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4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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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妻子，弗朗西斯科就舍得花钱吗？”
谢琳娜挥了挥手说：
“哪里！只不过妈妈自己有钱，是外祖母给的。我搞不明白，她为何跟爸爸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也许，这是因为她是个天主教徒！但问题不在这。简短点说，父亲去了‘绿色茅屋’旅馆，而妈妈则去了德国的巴登－巴登。焦点在于，他们总是在同一天返回。突然有一次妈妈已经回来了，可父亲始终不见人影。到晚上时，警察打来电话，说父亲发生了车祸。他落了个失忆的后遗症。”
我听得非常认真。弗朗西斯科·龙恩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后回到家中，但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失忆症虽然治好了，但是忘性还是大。他开始抽别的牌子的香烟，经常把家里人的名字搞错。后来愈来愈怪。吝啬鬼竟然变成了大方人。他叫人来修理房子，又出双倍的钱叫人在一周之内把他的车修好。还邀请皮耶尔和卢伊莎来吃午饭，并亲切地详细询问他们对未来的打算。在一次喝完咖啡后，他献上了礼物，任命皮耶尔为自己公司的副总经理，并送给卢伊莎一对珍贵的耳环。同时还让谢琳娜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一所大学，并预先支付了三年的学费。此后又给妻子买了帽子羽饰。总之，他们开始了疯狂的生活。弗朗西斯科每天总要买点什么：一套茶具、一盒重八英磅的巧克力、平底煎锅和新的彩电。后来愈演愈烈，他叫来公证人，宣读了遗嘱。大家平均分得一笔钱款，甚至连皮耶尔也同样分得了一份。总之，在他脑门撞到猴面包树抑或路上别的什么树之后，他的个性发生了根本改变。心理学家肯定地说，类似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并且，”谢琳娜激动地说，“他还吩咐雇个园丁，把蔬菜全部拔掉，打算开始像所有的人一样种花。要不是亲耳听见，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而且他和妈妈简直就是又开始了蜜月，他无休止地给她大送礼物，给她买高档内衣和连衣裙，称她为‘洋娃娃’。
“后来他决定去视察北方的一家工厂，就走了，过了三天我们得到通知，说他在突尼斯的浴场被人枪杀了。你对这事怎么看？”
我耸了耸肩膀。当然，这事有点奇怪，都说颅脑伤不至于把人弄成这样。
“那么我就得出一个结论，”谢琳娜低沉地说，“这不是我的爸爸。”
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斑蒂三角形的脸从门缝里伸进来。
“哦，小狗，”姑娘很高兴，“过来。”
在斑蒂的后面跟着斯纳普，索菲娅端着托盘走在后面。
“您的咖啡，夫人。”
“谢谢，索菲娅。给您加点牛奶？”
“不，不，我只喝黑咖啡。”
说着她端过杯子，又掰下一块面包喂给斑蒂。深受委屈的斯纳普哀号起来。谢琳娜大笑，把剩下的全给了这只罗特犬。两只狗热诚地看着谢琳娜，卧在了地毯上。
“你最好还是把那杯咖啡放得离斯纳普远一点，”我提醒道，“否则它会一下子全给你舔光的。你为什么断定，他不是你的父亲？”
谢琳娜挪开了杯子。
“怎么，我说的还少吗？而且还有那个奇怪的痣。”
“什么样的痣？”
“父亲的头发通常剪得很短。但他从医院回来时留着长发。他说，这是专门留起来，好遮掩手术刀疤的。反正我发现他耳朵旁有一块很大的痣。而这原来是没有的。妈妈解释说，爸爸色素沉着异常，才形成了痣。她的话我不信。并且他不再每晚洗澡，后来他干脆不洗澡了，而以前爸爸总是像矿工一样要冲半个钟头的淋浴。不是，这不是我的父亲。所以我在想，爸爸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啊？”
她沉默了。这时一种有节奏的吧嗒声打破了暂时的寂静——斯纳普够着了我的咖啡。
第七章
清晨五点来电话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事。昨天我和谢琳娜这个不幸的孩子一直谈到深夜，的确她找不到人交流自己的想法。姑娘哭了很长时间，她问我，她能不能带着这些疑问去趟警察局。我拨通了朋友卓尔施的办公室电话，他刚好在奥尔费夫尔沿岸街警察局当局长。但他的秘书告诉我，卓尔施度假去了。我们也只好把这事往后推两周。
我睡得很晚，半宿都在辗转反侧，胡思乱想。我不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娜塔莎到圣特罗别度假去了，而奥丽娅和阿卡奇突然到英国尼斯湖看闻名于世的水怪去了，玛莎也被她校友的父母邀请做客去了。不算猫狗以及住在自己家的女仆，三层楼的豪宅里只剩下索菲娅、路易和我。
因此，当清晨五点钟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明白麻烦事又找上门了。有意思，这次又是谁这么急切地想到我这儿来呢？
但电话是奥克萨娜打来的。她那穿越了无数个城市和国家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充满了紧张和忧伤。
“达莎，我家发生了不幸。”
“出什么事啦？”我害怕得不得了。
“金尼斯进了二号隔离侦查室。”
“进了什么地方？”
“二号隔离侦查室，或者说布特尔卡监狱。”
“不要挂电话，”我用变了调的声音喊道，“今天我就飞到莫斯科，先别采取任何行动，去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什么事都不要着急。”
但话筒里已经传来短暂的嘟嘟声。我猛地按响电铃，索菲娅穿着睡衣出现在我面前。她吃惊的看着我：
“出什么事了，夫人？”
“我有急事要去莫斯科，坐现在能赶得上的航班去。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也不知道，你跟家里的人说一声，并留点神，把家里的一切照料好。现在我就去银行……”
“夫人，”索菲娅像往常一样心平气和地打断我的话，“现在才五点半，银行还没开门呢，往机场倒是可以打个电话，那里可以昼夜查询。”
我抓过电话。一个甜甜的声音说，如果我赶得上伦敦来的中转飞机的话，那么我将在下午两点飞抵莫斯科。订好机票，稍事休息，我开始收拾行李。
莫斯科迎接我的是倾盆大雨。为什么我的祖国总是一派糟糕的天气和秩序呢？难道就不能启动所有的护照检查口，而不是只配一个工作人员，好让那些抵达的乘客不再矗立在令人厌恶的闷热空气里。给乘客提供更大一点的行李推车又何妨呢？顺便说一句，只有在俄罗斯使用这种推车是付费的，但是，即使在极端贫困的突尼斯，行李推车也是免费提供的。
奥克萨娜不在家，但钥匙像往常一样放在小地毯下。我打开房门。一只英国斯塔福德郡梗犬尖叫着向我扑来，又从厨房里跑出两只苏格兰梗犬：贝季和佩沙。它们开始在我的脚边蹿来蹿去，我用手抚摸着它们柔软光滑的皮毛。狗身上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有点像家庭自制香波和饼干的味道。
房间里一片乱七八糟的景象。在大房间的沙发上和圈椅上扔着成堆的东西，在金尼斯的房间东西也扔得满地都是。这使我非常吃惊：奥克萨娜是个有洁癖的人，这完全不像她的风格。我无事可干，只有等待女主人回来。奥克萨娜在晚上九点左右才回来。整个人无精打采，面容苍白，也没化妆，她看见了我，就一屁股坐在一进门的小凳子上开始哭起来。
“不要哭啦。把发生的事说出来吧。”
奥克萨娜又抽噎了一阵，然后开始讲道：
“十天前，我下班回到家里，一下子惊呆了。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翻了出来，书被乱扔到地板上，就连插座也被拆开了，灯罩也被卸掉了。能卸的都卸了，能拆的都拆了，但什么都没丢。我叫来警察，但他们说，既然什么都没丢，就用不着立案。我和金尼斯好不容易才收拾停当。”
“而当时你家的狗在哪呢？”
“说来你不信，它们被打了麻醉药，之后几乎还睡了两昼夜。但不知为何，这帮人不想打死它们。第二天，电话铃响了，一个女人用低沉的声音要我们交出‘你们手头上的东西，否则有你们好看的’。我问她，我手头上有什么东西？但她没回答就挂了电话。之后他们又打过一次电话，我哀求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我手头究竟有什么东西？但那个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就挂了电话。”
奥克萨娜抽噎着，开始去煮咖啡。她的讲述以及她的身陷绝境使我大吃一惊。
接下来的一周相安无事。突然有一天早上七点钟，一帮警察闯了进来。三个胖得像野猪似的警察熟练地审问了这个家里的小个子女人和男孩。金尼斯被指控强奸了十六岁的未成年女孩叶琳娜。不明白咋回事的金尼斯被强拉硬拽，投入了二号隔离侦查室，那里被民间称之为布特尔卡监狱。
金尼斯的案子由侦查员伊萨负责。他一边令人厌恶地笑着，一边把一份医学鉴定证书给奥克萨娜看。未成年的叶琳娜遭受到惨无人性的毒打。她身上的伤痕就记录了整整一页。
“金尼斯根本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朋友反复说道。
的确，金尼斯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看完强奸鉴定证书，奥克萨娜记住了受害者的地址，动身去找她。
那个受害者住在和其他人合租的一套住房内，一个三十岁左右醉醺醺的小伙子开了门。奥克萨娜还是有点头脑的，没有说出自己为何而来。她很快定了定神，说自己是叶琳娜技校的老师。
小伙子让她进了屋，奥克萨娜推开房门，发现那个未成年人受害者正酩酊大醉地躺在床上。床单显然一年才换洗一次，地上扔着一堆空酒瓶，桌上堆着吃剩的、已经变馊的食物。在浑浊的并散发着潮湿气味的空气中，似乎没有一丝氧气。在床头小柜上显眼地搭着条血迹斑斑的毛巾。
未成年的叶琳娜正鼾声如雷，活像一头喝醉了的母牛，对外界的刺激不会起任何的反应。奥克萨娜走出房间，那个合租房里的“邻居”笑嘻嘻地说，如果她要找女孩的话，过二十分钟后给她弄一个来。所见所闻都使奥克萨娜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叶琳娜是个妓女，男人们早就长时间地强奸过她了。带着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奥克萨娜跑到警察局去找侦查员。那个家伙脸上还是涎着令人恶心的笑，说奥克萨娜应该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妓女也是人，医学鉴定证书证实了强奸事实。他晃着闪闪发光的宝石戒指，向奥克萨娜使了一个眼色，开始详细讲述和金尼斯同牢房的人将会怎样对付金尼斯。
“唉，监狱里的人不喜欢这种事，唉，不喜欢哪。”他摇晃着他那黑头发的脑袋。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朋友无比痛苦，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家，看见了坐在杂物堆中的我。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奥克萨娜拿过话筒。
“你是奥克萨娜吗？”一个声音问道。
“我就是。”
“你为什么还不想把别人的东西交出来呢？不要再跑到叶琳娜住的地方去，也许这会弄断你漂亮的脖子，你的孩子就成了孤儿，几只狗也会完蛋。”一个男人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威胁道。
“我要把什么交出来呀？”
“喂，亲爱的，你还是给了吧。快把‘泪珠’还回来，不然有你好看！”话筒里传出令人厌恶的尖声尖气的声音。
奥克萨娜和我面面相觑，什么“泪珠”啊？
一夜无眠，我们讨论了相关几个人的种种表现，终于认识到，金尼斯是某个游戏中的筹码。很清楚，侦查员伊萨不是个廉洁的警察。但是，是谁把奥克萨娜去找叶琳娜的事告诉了那个不知名的歹徒呢？
早上五点钟我悄悄地溜出屋子，打车前去找宾馆。我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因此我的莫斯科之行应该保密。下了车，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可见，没有人跟踪我。在宾馆里开好房间，我就动身去侦察布特尔卡监狱。
新村街四十五号，这个地址我未必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忘记。布特尔卡监狱隐藏在一栋大楼的院子里。在静悄悄的早晨，监狱旁挤满了人，几乎所有的人手中都拿着几个大包。
二十分钟内我就掌握了一些情报。所有的东西都要拆开分装到几个袋子里，香烟不需要包装，苹果可以送，但橙子不能送。糖只能送砂糖，块糖是禁止的。肥皂可以送，但送洗发水绝对不允许。只要监狱长点头，送桶和送盆请便，但现在找他的人排了几公里。药品单独转交，只能开一周的剂量，而且只能送国产的制剂、维生素和阿司匹林，任何进口药都不允许送。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典范！对于那些以“为什么”开头的怯生生的问话，得到的回答要么是粗野的狂笑，要么是同情，“您是第一次来，是吧？”
八点钟时，狭窄的小门刚刚开了一条缝，等候的人们就蜂拥而入。人流把我挤到一个带有小窗的长排房子前。我意外地排在头一个。小窗打开了，一个身穿军便服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无论是波浪形的鬈发，还是浓妆艳抹，都没能为她增添一丝魅力。她的一双小眼睛像钻孔器一样向我的脸戳来。
“姓名？”
“达里娅。”
“妇女们在另一个隔离间。”
“对不起，刚才我理解错了。金尼斯。”
“父称？”
“伊万诺维奇。”
“姓？”
我一紧张，又差点说出自己的姓。
“出生年份？”
“1982年，不，1984年。”
机器人般的女人在一堆卡片里翻找了一阵后，扔出一张纸。我退到一边，开始琢磨。这是一张物品转交单，最上面用红笔写着“100”。爱说话的、同样不幸的同志们告诉我，这是牢房号。立刻，同牢房囚犯的父母也出现了。我吃惊地看着他们。我的自以为是又遭到了一次打击，我一直认为，牢里歹徒的父母也是同样的货色。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些像我一样备受折磨的不幸的人。
一扇窗户吱呀一声打开了，从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帕甫洛娃！”
一个满头大汗的女人正把一个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