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3期-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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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干：第三个就是对话的结构，就是作家不要替读者代劳，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作家是通过潜在的文本和读者进行交流、沟通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原则到现在还能概括很多小说，这是当时新写实的特点。　
　　主持人：五年之后，你们做了一个“新状态文学”？　
　　王干：是的，不过“新状态”这个概念后来被“新生代”代替了。创作有一个特点：第一、原来写乡村叙事的作家也转型了，第二、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学方面我们原来的作家强调人民的代言人、社会的代言人、国家的代言人，是强调“代言”的性质。　
　　王干：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作家有了一个个人化写作的特点，当时我们社会原来是个国民经济，这个作家在计划经济里必然是这个国家、政党、民主的代言，后来的慢慢地出现了这么一个群体，所以整个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后来又发展到了“私人化写作”。　
　　王干：第三个特点就是作家由原来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心情、欲望等的探索，当然后面就出现了所谓的“身体写作”、“后半身写作”等等，我们又意识到了人对这种心灵和身体的关注。　
　　主持人：现在女性写作很多，一会我们要专门谈到。还做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王干：第三件事也很有意思，就是《钟山》杂志通过我联络了四家刊物叫“联网四重奏”，那个时候“联网”这个词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那时因特网还没进入中国，联网的概念比较新颖。因为我在《钟山》杂志，策划过《大家》，又帮《山花》刊物他们主持过栏目，我们联系起来发出了对文学的主张，同时也在扩大文学在整个社会媒体当中的影响，所以“联网四重奏”在当时共同推了很多的作家，例如王海鸰、徐坤、朱文、韩东、张梅、东西、丁天等等。　
　　王干：当时我们推出的作家，都是如今文坛的中坚力量，但是当时他们的影响力也许不够大，但是通过了我们的刊物把他推到了更大的一个平台上去。　
　　王干：所以当时这个活动的影响很大，“联网四重奏”前后大概做了四年，当时我们的网是一个很虚拟的文学网。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了网络对文学、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主持人：当时你们提出的观念有很大的超前意识，你认为自己和其他的评论家有什么不同吗？　
　　王干：我始终在文学实践当中，因为我做刊物，我自己曾经搞过创作，而且我也曾经在作家协会工作，有很多的作家朋友，其他的评论家可能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我是自己在游泳。我的介入性比其他的人都要强，我很多的感受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的，我是个肯干的人。　
　　主持人：也就是说，其他的评论家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你自己也是鱼，所以有人评论你说，你二十多年来干着评论家的活，做着创作的梦。　
　　王　干：文学梦吧。我开始做评论，后来做编辑，现在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还在编书。差不多把文学的每一个行当都经历过了。　
　　主持人：有网友问，十年前南京的王干，现在已经成了北京的王干了，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你现在已经变了很多，不那么新锐了，是吗？你自己如何看待呢？　
　　王干：“新锐”当年又叫做“先锋评论家”，“新锐”是要由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决定的，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空间、新的现象让我们对文学有许多新的话要说。今天文学像大浪淘沙一样，各种思潮退去了，你要想说很新的话，已经没有很多的东西来推动你了。我们还有多少新的资源可以挖掘呢？当然还是有的，我还是去努力寻找。比如我现在把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大众文化的领域，寻找新的资源和突破口，争取提炼出黄金来。　
　　　
　　“《赵薇的大眼睛》只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大众文化的符号”　
　　　
　　主持人：你最近出了一本书《赵薇的大眼睛》，赵薇现在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了。你的一些文学评论带着很多批评的意见在里面，你把原来的那种风格带进了你的文化批评，你把这本《赵薇的大眼睛》介绍一下吧。　
　　王干：好的。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名字，说你能否换一个名字呢？这个名字《赵薇的大眼睛》太俗了。我说“赵薇的大眼睛”是近十年来很重要的文化现象，80年代如果是刘晓庆的话，那么90年代到现在就是赵薇，赵薇把很多同类的明星已经概括进去了。《赵薇的大眼睛》只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大众文化的符号。前几天张颐武写的“章子怡的眼睛”，她的眼睛没有赵薇的眼睛有代表性，当年的《还珠格格》收视率到了百分之四十，它的号召力相当于我们“文革”时期两报一刊的影响力。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觉得赵薇的大眼睛特别的大，概括了中国的消费文化。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张柏芝、巩俐等等都是以西方的古典美创造出来的，而我们中国的审美标准就是眼睛要大，双眼皮。　
　　主持人：30年代的明星，好像都是大眼睛，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审美习惯。　
　　王干：我们中国传统小说里写到正面人物的时候都是眼睛很大的，一般写到反面人物的时候，眼睛越小心灵越丑陋，这就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章子怡也好、巩俐也好都没有赵薇的影响深刻，我分析《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什么能火呢？就是因为有大众文化。　
　　主持人：你谈到的女性写作和网络，我们很感兴趣。你是否经常上网呢？　
　　王干：首先我是从来不灌水的，一开始我是抵触网络的，最初的时候很多网站让我把文章挂到网上去，我是不同意的。我到了2000年才开始上网，主要是看体育新闻，有时候你看电视不方便，所以就看网上的直播。到了后来我发电子邮件，聊天几乎没有过。　
　　主持人：书里你说自己在网上叫“令狐王”？　
　　王干：当时我在下围棋的时候叫做“令狐王”，网络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我们生活变化最大的是网络，网络真的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我女儿出国在美国，我们现在视频聊天，每天都能见到。我起初听了以后就觉得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聊天，你的孩子可以看到吗？　
　　王干：因为时差的关系，她现在休息，我没有打扰她。网络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方式，最明显的是以前搞新闻的人，他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把稿件发传真到各个报社，但是现在这些人已经失业了。为什么呢？如我们现在聊天，网络把新闻的快捷、保真程度大大提高了。　
　　王干：我现在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网络，网络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点击查阅资料。以前我们要到图书馆查资料，现在网络已经让我们方便了很多了，你不出家门就可以掌握大量的信息，所以网络对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大。　
　　主持人：很多网友都对“女性写作”很感兴趣，您能说一下吗？　
　　王干：我们中国的文学，有史以来女性占的比例非常的少，李清照、蔡文姬、朱淑贞等，古典文学的女作家非常的少，三千年的文学史屈指可数也就三十个人。现代文学史女作家多起来，像冰心、萧红、杨沫等女作家都出来了，到了解放以后，我们的女作家也出现了很多，但是比例也很少。到了现在女作家的队伍突然壮大了，现在女作家基本和男作家的比例是1：1的。女作家的人数已经接近或者超过男作家了。　
　　主持人：质量呢？　
　　王干：质量还不太好说，就是“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一个热潮了。整个文学的位置现在已经下来了，它已经成为作为我们精神、心灵的载体，很多以前优秀的男作家把文学的理想是等同于文学、宗教、政治理想，有的则把它当作事业来做。　
　　主持人：为什么？　
　　王干：因为80年代我们的成才道路很少，当官、经商、媒体都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选择非常的少。文学是惟一可以低成本创大业的事业，因为文学只要你一支笔就可以投稿了。当时文学也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现在不一样了。做文学梦的人，相对来说反而是一些女子，男人去做经商、媒体去了，女性在生活中的选择其实反而没有以前多了。　
　　王干：女性的就业特点一个是年轻美丽的当演员、影视、白领、文学、服务等行业，所以文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情感的出口。另外，文学还可以挣钱。我们今天的文学整体偏女性化、阴性化了。它甚至已经不是一个男人使用的工具了。所以文学出现了时尚化写作是很正常的，所以女作家大量的涌现是非常正常的。　
　　主持人：所谓的“大众文化”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王干：我们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处于一个繁荣时期，我们80年代的文学非常的火，其实很多方面是大众文化的替代品，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期，媒体发展起来了，“大众文化”发展了，文学的这部分功能慢慢的被剥离了，于是“大众文化”就开始成长起来了。　
　　王干：“大众文化”就是被大众喜欢，被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比如影视、网络、时装、旅游、媒体文化等等。很多的人是做了文学以后再做媒体的，很多时尚刊物以前是做文学的，很多报社的记者以前是诗人。这个说明文学的功能已经向“大众文化”转移了，“大众文化”也在提升、替换文学的某些价值和功能。所以我的《赵薇的大眼睛》其实是想看看“大众文化”是如何颠覆我们传统文学的，反过来它也在扩展、提升我们的文学天才，所以我从文学评论到现在的文化也是关注文学的方向的，文学其实已经转换到网络、影视里面去了。　
　　主持人：南京也是一个古都，你为什么放弃南京而到北京生活呢？　
　　王干：我没有放弃南京。南京是很好的城市，文化太深厚了，我呆了十年太长了，我有点被浸泡进去的感觉。我当时主要考虑，我做过文学评论、编辑，我始终想做一个文学出版的事，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你这个批评家很多的理念应该在刊物上体现出来，如何体现到出版当中去呢？所以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感到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从批评家，到纸上谈兵，到了出版感觉很好。出版是介于媒体和出版物之间的东西，所以我到北京来，主要是想了解文学的最后一个流程，就是生产的流程——图书出版。　
　　　
　　“城市文学”作家的类型　
　　　
　　主持人：我们最后聊一下城市和城市文学。　
　　王干：关于“城市文学”，“城市文学”是90年代中后期迅速成长起来的一种文学现象。我向各位网友求教一下，中国的古代小说为什么很少写农民？我们从《诗经》到《红楼梦》，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很少，大量的都是写山水、田园诗，没有真正的写农民。四大名著里没有农村题材的，但是很奇怪，我们新文学出现了以后就出现了大量的“乡村小说”，出现了大量写农民的小说。　
　　主持人：这个是否和我们社会主义有关呢？　
　　王干：我们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人民，所以文学、文化必须要关注农民。所以鲁迅、茅盾最开始都是写农民的。到了解放以后，和我们国家的文艺政策有关系，解放以后出现了孙犁、柳青等大量的作家。　
　　王干：到了我们这五十年，写农村的篇章，大约占了三分之二。我们哪个作家没有写过农民？今天刘恒、贾平凹等都在写农民，反过来，在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让我们作家写作的现象，到了5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出现了一种“城市文化”。　
　　主持人：“城市文学”有什么特征呢？　
　　王干：最早的城市文学是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现代派出现的，像徐星、刘索拉等对城市的模式、程序不满意，非常的叛逆。到了９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作家，开始有城市文学的理念了，因为这个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一些规则，有一些程序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批写城市的作家，当然我们今天大量的民工进城，加入城市生活。它已经构成了城市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1994年，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阿克曼找我和《钟山》杂志联合开了一个城市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对城市关注的概念不是我们编辑部提出的，而是德国专家提出的。他们当时连续开了几个城市问题的研讨会，比如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问题，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我们老城的老房子不能拆，谈了如何保存原有的文化品质的问题。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时间关系，按照我们访谈的惯例你对城市文学的作家做个排行榜吧。　
　　王干：文学的排行榜是最不可信的，让我做排行榜这个就有点难，我做个类型分析吧。北京的王朔，上海的王安忆，南京的韩东、朱文，广西的东西，广州的张梅，北京的张者，上海的朱大可，北京的邱华栋，安妮宝贝。　
　　王干：王朔可能是在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是最早把城市引入文学的，我们以前有很多写城市的作家，但是他们的意识并不是真正的城市意识，可能还是计划经济的意识，或者是乡村意识，或者是其他的社会方式。王朔是最早把城市这种意识和精神带入文学中的，他最早写了我们社会转型时期一批新的北京人的形象，你从王朔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城市的焦灼不安，很多人在为自己的欲望忙碌，他们行骗也好，做一些很无聊的事也好，但是你就会感觉北京的状态能够非常生动的体现。　
　　王干：王安忆是上海文化非常重要的代表者。南京的韩东和广西的东西是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他们主要写城市和乡村相交的状态。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叉影响，有时候他们用乡村文化解构城市，有的时候用城市来解构乡村，东西有一个《后悔录》是写资本家在中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