这样获救了，一人一间客房。她甚至还建议一家餐厅让我们用餐。维迪亚放心宽释了──我甚至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都可以体会得到，或许，他就管这个叫感觉吧。维迪亚最在意不过的，就是清洁与秩序了。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插曲，纾解宽慰了他。
他看着大使馆的招待所说道：“真是完美。”然而，他语带悲伤，我猜想他只是累了。
我们在基加利一条后街上，找到那家餐馆，餐馆有个响亮的法国名字，类似La Coupole（圆顶阁）。维迪亚看起来还是抑郁自持，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运气太好了。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愤世嫉俗的印度脾性是怎么养成的，还有，他对好运道特别疑心，他相信，福祸相倚，好运会招来厄运的。
误到刚果（4）
餐馆规模小，洋溢着上好食材、香草与新鲜面包的温暖香气。食客满座，白人黑人都有，个个都高谈阔论。经理是个纤细的比利时女人，中年迟暮。她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了，却依然温柔招呼，服务无微不至，一面迭声抱歉，生意太忙了。她给我们上了一瓶葡萄酒。维迪亚尝了一口，称说这是第一级的好酒，可是，当他说道，在这么烂的小镇上，喝到一瓶这么好的酒，真是何等可喜，他面色却益显忧郁。女经理听维迪亚这样赞美，服务就更加殷勤了。她跟他闲聊，恭维他法语怎么讲得这么流利。我不意间瞥见维迪亚的同情与悲悯。他被这个女人善良的性格打动，她在这种边疆地带，还勉力经营一家上得了台面的馆子。他钦慕她，就像他钦慕卡塔加山寨的少校一样，看到有人奋力克服各种困难，在混沌中开创秩序，就像某种殖民者一样。那个女人穿梭餐桌之间，上菜，添酒，倒水，叮咛侍者，折叠餐巾，重新布置叉匙。“这鱼哪里产的？”维迪亚好奇。“基伏湖（Lake Kivu）。”那女人回答。
他情感充沛地赞美那个女人。他看着她忙进忙出。然后，他环顾四周，说道：“几年之间，这里也会回归丛林的。”
他还是不改抑郁神情。他吃完他的鱼。我试着跟他聊起素食主义的话头，不过，他只是拿几个单音节的字眼应付，不甚热情。他喝掉了大半瓶酒。他一再地重复，这是一瓶好酒。那么，他为什么还不开心呢？
“你们美国人真幸运，”他终于说话了，“你来自一个强大的国家。总有人照顾你。要是乌干达出了乱子，严重的大乱子，你们的政府就会开一架飞机过来接你，直接把你，紧急空运出去。”
“紧急状态与宵禁的时候，他们确实这样保证过，”我说，“不过，当时，我反而挺如鱼得水的。”
“你是个作家。所以，你才没发疯。你可以定义和处理你的见闻。那一点很重要。要是你没那么做的话，你在坎皮的日子根本就撑不下去了。”
听他这么一点，我顿时生机泉涌。我写了什么？一堆诗，几篇散文，半本小说。我又出版了些什么？几乎没有。然而，对V。 S。 奈波尔来说，这位我钦佩的作家，我就是一名作家。他从阅读我的散文，以及我的掌纹中，看出我的前景来。
“紧急空运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这里的大使馆，老兄。你们的大使馆。我们没地方过夜，他们就提供招待所。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假如之前我们去敲英国大使馆的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老兄。爱莫难助。”
“我想，要是你碰上麻烦了，你的国家也会帮你脱困的。”
维迪亚说：“我没有国家。”
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伤感了。
丛林地带相互扶持
基加利，一点也不像个首都，即使以非洲的标准来看，还是贫乱得可怜。街道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