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文论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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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以他的文字异常热烈、真诚、富于感人的魔力，可以说是“感情的散文”。其为人所
不能及处，正如梁实秋所说：“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永远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梁氏
又说；“他的散文不是板起面孔来写的——他这人根本就很少有板起面孔的时候。他的散文
里充满了同情和幽默。他的散文没有教训的气味，没有演讲的气味，而是像和知心的朋友谈
话，无论谁，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又说：
“志摩提起笔来毫不矜持，把心里的真话掏出来说，把他的读者当做顶亲近的人。他不怕得
罪读者，他不怕说寒伧话，他不避免土话，他也不避免说大话，他更尽量的讲笑话。总之，
他写起文章来，真是痛快淋漓，使得读者开不得口，只有点头，只有微笑，只有倾服的份
儿！他在文章里永远不忘他的读者，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和你指点，和你商量，真跟好朋友
谈话一样，读志摩的文章的人，非成为他的朋友不可，他的散文有这样的魔力。”还说：
“文章写得亲热，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不是能学得到的艺术。必须一个人的内心有充实的生
命力，然后笔锋上的情感，才能逼人而来。”（所引梁语均见《志摩纪念册》）
这话是很不错的，读了志摩的文字，就好像亲自和志摩谈话一样，他的神情、意态、口
吻，以及心灵的喜怒哀乐，种种变化，都活泼泼地呈露读者眼前，透入读者耳中，沁入读者
心底。换言之，就是他整个的人永远活在他文字里。于赓虞说：“我们知道风格就是文字的
风采、神韵、形式。而这风采、神韵、形式之中就蕴藏着作者生命的影象。这种内质与形象
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单是文字不足以表示风格的特色，单是生命的神思，而所寄托的形象也
不能表出它的容态，我们又知道文字是死的，而情思是活的，以死物来表现灵感，无人不感
觉困难，惟天才者能战胜此种难关。志摩文体的风格所以能做到前无古人，雄视一世的原
因，就在他的灵活、巧妙、善变的笔调中，有着生龙活虎一般的神思。”（《志摩的诗》）
但情感的文字，容易流于梁氏所说的Ｍａｎｎｅｒｉｓｍ。志摩常自谓“在笔头上扭了
好半天，结果还是没有结果。”所谓“扭”便是Ｍａｎｎｅｒｉｓｍ的解释。有人译为“作
态主义”，即装腔作势的意思。譬如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起句云：“淮南小寿
山，谨使东峰金衣双鹤，衔飞云锦书于维扬孟公足下”，可说是一种Ｍａｎ－ｎｅｒｉｓ
ｍ；梁启超《罗兰夫人传》：“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
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于是风渐起、电渐迸、水渐涌、譆譆出出，法
国革命！”也是一种Ｍａｎｎｅｒｉｓｍ。不过我们要知道志摩文字以纯真的人格做骨子，
所以虽然文字有些“装腔作势”，并不惹人憎厌，至于不善学他的人，便难说了。
情感的文字易于表现不受羁勒，纵情任性的本色。某批评家批评徐志摩的思想道：“他
是没有稳定思想的，只如天空一缕轻烟，四向飞扬，随风飘荡而已。”杨振声也说：“节奏
他是没有，结构他更谈不到，但那股潇洒劲，真是秋空一缕行云，任风的东西南北吹，反正
他自己没有方向。他自如的在空中舒卷，让你看了有趣味就得，旁的目的他没有。”（《论
志摩的散文》）。志摩自己说做文章好比跑野马，一跑就是十万八千里，而且差不多没有一
篇文章不跑。比如《落叶》描写日本地震，忽然拉扯到中国人的幸灾乐祸，又拉扯到人类患
难时的同情及圣经的天地末日。《死城》是写在外国姑娘坟上，忽发一大篇飞蛾殉光的道
理，又说到自己从前爱人的死。甚至连翻译小说他都改不了这“跑野马”的习惯，像他译的
《涡堤孩》第十六章竟跑了一两千字的野马，原书所无的“阿弥陀佛”、“孔夫子”、“贞
节牌坊”、“怒发冲冠”都拉扯上了。梁实秋在《志摩纪念册》里又说道：“严格地说，文
章里多生枝节原不是好事，但是有时那枝节本身来得妙，读者便全神倾注在那枝节上，不回
到本题也不要紧。志摩的散文全是小品文的性质，不比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
的文笔不但不算毛病，反觉得可爱了。我以为志摩的散文优于他的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在
诗里为格局所限，不能‘跑野马’，以至不能痛快的显露他的才华。”胡适在《追悼志摩》
一文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
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
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
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果然，志摩的诗影响了许多青年诗人成为“新月诗
派”，志摩的散文也影响了许多人成为“徐志摩派”，他并没有错把种子撒在荆棘和山石
上。志摩的老友闻一多那篇《杜甫》，虽不能说是志摩另一笔底的化身，但很相似，只不过
闻一多仍有自己谨严的特色。至于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储安平、李祁、何家槐一群后
起之秀，其有心模拟志摩的笔调，更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举志摩《自剖》里《想飞》一
篇中的几段： 青天里是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
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飞，“其翼若
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厢外有一座黄坭
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穿着塔顶云，有时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
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饿老鹰”……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鹏”。有时好天抬头不见
一瓣云的时候，听着忧忧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饿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
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铁刷似的羽毛，摇起
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阿，飞！
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坟子吃的蝙
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
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
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打圆圈做梦……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
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
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
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
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
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
云。
此文大概写于民国十五、六年间，数年之后，志摩果以飞机失事，死于泰山南的开山峰
下。他嫌皮囊太重就掷了它，飞出这圈子外，果然飞走了，而且一去不回了。诗人本是个预
言家，预言自己奇怪而富诗意的结局，却也叫人咄咄称异！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
俞平伯的诗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我将于论新诗时论他。至于他的小品散文，则周作人氏
称之为“近来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的散文作品已成为单行本
者有《杂拌儿》、《燕知草》，又有与叶绍钧合作的《剑鞘》。他的文字的特点，据周氏说
就是直承明末小品文的系统。周氏尝以“集团”、“个人”两时期表示文学的变迁，又尝把
三千年文学分为循环出现的“言志”、“载道”两派。载道派属于集团，言志派则属于个
人。言志派必在王纲解组，君师势力衰歇的时代方得发展。所以晚周，魏晋六朝，五代，
元，明末，民国有着真的言志文学。明代公安、竟陵一路的文字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
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他们所作以小品为多。小品是文学
发达的极致，其位置处于个人文学之尖端。是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浸在自己的性情
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的东西。（参看周氏《中国新文学源流》，《近代散文钞》新
旧两序）
现在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明末小品文字的系统发展。所以周氏又在《陶庵梦忆序》中
说：“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如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
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我们读明代有些名士派
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的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
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又《杂拌儿跋》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
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以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他说俞
平伯和废名的文字像竟陵派的清涩，而其情趣则又似明末诸子。
关于前一点，周氏于讲主张抒写性灵的公安派之余，又说道；“不过公安派后来的流弊
也就因此而生。所作文章都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个水池，污浊了当然不
行，但如其清得一眼能看到池里，水草和鱼类一齐可以看清，也觉得没有意思。于是竟陵派
又加以补救。竟陵派主要人物为钟惺、谭元春，他们的文章很怪，里面有许多奇僻的词句，
但其奇僻绝不在摹仿左、马，而任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乱作的。其中有许多很好玩，有些则很
难看得懂。”他又说：“胡适之，冰心，徐志摩很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
像个水晶球样，虽然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味了。和竟陵派相似的
是俞平伯、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
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俞平伯
有一篇《梦游》是用文言写的，脱稿之后不署姓名叫朋友们去猜，他们猜是明人做的，至迟
也在清初。其白话文字也如他评张岱的文字，“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又如周作人《燕知
草跋》：“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或吝啬地安排
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
关于后一点，则朱自清曾说：“近来有人和我论平伯，说他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
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
得清楚；借了现代的流行话大约可以说‘以趣味为主’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他受用，什么
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
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
说，有两位先生猜哪篇文字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
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我知道平伯并
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
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燕
知草序跋》）又，周作人也说，平伯的雅致与明末人士相近。
按明末人士轻视传统思想，挣脱礼教束缚，其性格大致豪迈清狂，风流放诞，甚有流于
古怪偏僻不可向迩者：如张岱《文秕五异人传》，张山来《虞初新志》所记人物，颇有魏晋
名士和希腊犬儒派精神。其生活则主张“情趣主义”，兴之所在，立即见诸行事。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得住。甚至有人将他全部生命牺牲在兴趣上面的，好像徐霞客肩荷一袱被，手挟一
油伞，遨游国内名山大川３０余年，远至粤西滇贵，饥渴寒暑，盗贼虎狼，及其他困难均不
足稍沮其气。尝因友人一言之激，登雁宕绝顶与麋鹿为群三昼夜；以一念好奇，西行万里，
求黄河之源。这样奇人奇事实为以前历史所无，也就是明末人士精神之所在。
又，他们对于生活能仔细地欣赏，享受。有周作人所说“好事家”态度。读张岱《陶庵
梦忆》，刘侗《帝京景物略》，李渔《笠翁偶集》及《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均可觇其
一斑。俞平伯《梦忆跋》谓张岱“其人更生长华腆，终篇著一毫寒俭不得，然彼虽放恣，而
于针芥之微，莫不低徊体玩，所谓‘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
其实珍惜之不尽也’……”这就是生活享乐法的具体解释。
相传平伯赴美留学，到数日即归，朋友挽留不住，其兴到即来，兴尽即返，与山阴访戴
故事相仿佛，性格之脱落不羁可以想见。又，平伯为俞曲园孙，家世甚旧。诗集忆所述童年
琐事，富有细腻温丽风光！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人当然能将生活加以艺术化。他的趣味与明
末人士暗合，就不算什么奇事了。
《燕知草》有许多文字情趣逼似明人，如《春晨》、《绯桃下的轻阴》、《西泠桥上卖
甘蔗》、《眠月》、《雪晚归船》、《打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