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3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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忡，而且很配合，提供了血检又带去了父母，但从来没有带律师。警方对诺斯伍德高中学生的询问仍在进行中。
现场还发现了一些金色毛发，警方在比较了精液的DNA后，断定这毛发就是凶手的。还没有发现有嫌疑人的DNA与这两个微小的证据吻合。但是，这证据却回答了一个未被问及的问题，证明了一个没被假设过的事实。在强奸发生之前或强奸进行之时，她受到了殴打，在强奸的过程中或完事后，她被勒死了。她的一条手臂和两条腿均有伤痕。两台收款机内的七百四十九美元不翼而飞，也许还有一些架子上的衣服也不见了（尴尬的商店经理也无法确定，存物栏是乱糟糟的，但很可能有一些高档T恤衫被拿走了，数目还相当大。警方在他们的调查材料中记录了这点）。
诺斯伍德好几个星期都不得安宁。面包房、纯梵尼服装店、努客咖啡馆、水果店，两家冰淇淋商店、六家餐馆、三家理发店，还有二十多家其他的商店，都开始在日落之时打烊。当然，包括嘉普服装店（但“白母鸡”便利店却没有）。越来越多的丈夫们到火车站接他们的妻子，他们的车每晚都要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排起长队。警方也加班投入案件的侦破之中，镇上还向格伦考地区借调了两名警官。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在宵禁之前回家。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电视台也在大街上安营扎寨了好一阵（新闻工作者认为橡树大街上只有嘉普服装店、地毯商店、停车场和殡仪馆，不能产生足够的“视觉效果”，于是就挑选在街角拍摄，因为那儿行人多一点，更有“生趣”）。但报道一件事情总有个头，况且也没什么可报道的了。于是有一天电视台工作人员一起从大街上消失了，因为这一天西北大学篮球队的一名队员在训练时突然晕倒，因动脉瘤猝死。
原有的秩序及时恢复了。到了春天，安娜·凯特也许还暂时没有被人们忘记——垒球队穿着印有“安娜”字样的队服；黛比·富勒被特别提名以填补安娜空出的学生委员会秘书一职；长达三页的全彩同学录与中国的同学录不太一样。在美国，同学录上面除了有同学留言还会有学生在学校里的所有记录，包括各科成绩、获得的奖励、所从事的学校或社团的工作以及所担任的职务，由学校统一发放。题词也把安娜放在显要位置。校园还处处记着安娜——但诺斯伍德已经变得不再害怕。一个可怕的异乡人在诺斯伍德的街上杀了人，诺斯伍德震惊了，人们采取了补救措施。悲伤过后，小镇的生活就像那个异乡人一样，继续前进。
— 11 —
戴维斯为妻子开的药太多了。他时常觉得自己也需要吃上几颗，就会从放在杰姬浴室里的棕色药瓶中取出一些胶囊，揉着肚子上的伤口，用苏格兰威士忌把药灌下去。瓶盖上设计了一个保险装置，可以防止他的小孩拿到药片发生危险，可是这自鸣得意的设计是多么残酷。有时候，他会坐在马桶上，两手搓着一只水晶杯子，闹不清自己和杰姬是否吃药上瘾了，一天他得出了结论，即使他们上了瘾也没什么。
杰姬近来很少笑了。平时就不苟言笑的戴维斯如今脸上更是明显的没有了笑容。“我们不再做爱了。”有一天晚上，杰姬隔着餐桌向戴维斯这样说道。桌上摆着冷鸡餐和从超市买来的酒（他们地窖里的好东西已经吃完了但却没有再添置过）。戴维斯没有表示异议。
习惯于因循守旧的他们默默地过着日子，可以几天不说上一句话：戴维斯晚上锁好房门，早晨第一个起床；杰姬负责家庭的日常生活；戴维斯在星期一上班之前清理废物和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杰姬星期三去购买日用杂货；戴维斯确保两辆汽车油箱的汽油都不少于四分之一；杰姬每周两次收拾要洗的衣物拿去干洗，每周四更换床单。
有时候他们也说话，但通常是喝醉或是痛苦到麻木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残忍，不带回旋的余地：
“上帝啊，杰姬，你想要的真有那么多吗？我向你要过什么了？妈的，我指望你给我的还不够少吗？而你连这么少一点都给不了！”
“你确实没向我要什么，戴维斯。你什么都不要，你也什么都不给我。坦白说，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诺斯伍德中学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是个瘦削的男孩，名叫马克·凯姆帕格纳。他带着安娜·凯特的同学录来到穆尔家。这同学录是安娜生前订购的，她的名字压印在封面上，是金色的。马克述说了他如何把同学录传遍整个班，让每个人都在上面签名。为了确保一个也不落下，他甚至连续一周在第五节课时坐在自助食堂外的折叠桌边，寻找那些课间时在走廊上漏掉的同学。戴维斯和杰姬感谢这个孩子，他们真心实意地感谢他。但是戴维斯不准备看，他不愿意读到那些十几岁孩子用戏剧化语言写的感伤之辞，于是把同学录放在了书架上，排在安娜低年级同学录的旁边。他们俩相互保证等到明年安娜生日时再看这本同学录。结果杰姬第二天就一字不落地读完了这本同学录。
接下来，就在冬天快要结束时，杰姬的举止出现了异样。毫无疑问，除了安娜·凯特的死之外，还有许多事打击了她，包括她的家族病史和漫长寒冷的冬天，这两项无论如何都不是有利因素。一天晚上，戴维斯下班回家，从车库里出来走在落日的余晖中，发现杰姬正在后院挖土。他看了一会儿，只见草皮已经大多被翻开，中间挖出了两块长方形泥地，两块泥地之间留了一条狭长的草皮过道。她一定已经挖了好几天。
“你在干什么？”戴维斯问。
“挖土，”杰姬答道，没有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着了魔似的在那两块长方形的地里种植鲜花和蔬菜，甚至还种了几棵小树。戴维斯觉得这些花草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杰姬的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她请了一位电工在她的后窗上安装了一盏泛光灯，她会在睡觉之前坐在窗台边，用手托着下巴，专心地盯着花园看，仿佛这个花园是一块巨大的棋盘。有时她似乎显得很高兴，但更多的时候这个花园让她泄气沮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她会癫狂起来，用拳头猛砸自己的膝盖。戴维斯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也回答不上来。戴维斯温柔地建议道，如果她因为花园而如此紧张，就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这之后她又连续几天没事了，几乎很少提到花园。过后，她又回到了泥地里，穿着她那双过膝的紧靴子，手上套着厚厚的带条纹的手套，戴着墨镜和棒球帽。
五月，她把那些花草全部掘除，然后重新开始，转移了一些她认为可以保留下的并把左右两边的长方形花坛的花草基本上以草坪为轴调了个个。最后，她发现这样的布局更令人反感，于是又在七月把它们全部铲除，九月份又是同样的举动。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突降第一次大雾，戴维斯发现她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双臂抱膝，抽泣着。
精神病专家（戴维斯认为找心理医生已经太晚了）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这些药帮助她挺过了冬天。她看上去还是对戴维斯很冷漠，这是她对戴维斯的报复，谁让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忽视她的奇怪行径。
圣诞节的前夕，也就是在安娜·凯特离开他们将近一年之后，戴维斯询问了警探是否可以在警方不再需要他女儿的遗物作为证据时将它们归还给他。后来，他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可能是他感到无助，被遥遥无期的调查给逼疯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谁做点事情吧！把安娜·凯特的衣服从证物室里拿出来吧！查查那些血迹，也许只要十分钟，你们就会为她想想了。”
杰姬的精神科医生建议在春天的时候把她送回花园。杰姬对花园的态度是她恢复程度的某种标准，也是医生调整用药剂量结合药理治疗的标准，医生告诉他们精神药理学是一项非精密的模糊科学（戴维斯强忍住没有说出讽刺的话来）。杰姬仍然把大把时间花在花园里，但是她似乎挺喜欢待在那儿，六月来了又去，她连一棵小草也没有重新挖出来再种过。
在戴维斯的地下办公室里，他用活页夹和档案记录下关于他家庭的历史。在凯恩县的跳蚤市场，他花了三百二十五美元（从三百八十美元杀下来的）买下一套旧的图书馆卡片目录。他快速浏览了一下已经发黄的三英寸长五英寸宽卡片，在背面空白处填上了大约二千七百条近亲和远亲的相关信息。戴维斯的历代祖先参加过从独立战争开始的每一场战争，很久以前的祖辈们在十三个殖民地的其中六个开垦过。他祖父的祖父母曾经包船环游世界，而他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们却从来不敢离开他们出生的那片土地半步。他有曾经演过无声电影的亲戚，有撰写儿童书籍的阿姨，而戴维斯在这间屋子里寻找他们之间的关联——在这些人名间连线，从每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到每个姻亲再到每个后爹后娘和私生子。他家族的六条不同支系就像爬满蓝墙的常青藤，在常青藤舒适的荫蔽下，他深陷其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好几个小时。自从安娜·凯特被谋杀之后，他非常乐意做这件事。
戴维斯有一位远房表亲（缺少更为准确的称呼）曾经犯了法逃到密苏里州。在戴维斯的已故亲友中，这位名叫威尔·丹尼的表亲最让戴维斯感兴趣，虽然很难找到他的生平资料，而且已有的资料充其量也不过是半部传奇罢了。甚至连他在穆尔家族中的确切位置也存在疑问。丹尼在信中曾戏称自己为“人类之子”，这是一个法律委婉语，法庭、教区和家谱学家用这个说法来代替更为口语化的“私生子”。丹尼的母亲是比戴维斯高好几辈的阿姨，但谁是他的父亲仍是一个谜。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互联网的帮助，戴维斯找到了一位圣路易斯的收藏家，他拥有一张丹尼的照片，是在丹尼晚年时拍摄的。收藏家让戴维斯翻拍了照片。现在这张模糊又反光的翻版照片就放在相框里，挂在地下办公室的门边。照片里的威尔·丹尼满头银发，开怀大笑。这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身着价格昂贵的高领套装，逍遥法外，随意把大把的钞票花在赌博、酗酒和妓女身上。他的双手厚实，饱经沧桑的脸看上去苍白而友善。戴维斯总是想像着当时在镜头之外有一群喧闹的助手——他的奉迎者、使徒，还有一些醉鬼。丹尼照相时打着一条黑色领带，手持一把长柄来复枪，照片里还有一只健硕的狗和一顶高高挂在椅子背后的新帽子。
最近看这张照片时，戴维斯却发现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欣然接受这位表亲的浪漫神话。丹尼，一个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逃亡的人，似乎和现在那个吞噬了女儿生命的禽兽，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有太多共同之处。
戴维斯总是想，那些生活在威尔·丹尼时代的人们——那些好人，有道德的人，不包括罪犯——会如何看待他现在在诊所里所做的一切，哪怕只是让他们仅仅想像一下。
但是现在，他想知道如果那个魔鬼对安娜·凯特所做的一切都降临到丹尼的女儿身上，丹尼会怎么做。
哪怕只是让丹尼仅仅想像一下。
— 12 —
谋杀案发生后十八个月，警探告诉戴维斯（他仍然每周给警方打两次电话）他可以把安娜·凯特的东西带走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调查，”他说，“我们给证物都拍摄了照片，也扫描了DNA。来之前请先打个电话，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听起来就像是在预订比萨，戴维斯心想。
“我不想见到它们。”杰姬说。
“你不一定要看。”戴维斯说。
“把衣服都烧了好吗？”戴维斯向她保证他会烧掉的。
“警方会找到凶手吗，戴维斯？”戴维斯摇了摇头，耸耸肩，又摇了摇头。
一想到去警察局取东西的情景，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一间大屋子，里面排列着一排排架子，上面摆着盒子，盒子里装着地毯纤维、照片、笔迹样本和口供录音，屋子里的证据多得足以让半数住在北岸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而伏法。他觉得那儿可能有一扇窗户，窗户后边站着一个矮矮胖胖，头发花白的警察，手里拿着公文夹，飞快地翻着，带着口音大声嚷道：“开灯。第四号。”但实际情况是，他坐在侦探的办公桌前，一个包裹被递到他面前，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上面系着一条已经磨损的细绳，同时，警探对他表示了慰问。
他把包裹带回了诊所的办公室，关上门，用一把长柄的不锈钢手术剪刀剪断了细绳。棕色的包装纸在他的办公桌中央铺展开，衣服整齐地叠着，但没有清洗过，他把手放在一堆衣服的最上面，拿起女儿的衬衣开始检查已经干了的污迹。污迹里面有血还有其他东西。她的牛仔裤被人用刀划开，从腿上剥了下来，刀从拉链开始划过裤裆，又从中间的裤缝往下划。她的贴身小裤也被撕破了。包裹里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手表、戒指、耳环、金链子（已断）、脚链。包裹里还有她的黑色平跟鞋，警方一定是在她的尸体边找到的。戴维斯浑身一颤，想起了那些裸体塑胶模特的脚。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在一只鞋里有一个塑料小瓶，橡胶瓶塞，贴着标签。一张细长的条子贴在瓶侧，条子上有安娜·凯特的名字，一个条形码，还有用蓝色标记的UNSUB，数量，以及戴维斯不能辨别的符号。戴维斯知道“UNSUB”代表“不明物体”，这是他所拥有的最接近那个凶手真实身份的东西了。
他认出了里面的东西，即使是这么小的量。
这些乳白色的东西就是驱使凶手犯罪的原始动力，是从女儿的身体里擦拭出来的。有一部分被拿去检测了，毫无疑问——用来绘制DNA的图谱——而剩下的就被储存在这里面当做证据。很显然，警方并不想把这个东西与安娜·凯特的遗物混在一起的。这东西显然不是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