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有话说283-365-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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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头有脸的人，你是Nobody，你就没有资格站在台上跟别人同台演出，不是吗？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第十，你是Nothing，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没有资格有这个机会来测验毛泽东有没有这个雅量，或者测验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个雅量，给你机会讲话。就因为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所以能够凑在一起，发生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争执。
可是我们必须说，这个争执虽然看起来梁漱溟势单力孤，可是毕竟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过这么一场戏，这场戏是什么戏？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像梁漱溟这种人，他居然在一个机会里面，以一个个人跟共产党的党中央—他自己不是共产党—对干，有这么一次机会，而一般人我们必须说，做不到，或者没有这个胆量，或者没有这个脸皮，或者没有这个混蛋的头脑，做不出来。可是阴错阳差，被梁漱溟做出来了，在历史上就留下这么一场戏。刚才我念了一段给大家听，这么有趣的一场戏，这个我觉得是个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公开对干，就这样子对干，看到毛泽东真性情的一面，当然也看到他如何作弄梁漱溟这一面。这梁漱溟傻乎乎的，满脑袋都浆糊，这样子纠缠不清，最后被赶下台来。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我今天要反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下一次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故事，就在台湾某年某月某一天，也发生了一种几乎对干的场面，那个人就是蒋介石跟胡适，两个人发生这种现象，我们看看当时是怎么处理的，用这个故事，跟台湾这个故事来做个对比，你会有会心的微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百四十四集 胡适也疯狂
在我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毛主席在一个会议上面，批评了当时的一个民主人士叫做梁漱溟的，这么一场故事。梁漱溟在一九一七年就是北京大学教授，我跟大家讲过，这位老先生啊头脑不清，可是因为他寿命很长，他活了九十四岁，所以在他长寿的一生中，有很多的纠缠的故事。他跟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面，两个人对干起来了，他要求公平的发言，毛泽东希望他只讲十分钟，纠缠不清啊，毛泽东骂他的那段话，收在了今天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标题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在这里面毛泽东用狠狠的话来骂梁漱溟，说他是杀人犯，看到没有，他是杀人犯，骂梁漱溟是伪君子，说他是伪君子，骂他是野心家，都骂他骂得很凶。这件事情，两个人对干以后三十四年，文革也结束了，毛泽东也死了，梁漱溟九十四岁才死，所以他有充足的生命跟长寿来回忆这个事情，他回忆的结果呢，结论是说，当年他错了，他不应该在会议上面跟毛泽东对干。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阴错阳差在中国历史上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史里面，有这么一场佳话，就是在大庭广众，在大会里面，毛泽东碰到这么一个头脑不清的老先生，跟他冲突，两个人发生冲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梁漱溟虽然头脑不清，可是他有一点彰显出来的，什么？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这个勇气，为了我所相信的真理，我跟统治者会分庭抗礼，我会跟你争事实。这一点，当时又被毛泽东给容忍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可圈可点，所以我跟大家说，欲知后事如何，窃听下回分解。下回什么呢？下回就是今天我所录的这个节目，就是下回。我告诉大家，无独有偶，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么件事情。在蒋介石讲过话以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错了，指责他，我说的对，你错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胡适，胡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蒋介石跑来特别致词，胡适在蒋介石讲完话以后，站起来就指责了蒋介石，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故事。
我给大家谈到这个故事呢，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给大家看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呢 最重要一点，就是胡适有这个气魄，来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居然没有吭气，大家看了以后呢，觉得好奇怪啊，觉得怎么有这个现象，胡适怎么有这个胆量，敢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怎么有这个雅量，能够接受胡适？大家觉得都很奇怪。今天呢，我给大家看看这一方面的资料。当时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是蒋介石在讲过话以后，谈到了五四运动的一些事情，一些是非，胡适呢站起来讲，说“总统”，当时胡适叫他蒋介石呢，称呼他“总统”，“总统”你错了，事实真相不是这样子的。当时在场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家看了这个场面以后啊，觉得不可思议，蒋介石是多么凶悍的人，蒋介石是多么不许别人讲话的人，居然在大庭广众，有胡适先生出来指责蒋介石的错误，这个情况太少见了。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后来写着回忆录的当时的师范大学校长，刘真先生访问记录里面这段话，大家看啊，蒋中正“总统”为表示对胡先生的尊敬，亲自参加胡适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典礼，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总统”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胡先生在“蒋总统”致词完毕后，立刻对“蒋总统”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纯粹是一种文化运动，与以后的左倾思想，与共产党活动，并无很大的关系。这件事情给他的印象，他们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再看 到了去年，我们还看到有这种记录，报上讲，老的院士讲古，“中央研究院”院士讲？，胡适一句“总统”你错了，不少人脸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这样敢讲话，最后看到没有，在历任院长中，一个院士叫做李亦园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在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号接任院长当年，蒋故“总统”中正说，五四运动造成共产党做大，最后政府只好退来台湾，胡适竟当场指正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做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脸色发白，老“总统”当场没有说什么，只是直到逝世都未再到“中央研究院”。
为什么现场有人发白，你们是一群胆小鬼，忽然来了个胆大一点的，胡适他会公开跟老蒋说，你错了，别人不习惯，不适应。我跟大家讲个故事，过去在台湾有所谓党外时代，党外运动 就是我们这些非国民党的人，我们搞运动来推翻你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演讲。在演讲的过程里面，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孟绝子去做演讲。孟绝子在演讲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负责时报周刊这个负责人，他听了那演讲以后啊，听了一半啊，吓跑了。哎呀，他说，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大家知道 在那个高压之下，在白色恐怖之下，有的人胆大到做那么激烈的演讲的时候，激烈到听众都不敢听下去。为什么呢？听到都害怕，我不敢听。为什么胡适讲话，说“总统”你错了，而不少人脸发白，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恐怖气氛里面，觉得蒋介石高高在上，蒋介石不可以侵犯，蒋介石是这么样的高高在上，不可以侵犯的人，怎么忽然有一个人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统”你错了，你说的不对，怎么怎么不对，我一五一十讲出来。所以听的人听得都害怕，听到的人 脸发白，你们胆小到听都不敢听，何况别人说呢！所以我们才知道，胡适当时在蒋介石发言以后，站起来顶嘴，说你错了。
我上一次谈到了毛泽东在谈话里面，有一个跑出来顶嘴的，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后来三十四年以后，老了以后回忆说当年啊，他顶嘴不对，他错了。可是我今天给大家讲，顶嘴的内容他不对，因为他搞糊涂了，梁漱溟头脑不清，搞糊涂了，可是顶嘴的行为可圈可点，为什么？他有一次测验中国共产党度量的机会，看看你毛泽东有没有度量，在大庭广众让我讲话，有没有度量，他有这么一次测验的机会。毛泽东投票的时候举手，毛泽东说我赞成让你讲，可是别人不赞成，那么你被赶下台来，不要怪我，当然有一点作弄梁漱溟的味道。不可以比拟，可是又有一点无独有偶，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就是当蒋介石讲完话的时候，胡适站出来顶嘴，说你错了。这个故事有点不伦不类，两个人比起来不伦不类，可是呢，在我的归纳的习惯里面，清清楚楚地，两个画面出现了，就是真正的统治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两个人在碰撞的时候，到底知识分子要不要讲真话，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而被争的这个统治者，有没有度量来接受当时的场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北京那一次，毛泽东公开在现场，骂梁漱溟你是伪君子，公开骂他，可是一边骂他，一边还让梁漱溟来答辩，梁漱溟还跟毛泽东说，你要给我时间来辩论，毛泽东说给你十分钟，梁漱溟说十分钟不够，我讲不完，两个人还这样纠缠。可以看出来，那个火爆呢是比较激烈的。台湾这边比较文明一点，蒋介石讲完话以后，胡适站起来说，“总统”你错了，比较文明一点，可是，也是这种冲突，我们说起来也是一种对干。这个故事我觉得比对干的内容还重要，就是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当跟统治者发生意见不合的时候，要不要对干？要不要顶嘴？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至少我们看到了这样做过，至少我们看到了胡适这样做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多么聪明，不管他们多么有学问，不管他们多么有气魄，在这种场合不敢站出来跟统治者对干的时候，我总觉得比起梁漱溟来，比起胡适来，他们要差一级。我们终于在中国，看到了有人在这种场合里面站出来，很勇敢地讲出真话来。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呢，我把它用两集的节目把它讲出来，一定是别有深意的。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知识分子用什么态度来表达他们自己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时他欣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请这个知识分子来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当时李大钊是北大教授，胡适也是北大教授，两个人发生了一个辩论，就是问题与主义的一个辩论。胡适就跟李大钊说，你们现在提倡共产主义，国民党那边提倡三民主义，胡适说，谈问题比谈主义更重要。胡适就说，我们现在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只管提出涵盖力量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目的要做到什么事情，事实上呢 ，如何做到需要一段时间，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这是方法，如何达到你这目的，这是很重要的。我当年很穷困的时候，没有饭吃，那时候我的好朋友，施珂，施珂大哥，在台北市的成功中学教国文，他就找了一些国文老师。国文老师要批改作文本，有的老师很忙，或者有的老师很懒，他们不愿意批改，就是包给我，我来替国文老师来批改作文本，批改一本一块钱，所以我批改十本十块，批改五十本一般我就赚五十块钱。批改是可以，可批改完了以后，我李敖的作文就做不好了，为什么呢？被这些烂的作文给洗脑了，我又作一段时间我自己作文，作的很烂。
我在批改作文里面，看到了一个中学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地动人，这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这个中学生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给他批的怎么批呢？我说你的志愿也不小，这是好大好大的志愿，要把中国救起来。大家想想看，一个中学生写《我的志愿》这个作文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把中国救起来，这个志愿是好的，他是个好的题目，也是个伟大的题目，可是要把它救起来，需要解决多少问题啊！你的志愿，把中国救起来，是你的主义，可是要实行你的主义，要解决多少问题才能够实行啊！否则你喊这个口号没有用啊！所以外国有一句谚语，这谚语被我李敖所改写出来，就是你为一个主义去死，比你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为主义牺牲比实行主义还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实行一个主义，千头万绪，很多问题要解决，难得不得了，可是你为它宣传为它死，反倒简单干脆，就是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去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
同样的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怎么救中国呢？需要问题要解决，所以呢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这是我的目的热，如何把中国救起来，我没有方法，叫做方法盲。所以方法不够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的，所以胡适就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是由于一个懒字，为什么呢？因为研究问题太复杂了，宣传一个主义只要一句口号，实行什么主义，完了，容易。以为这句口号可以包医百病，解决人类的，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千头万绪地发现解决问题，并且发现主义不够了，所以邓小平就出来说，我们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式啊？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不够了。孙中山统计，说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呢？有五十六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算是五种六种，就算一种好了，可是为什么要中国式的呢？就是你这个外国来的这些共产主义，外国来的社会主义，不够用了，为什么呢？我们面对问题千头万绪，要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关注好主义没用。
就这时候呢，我们人类最后进步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朋友们，领导人们都进步了，知道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现在随着世界的复杂，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就发现，那种包医百病的主义是不够的，医这些百病，一个一个病，我们还要每一个是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种的药方都要用出来，才能解决这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