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4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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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莲娜全身心地爱着自己的儿子,这份爱还牵附着些许的痛苦与绝望。她死后,他会怎样?听人们说,这样的孩子都活不长,那她就更不敢想了。慢慢地,叶莲娜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这个家也就变成了:她——挣钱养家,母亲——料理家务,而那个天真善良的孩子,仿佛是来自外星球,他有着自己的世界。他们三个人相亲相爱。她投身到繁忙的事务中去——工作赚钱,在嗜好中找乐,和女人们交朋友,同男人们谈恋爱。这不,转眼又到了初夏,她45岁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温柔的爱情也来到了她的身边。亲爱的谢尔盖是一个憨厚的外省人,比胡萝卜甜一点的东西他都不吃。在他眼里,叶莲娜简直就是一个真实的童话。似乎她不是凡人所生,而是上帝亲手用模子造出来的一样。所有的比例在叶莲娜身上都是那样完美,没有任何多余之处。
事实上,的确如此。然而,时光还是留下了它的痕迹。叶莲娜下决心要除掉它们。此时的她正在别墅的这小块地方上溜达着,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落脚:可千万别绊着,再咕咚栽个跟头。
好长时间没下雨了。维多利亚草莓好像已干得喘不过气来,在那儿低声抱怨着。叶莲娜提起喷壶,灌上水。水灌得不多,半桶而已,但还是有点沉。叶莲娜微微弯下腰,浇灌着自己的草莓。突然,她听见鬓角处发出轻微的破裂声,她感觉缝的线绷断了,一股热流随之涌了出来。
叶莲娜猜想,一定是某条血管,比如鬓角处的静脉,在张力的作用下迸裂了。于是,血随之流到了皮肤和肉之间的隐窝里。一定是医生在做手术时轻微碰坏了血管,但又立即缝上了。现在一负重,缝合处就吃不住劲了。这就是所谓的手术后并发症。
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儿子怎么办?没有她,他们可怎么活?不行。她不能死。绝对不能。
皮肉间的隐窝处已淤满了血,整张脸颊膨胀起来,像要随时都会撑开。别墅里没安装电话。说是别墅,其实它不过是一个距离市区60公里、带花园的普普通通的小房子而已。叶莲娜明白,她就快死了。血正往外流着——接下来,一切就都该结束了。那些割腕的人就是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腕部也好,鬓角处也罢,不管割断什么部位的静脉,其结果难道不都一样吗?叶莲娜意识到,必须让别人发现自己才行。她走出了篱笆门。恰巧在这时,84岁的邻居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从身边经过。自去年夏天,她就和自己的姐姐住在这儿。这是一对长寿的老姐妹。
“请帮我叫急救车,”叶莲娜无力地说。
感谢上帝,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耳朵还不背,叶莲娜已喊不出声来了。
“您这是怎么了?”看到这张极不自然的脸肿得跟小靠枕一样大,邻居大吃一惊。
“急救……”
未待叶莲娜说完,伤口缝线终于彻底绷开了。血呼地涌了出来,淌到肩膀上。感觉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但看到自己流出这么多血,叶莲娜吓坏了。
邻居愣在了那里,一动不动。
“快去……”叶莲娜重复着。
“是,是……我这就去办事处打电话……”
要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跑得动的话,她早就跑了。可惜她只能像鹅一样慢腾腾地走。她开始向办事处挪去,突然想起自己的老姐姐还在等她吃午饭,于是决定先告诉姐姐一声,然后再去1。5公里外的村口办事处。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患有心脏局部缺血和关节炎,走起路来非常吃力。但无论如何,她最终还是走到了那里,打通了电话,并解释清楚了该往哪走,在哪拐弯,门牌号是多少。
两小时后,急救车到了。叶莲娜还活着,脸色苍白如脱脂牛奶。头发粘在了一起,形成一层滑滑的硬痂。肩膀、前胸都是血,像被人杀掉了一样。
医生是一个健壮的男人,50岁左右。他断定,她被人打穿了颈动脉。
“躺下,”他命令道,“别动,不然你死定了。”
他抓起一条毛巾,缠紧血管。
“谁把您弄成这样的?”医生问道。
“没谁。我一周前做了个整形手术。”
“为什么?”
“为了好看。”
“在棺材里会好看的。”医生嘟哝着。
一个男护士走了进来。他们一起把叶莲娜放上担架,抬进急救车。她再也不用害怕了。她知道,她得救了。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但还在。“一定不能失去意识,”叶莲娜一边想着,意识却已不知滑向了何处。
醒来时,已在手术台上。旁边站着一个医生,但不是急救车上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年轻,肌肉发达,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正和一个护士聊着什么。毛巾已从头上摘掉了,热乎乎的血正汩汩地往外流着。
“把我的血管缝上吧,”叶莲娜说。
“您能付费吗?”医生问。
“付什么费?”叶莲娜不解。
“一切费用。绷带费、手术费。”
“我都快死了……”叶莲娜有些诧异。
“付费为零的话,”医生继续解释着,“我们就什么也没有。”
“你们不是还有手吗?”
“什么手?什么都得花钱呢!”
“我提包里有钱夹。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都拿走吧。”
“我不掏别人的包,”医生说着,转向护士,“你去看看。”
“我也不。”护士拒绝了。
叶莲娜哭了,生平第一次。她明白,什么也救不了她了。最后一滴血就要离她而去。而这两个没良心的家伙,他们才不在乎她的死活,他们只在乎钱。
叶莲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苏联时期度过。要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她就会得救了。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正常运转着的。运转着整个体系,还有绷带和良心。如今这个体系轰然崩溃了,和它一起崩溃的还有道德。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他就会以圣训圣戒为准则。
如果不信,正如这个医生——那就意味着任何准则都将不复存在。而她,只能等死了。
泪水流到了鬓角,冲出一条泪痕。突然,门一下子打开了,谢尔盖跑了进来。显然,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仅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还给叶莲娜家里去了电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又告诉了谢尔盖。于是,他便出现在了这里。
一分钟以后,输液器、身穿蓝大褂的外科手术护士出现了。那个肌肉发达的外科医生也进行了术前洗手消毒。谢尔盖支付了一切费用。用的是硬通货。他是俄罗斯新贵——年轻、富有。
一个月以后,叶莲娜把维多利亚草莓摘到一个篮子里。草莓的果实——一颗挨着一颗。草莓的气味——无与伦比。自然界中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散发出像草莓那样的香气。这气味透着一丝丝的苦涩,含着太阳的炙热,飘散着泥土的芬芳。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形容出它的味道。
叶莲娜嗅了嗅那香气,接着将草莓一颗颗吃掉,这可以恢复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之后,她开始仔细地在脸上涂涂抹抹,半小时之后,洗掉面膜。
所有的缝合处都长紧了,适应了新的收口。她的脸颊很光滑。眼睛里闪烁着蓝色的光芒。镜子深处是一个长相最多30岁的年轻女人,正注视着她。她——30。他——31。一个正常的差距。
叶莲娜的体形还是那么完美:不能再增,不能再减,生得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如今的这张脸像剥了皮的煮鸡蛋——娇嫩光滑。这张脸能坚持多久呢?10年?到时可以再去做拉皮。
至于她差点没了命这事,似乎已忘得差不多了。发生过的,都过去了。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李铮:北京师范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翻译方向博士研究生,邮政编码:100089)
不寻常的一天
[俄罗斯]弗·格列恰尼诺夫 著 李冬梅 译
和往常一样,这天也没什么特别的,上午、下午都过去了,现在是晚上,接着就该是深夜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家门,走进厨房,坐到了桌旁。
“怎么?”索涅奇卡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眼丈夫说,“你还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内疚地叹了一口气,没出声。
“我早就料到了。”索涅奇卡说完就去卫生间洗被罩去了,也是去那儿偷偷地哭去了。自己动手洗被罩是因为不喜欢去洗衣店,哭是因为刚才提到了丈夫又要出差很长时间,这是他今年第三次出差了,当然了,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丈夫这次要去特穆塔拉坎,离这儿很远,连一家像样的旅馆饭店也没有。而最让人气愤的是,只在有这种差事的时候,处里才会想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个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让他去就去。他就是这样的人。办公室领来的办公用品,什么稿纸啊、复印纸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什么东西呀,同事们都统统拿回家去了,只给他剩些带格子的账本和一些紫色的表格。等工作中需要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只好去学生用品商店买,还得自己掏腰包。有一次,他在家讲了这件事,打这以后,原来一直在心里暗暗恨他的丈母娘也就不再隐瞒对他的态度了。
“你嫁了个傻瓜,”有时候甚至当着他的面,丈母娘就这么跟女儿索涅奇卡说,“你看看,他像谁?你像谁?你们的孩子又像谁?”
这些话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感到特别委屈和不公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主任工程师,这也正符合他的身份;妻子则完全像一个经济学家,这也和她的职业相当;孩子们有的地方像他,有的地方像索涅奇卡,更像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孩子。不管怎么说,丈母娘的话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总而言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活得不太舒心。公交车上有人对他说话无礼,售货员卖给他东西总是缺斤少两还暗自得意,因为他从不看秤,他认为这不体面,即使看了,也不出声。不过,只有一次,他没忍住,说了出来。回到家,他对妻子说,他替售货员感到羞耻。听了这话以后,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索涅奇卡更没动静了,连着两个星期没说话。
这时,索涅奇卡红肿着眼睛从卫生间里出来了,默默地找出一只旅行箱,开始往里面放丈夫出差要带的东西。
“索涅奇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了,央告说,“我到底错在哪儿啦?”
索涅奇卡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上帝呀,”她低声喊道,“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活着?你哪怕拿一沓复印纸回来也行啊!”
“我不会拿复印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回了一句。
“那你就学学。”索涅奇卡说,“要不我走,永远不回来了。”
最后一缕阳光照进房间后,太阳落山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穿上一件鼓鼓囊囊的上衣,戴上一顶涂着防潮油的窄边帽子,走出了家门。
“好,”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威胁谁,“我这就去给你们拿。”
随后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于是他走进了拐角处的一家小商店,闭上眼睛,往衣兜里塞了一块友谊牌软形干酪(当时,这是好几年前了,那块奶酪卖26个戈比),就径直往外走。
他等着有人来拦住他,臭骂他,再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去,甚至也许还会把他关进监狱里去。但是,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他平平安安地出了商店。谁也没发现他。
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记不清了。他一直在一个什么地方徘徊,自言自语,还来回晃动着胳膊。明亮的月光洒满了大地。黎明时分,他回到了家,把那块该死的干酪塞进了冰箱,就睡着了。
清晨,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处长异乎寻常地温和,甚至有点像讨好似的说,“您今天坐飞机去一趟里加吧,去参加个研讨会。千万别急着回来。在那儿晒晒太阳,好好休息休息,我们可没少让您受累。”
“那出差的事儿怎么办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刚一开口,电话里处长马上又和蔼地说:“您就别考虑这事儿了,会找到人的。总之,您就出发吧,什么也别想了。我已经派车接您去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去了里加。回来的时候,精神饱满,皮肤黝黑,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处里的女人们甚至开始向他示爱了,但什么浪漫的事儿也没发生。
好戏在后面呢。不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里加刚认识的一个熟人(那时他就是个大人物,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就把他调去了,让他当了主任,当时正好空出来一个主任的位子。再后来他有了一套位于河湾处的房子,那儿空气清新,离地铁站只有几步远,虽然那个时候他早就把地铁给忘了。孩子们转到了一个因材施教的学校,丈母娘现在也只是星期天才登门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他穿着高档,但很有品位,人年轻了,腰挺直了,步伐矫健,目光自信,睡眠酣畅。
只是一到望月那天,他就失眠,躺在那儿辗转反侧,心烦意乱。当月亮爬上窗户,月光照进这套大房子最黑暗的角落的时候,他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那件鼓鼓囊囊的上衣,戴上那顶涂着防潮油的窄边帽子,到街上去。直到黎明时,他才回来,这时他已经安静下来了,也疲劳了,然后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一家商店的工作人员准会发现门槛上有26个戈比,已经接连好几年了。有时候是一枚20戈比的硬币和两枚3戈比的硬币,有时候是一枚5戈比的硬币、两枚10戈比的硬币和一枚1戈比的硬币。的确,现在钱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工作人员们发现钱的数目也变了,但仍和原来那26个戈比的价值相当。开始时他们还感到奇怪,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人嘛,对什么事儿都会习惯的。
(李冬梅: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邮政编码:11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