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文论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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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或为解决问题，或为发抒情感，或为纠正缪误，形形色色，万有不同，但总合着说，
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不论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学问上，发生变动的影响，这才算达
到文学作品最高的目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改进
的，不是保守的，是试验品，不是成绩品，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总而言之，不超越求真
理的界线，这就是善。

　　　　作者又说：

　　　　我们把真美善三字来名我的杂志，不配讲以外的话，说一句文言的惯语，便叫做“卑之
无甚高论”，不过表明他的一点愿望，除去违背得太甚的罢了。譬如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穿
了西装，明明语言相通，却偏要在中国话里，夹杂着几句外国腔，未免太不真了；譬如开一
爿旧货铺，可发卖的货色很多，却偏要拿些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一样样陈列出
来，这未免太不美了；譬如立个医院，原是救济人类，替人类求健全幸福的，却拿来做毒害
人的机关，还有借着病来逼勒人家银钱，这未免太不善了。我们这个杂志，决不占染这种气
息，这就是编者要表明的第一种意见。

　　　　我们要知道民国十六、七年间，郁达夫正在上海大肆推销他的“卖淫文学”，某博士也
正在那里开他的“美的书店”，大卖什么“×史”。那时代新文艺作品真有无“恋”不成
书，无“情”不成话之概。而所谓恋，所谓情，又都是极其下流猥亵，煽动兽欲，纵恣肉情
的一类文字，没有半点高尚情操存乎其间。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空气本不纯洁，让这群披着
新文艺外衣的文人来一闹，更变成恶浊万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新月月刊》反对“颓
废”、“淫秽”的文派，“真美善杂志”反对把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的陈列，都
是针对当时上海新文坛现象而说的。

　　　　病夫将真美善三字的意义细加阐发后，又说他这种杂志是文学杂志，必须将文学二字的
范围加以确定，然后应采的材料方能确定。于是依据欧洲文学上逻辑分类法，参合中国文学
体材，列了一个极其精密的表格。那表格真做的极其出色，足见这位主编的真学问与真才
情。他更主张想改造中国文学必须借助外来分子，举了若干例子。他说：“这杂志是主张改
革文学的，要改革文学自然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他陈旧的本质，另外形成一个
新的种族。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分化作用，在文学上就是变迁的过程。无论哪一国的文字，不
受外国潮流的冲激，决不能发生绝大的变化的。不过我们主张要把外潮的汹涌来冲激自己的
创造力。不愿沉没在潮流里，自取灭顶之祸，愿意唱新乡调，不愿唱双簧；不是拿葫芦来依
样的画，是拿葫芦来播种，等着生出新葫芦来。”

　　　　这是何等透彻的眼光，何等高远的见解。一个饱受中国旧文学薰陶的老先生能发出这样
议论，不叫人咄咄称异吗？这篇弁言还有许多宝贵而伟大的意见，不及备录。总之这是一篇
极有价值的文学宣言，可算是一种新文坛的重要文献。对于五四后的新文坛，东亚病夫的批
评，非常值得注意，他说：

　　　　我对于现代的出版物，虽未能遍读，然大概也涉猎过。觉得这几年文学界的努力，很值
得赞颂的，确有不可埋没的成绩。只就我所见的概括说起来，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
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很有能脱去模仿的痕
迹，表现自我的精神，将来或可自造成中国的短篇小说。第三是诗，比较新创时期，进步的
多了。虽然叙事诗还不多见，然抒情诗却能把外来的格调，折中了可谱的音节，来刷新遗传
的旧式，情绪的抒写，格外自由、热烈，也渐少诘屈聱牙之病，决有成功的希望。这三件，
我们凭良心说，不能不说是良好的新产品。除此外，长篇小说——现在名为长篇，实不过中
篇——没有见过。诗剧、散文剧、叙事诗、批评、书翰、游记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只缺少伟
大。譬如我们久饿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咽，而摆在你面前的只是些精巧的点心，玲珑的糖果，
酸辣的小食，不要说山珍海味没有你的份儿，便是家常的全桌饭菜，也到不了口，这如何能
鼓腹而嬉呢？

　　　　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成这个现象？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是懒惰，
一种是欲速。我们来做文章事业的大半是聪明的青年人，聪明人总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
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们见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说，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适应潮流，自然
群趋一途，何必戴石串戏？等到这种试验，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经有人如天如帝来
捧场，自觉在这新国土里已拥了威权，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严，享用香火，谁
还肯冒险图功，自寻烦恼，这便是懒惰。我们人的普通性，任做什么事，总喜欢越级，政治
是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文学最终的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
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
造的源泉（下叙述翻译世界名著之重要，略）。

　　　　从新文学运动后，译事反不如了旧文学时期，这便是欲速。

　　　　病夫这封信就是对当时新文艺现象的批评，也是当时文坛病态的诊断，可谓句句中肯，
针针见血。

　　　　病夫第一点贡献，便是用语体创作。凡旧文学根柢深厚的人一定瞧不起新文学，且以年
龄关系，思想成为定型，脑筋筑起一千丈铜墙铁壁，对于任何高深的新知识都深闭固拒，无
论如何不肯容纳，这是古今中外一般常情。再若旧式文人也最瞧不起小说，四库全书不收小
说。病夫先生很早便认为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小说与群说关系》及该报所附刊的小
说杂志，于陶冶国民性及转移风俗厥力至伟。远在五四运动前十五、六年间，他便邀集同
志，凑齐股本，在上海设立小说林社，除出版自著小说《孽海花》外，又发行翻译的外国小
说，据说商务印书馆刊行林畏庐（琴南）的翻译小说，也是由于小说林的刺激而然。病夫后
赴北京，会见林琴南，力劝他译西书宜舍弃文言，改用语体；并劝他翻译西洋小说，宜知西
洋文学的流派，宜择欧洲第一流文人的作品，并须择其有代表性者。像英国哈葛德的作品，
林氏翻译了好多部，实为浪费精力。林氏不能用其言，反以自己能将外国第二、三流的作品
介绍进来，与第一流作家并列，有“化腐臭为神奇”的本领，而诩诩自得呢。这一点，病夫
先生，可说新文学的先知先觉，实为难能可贵。他真美善书店便在鼓吹新文艺，而尤着意于
小说。

　　　　病夫第二点的贡献，便是他的翻译事业。他能用法文直接翻译书，不像林琴南目不识西
文仅凭他人口述，做点笔录功夫。原来病夫早年原想入外交界服务，为了英文在那时仅供商
业用途，而法文则为外交上必须的文字，是以在北京时入同文馆读书，就选了法文为主修之
课，不幸因故出京未能继续，他却以那八个月光阴所学法文为基础，回到家乡后，借助于字
典，努力进修，居然将法文弄通了，后来又遇见了寓法有年陈季同将军，陈告以法国文学变
迁之情况，并告以法国文人如佛郎士等对于中国文学之评价，病夫始知西洋文艺值得研究，
遂发狂一般，大购法国文学书，日夜诵读，以用功太过，患了一场大病，缠绵三年始渐痊
愈。在病中仍手不释卷，终则对法国文学筑下深厚的基础，能自由译法文书。

　　　　病夫的翻译事业以介绍十九世纪法国文豪雨果的作品为主，他译书纯用语体，努力保存
原文的面貌和风格，但又不是呆板的直译。因为他的中文底子好，于原书高深的思想，微妙
的意趣，隽永的神韵，幽默的风味，都能曲曲传达出来。不像林琴南因自己不懂西文，只好
一随口述者的摆布。他的口述者外文程度往往不高，遇着不解的地方便付之节略，好多西洋
名著便被林氏笔录得走了样了。又林氏于西书的题目好改用些香艳字样，像什么“玉楼花
劫”、“剑底鸳鸯”、“香钩情眼”、“吟边燕语”，不胜枚举，此风传播，致民国初年那
数十年间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而东亚病夫的翻译则直用原来书名，像雨果的Ｑｕａｔｒｅ
ＶｉｎｇｔＴｒｅｉｚｅ，便译为《九十三年》，Ａｎｇｅｌｏ便译为《项日乐》，Ｈｅｒ
ｎａｎｉ便译为《欧那尼》，ＬｕｃｒｅｃｅＢａｒｑｉａ便译为《吕克兰鲍夏》等等，他
翻译的书不能像林译的风行，实也由于曲高和寡的关系。

　　　　病夫对于他翻译事业，也曾拟定了一个计划，那计划也大得惊人。他很早便宣布文学之
为物，不是孤立的，必须接受外来文学的冲击，始能发生变化，产生进步，一潭死水，没有
新源，终于腐臭而已，又好像花之能结果，有类于蜂蝶之传播花粒，花之品类由低劣的品
种，变成高贵的品种，也有待于外来珍卉与之屡次的配合。或谓一个民族有其独立性，所谓
民族文学也有其独立性，接受外来影响，岂不丧其故吾，与人同化。病夫不以为然，他说外
来影响仅足以刺激我们的创造性，并不能将我们的推翻。在他那篇有名的《真美善杂志发刊
词》，曾历举英法各国文学潮流为例，说的理由都充足异常。

　　　　他所拟翻译计划是怎样呢？第一命他公子虚白将我国已有翻译作品都详细调查，列为一
表。然后将这些译品，逐一讨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一一分开，再将各国各时代，
各派别的代表作，另立一表，说明其应先选择，在杂志里，按期发表，大家共来商榷，以便
定出一个翻译的总标准。

　　　　那时病夫对于文化事业兴趣十分浓厚，一面创作，一面翻译西洋名著，正拟将他这个计
划付之实施，而真美善书店竟以经费支绌，亏累太巨，不得不关门。而他自己以那几年透支
精力太甚，健康日走下坡，只好回到故乡常熟，辟圃种花自遣。民国二十五年六月间，竟一
病不起，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一种超越时代的睿智，一种忠于文化，努力不懈的精神，忽
然消失了，随着这位才兼新旧，学通中外才人的遗蜕，长埋虞山之麓了。这真是中国文化界
莫大的损失，令人惋惜哀感于无穷！

　　　　本章题目为《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则对于病夫之子虚白先生的事也应一提。虚白乃系
病夫的长公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所学并非文科，但他禀父遗传，爱好此道，文笔雄
肆，理论透彻。病夫在沪设真美善书店，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为文化奋斗的同志。他
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多，与他父亲合著《一家言》，极博好评。他又曾利用山海
经、穆天子传、列子等旧神话，撰写若干短篇小说，如《傀儡的造反》、《徐福的下落》
等，色彩瑰丽，寓意深刻，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扬鞭集》读后感

　　　　当新文学运动起来时，白话诗可算是最初的试验。但那时做白话诗的人，大都是半路出
家的和尚。像胡适，周氏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李大钊诸先生旧诗都很有根底，所以也一
时不容易打破旧型式的限制。正如胡适先生在《蕙的风》序文里说：“当我们在五六年提倡
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又说那时的新诗“大部分只
是一些词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但是这话用在刘半农先生身上是不大
对的。他最早发表的《新青年》上的作品如《学徒苦》、《除夕》、《灵魂》等或仿汉乐府
音节，或采取五言体裁，不能算“真正的新诗”以外，其余各诗便在今日看来仍然不失为上
品的艺术。像那首无韵长诗《窗纸》，幻想之丰富，用笔之灵活，格式之新奇，现代新诗人
中还少有做得出来的呢。好像听见周作人先生十年前说过一段话：“我所见三个具有天分的
诗人，一个是俞平伯，一个是沈尹默，一个是刘半农”。前二人的作品我读得很少，不敢冒
昧同意，至于刘半农先生在五四时代新诗标准尚在渺茫之时，他居然能够打破藩篱，绝去町
畦，贡献一种活泼新鲜的风格，而且从容挥洒，谈笑自如，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之态，不是天
分过人，何能如此？

　　　　他的诗集如《瓦釜集》之类今已绝版，我仅看见半部《扬鞭集》就勉强以这个作为批评
的根据吧。大约《扬鞭集》的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接着五四以来的径路发展，用的是旧式
诗词的音节，但排斥了富丽的词藻，略去了琐细的描写，而以淡素质朴之笔出之。如《卖乐
谱》，《忆江南》、《秋歌》，《记画》，《侬家》，《阵雨》，《归程中得小诗五首》之
例皆是。今举其《侬家》一首让读者赏鉴赏鉴：　　君问侬家住何处，去此前头半里许，
浓林绕屋一抹青，檐下疏疏晾白纻。

　　　　读了这首诗，天然会想起《辍耕录》所记揭曼硕盘江遇水仙诗：“盘塘江上是侬家，郎
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也有用白话写而仿古诗格式的，如思
祖国而作之三唉歌仿汉梁鸿《五噫歌》，但变化得一点痕迹都没有，却是难得。其歌云：
得不到她的消息是怔忡，得到了她的消息是烦苦，唉！

　　　　沉沉的一片黑，是漆么？

　　　　模糊的一片白，是雾么？唉！

　　　　这大的一个无底的火焰窟，浇下一些儿眼泪有得什么用处啊，唉！

　　　　第二类完全采用方言。１８９６年驻京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男爵在北京专搜民歌
编成一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