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4期-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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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笔者又有了一次和作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乌利茨卡娅似乎也对这样的见面感到高兴，她在给笔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和您的见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您翻译了《病案》，而这自动地把您变成了几乎是我的亲人……”这是作家第一次来到中国，而在此之前她已经去过不少东西方国家，谈到对中国的印象时，作家说，她惊叹于长城的雄伟和颐和园的美丽，北京从一个古老的都城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城市，她想像中的自行车海洋原来已经变成了私家车的洪流，而低矮的四合院也被摩天大楼所替代。然而，作为一名创作“家庭生活史诗”的作家，她对中国人“屋檐”下的生活格外感兴趣，她说，她来北京看到的都是人们在户外——在正式场合、在大街上、在饭店里、在旅游胜地的活动，而她特别想结识中国的家庭，看看中国人是在怎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作家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兴趣，更可以从一个侧面解读出作家创作内容的源头。在短暂的相见中，我们的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学创作方面的话题，乌利茨卡娅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她说，其实她更善于写作短篇小说，但是有一些题材无论如何也无法纳入短篇小说的框架。写作长篇小说的状态就像是得了一场慢性病，当她结束写作的时候，她感觉到一种类似于久病初愈的轻松和幸福。她说，《您忠实的舒里克》也许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了，因为写作每一部长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她更愿意做一名“短跑运动员”。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对当前的文学研究热点——女性文学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不赞成把性别作为划分文学种类的尺度，虽然男作家和女作家确实在题材领域和描述方法上有差别，比如女作家比较擅长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以及女性特有的体验等题材，而男作家则在战争、历史题材方面显示出他们的优势，但是文学从本质上说，只能以好坏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性别上的差异。然而作家又谈到，假如女性文学能够促进男女两性的互相理解和爱护，帮助男性更为了解女性的话，她则不反对这样的划分方式。我们的见面是短暂的，在即将告别的时候，乌利茨卡娅谈起了自己的两个愿望：在事业上，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聚集起自己各个语种的翻译者，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她想看到不同的译者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大家对其作品的不同解读；另一个愿望则是关于她的家庭的，她说，在《您忠实的舒里克》中，她的男主人公生活在女性的包围之中，而现实生活中的她则生活在男性的包围之中，他们的家族已经三代没有生女孩了，她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家族里会出现一个女孩。
作为一名在俄罗斯受到读者广泛喜爱的作家，乌利茨卡娅始终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她以其作品所传达出的宗教感、永恒感和充满温情的描写，为身处乱世的俄罗斯人带来了很多心灵上的慰藉，有评论家说，“在无论是人类还是历史都失去了未来的20世纪末，乌利茨卡娅创作出了一幅和谐的世界图景。”而在中国，伴随着作家主要作品的相继出版，我们也希望她能够为读者所接受和喜爱，希望读者在阅读她作品的时候，在了解俄罗斯当代生活和人物命运的同时，能够在她的文字中解读出那些让人感到平静和安慰的爱、宽容和同情等永恒的情感。
（陈方：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讲师，邮政编码：100872）
当代俄罗斯文坛女性作家三剑客
陈新宇
20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坛上，女性作家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维·托卡列娃、塔·托尔斯泰娅、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达里娅·东佐娃和亚·玛丽尼娜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们开始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声名鹊起，这与19世纪俄国文坛女性创作沉寂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简要介绍一下俄罗斯文坛各领风骚的三位女性作家，以便大家领略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的风采。这三位女作家是维·托卡列娃、塔·托尔斯泰娅、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她们分别代表了温柔、冷峻、残酷三种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可谓当代俄罗斯文坛上的女性作家三剑客。
维·托卡列娃，是公认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巨匠。她的每一部书都非常畅销，根据她的剧本改编的电影《成功绅士》、《行走在钢琴上的狗》和其他影片被列为俄罗斯经典电影。1964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没有谎言的一天》时，托卡列娃还是全苏国立电影艺术学院编剧系的学生，自此她的作品就不断出现在俄罗斯重要的杂志上，如《青春》、《新世界》等。由莫斯科ACT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维·托卡列娃中短篇小说集，每一卷都有一个幽雅的名字和别致的封面，这种设计是非常符合托卡列娃的艺术风格的。作家尤里·纳吉宾对她的评价是：“维·托卡列娃没有不好的小说，只有很好、很出色的作品……”她的很多作品被译成意大利文、中文和日文等。
维·托卡列娃被誉为最优秀、最细腻的女性情感的研究家。她作品中的爱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而幸福，作家认为，哪怕是短暂的，是惟一值得为之活下去的情感。托卡列娃小说的结尾永远都是乐观的，即使在绝望中，也总能让你见到一线光明。她笔下诞生过各年龄层的女性：小学生、大学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中年和老年。多数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知识女性，她们渴望独立，有着宽广的胸怀，无私的爱。在作家的作品中处处渗透出其对女人的爱怜和宽容，甚至有一种“爱女人吧”的呼唤。她用善意的目光审视女人的各种生活方式，她对女人的理解就像她替每个女人活了一遍。《淡紫色的衣服》中托卡列娃再现了三个女人的生存状态，对同性恋者和妓女给予了理解。作者在呼唤女性主义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一线希望》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等待，等待，等来的也许是一场梦，也许就是一种期许中的幸福，尤其是在别人都厌倦等待的时候。《幸福的结局》主人公面对死亡的婚姻，不想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别人，于是她选择了死亡。但是作家太爱女人了，她不忍心给这个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一个悲惨的结局，于是安排了她与上帝的会面，在阴间，上帝实现了她死前的愿望——等到了她想接的电话。在她的小说《安东，穿上鞋吧》中脱下鞋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对生活不满），能够及时穿上鞋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小说名字本身就是对在恋爱婚姻中受挫的女性的一个很好的规劝——穿上鞋吧，赤足走在雪地里会冻出病来的，不要和生活怄气，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继续走好今后的路。托卡列娃的作品里充满了生活的哲学。如短篇小说《这个美好的世界》， 通过一个法国青年在幻境中的遭遇，揭示既是人性的又是兽性的，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辩证生存法则。《替我活》中亿万富翁的残疾老人，曾是个莫扎特似的天才商人，他的财产够他的孙子用四辈子。但他的生活依然空虚、无聊，因为他患了硬化症，不能做他想做的事。于是他就雇人来实现他想做但又做不到的事。他强烈地渴望他的生命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得到延续，即有人替他活。《圣诞节的故事》从一个小学生的视角，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淡化仇恨和伤害，充满基督的爱。
托卡列娃非常擅长抒写现代女性的内心感受。她虽身为女性 ，却有着比男人更为宽广的胸怀，在她的作品中流露出能消融一切痛苦和烦恼的宽容与慈爱。在她的作品中洋溢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生思考和人文关怀。她努力在作品中为女人寻找尊严，为女人找回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在她的作品里总是回荡着这样的声音“生活是美好的，尽管它匆匆易逝，尽管它有时乏味、残酷，尽管……”
塔·托尔斯泰娅，1951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的文学世家，系小托尔斯泰的孙女，是目前俄罗斯文坛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1986年前她住在莫斯科，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家去了美国。托尔斯泰娅1983年开始创作，其早期作品主要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如短篇小说《坐在金色的廊檐下》、《索尼娅》、《奥克尔维里河》和《儿子，你安静地睡吧》。后来，《十月》、《涅瓦》、《新世界》等杂志也成为她发表小说的重要阵地。《亲爱的舒拉》、《捕猎猛犸》、《彼得斯》等都是她比较重要的作品。此外，作家用十四年时间完成出版了她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克斯》，该小说在俄罗斯文坛和2003年春季她参加的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获得了不小的轰动。她的作品不断地被译成中文。在创作的同时，她还兼任报社记者和“文化”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并在文化频道主持脱口秀《恶语学校》。
托尔斯泰娅短篇小说的创作特点是：一、语言绚丽，结构简单。她善于运用大量的隐喻营造童话王国，先让人们美梦做尽，暂时找到心理的平衡，然后再回到现实世界。难怪美国的两位评论家彼·瓦伊里和阿·吉尼斯将托尔斯泰娅的短篇故事与童话作比，得出一个结论：“托尔斯泰娅的隐喻就是将生活转移到童话里的魔棒，是摆脱现实生活旋涡的惟一的方式，不相信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二、将游戏情节作为揭示人物形象的手段，将其贯穿在主题、布局、词汇、修辞和人物的心理上。托尔斯泰娅用这种游戏情节来揭示主人公幼稚可笑的世界观。游戏即现实生活的舞台。这种写法既有很强的讽刺性，同时也是一种作家不问政治的创作选择。三、人物形象耽于幻想。作家塑造了很多幻想家，包括成人和孩子。主人公的幻想通常是从海市蜃楼开始，却结束于实实在在的垃圾桶。人物性格比较单一。一般具有两大特征：孩子般放任不羁的幻想，对未来的浪漫遐想；深切感受到生活的不如意。如《火与尘》中的丽玛，《苦行僧》中的嘉丽娅，《轮回》中的瓦西里等。作家帮助他们编织了各种美丽的梦，然后美梦突然破灭，等待他们的是失望和伤害，生活原来和他们开了个非常残酷的玩笑。托尔斯泰娅笔下的女性通常是天真无知、耽于幻想，很容易被捉弄和欺骗。如索尼娅（《索尼娅》）、舒拉 （《亲爱的舒拉》）、卓娅 （《捕猎猛犸》）等。四、托尔斯泰娅从来不在作品中教训人，只是喜欢通过主人公的眼睛看世界。正如她所说，她天生就是个观察家。她一边观察，一边思考这个充满悖论、滑稽和愚昧的生活大舞台。
托尔斯泰娅的每一部短篇都是对病态的幻想的颠覆。有人问：托尔斯泰娅为什么这样无情，不想为她作品中的人物带来幸福呢？作家认为，残酷的生活淹没了人们的幻想，她所写的先梦想后碰壁的主人公不过是正常的人罢了。她写的是完整的人，完整的生活。她不能给主人公任何出路和帮助，她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用X光透视人的存在。
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生于1938年。80年代中期作为散文家进入文坛。散文集《最后一个人的舞会》由作家本人选编而成，该集子收入了20世纪作家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此外，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还是个剧作家，写了很多剧本，如《三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20世纪之歌》、《音乐课》和《科伦宾娜的住所》等。她创作的人物类型、写作方式和创作观与俄罗斯传统创作大相径庭。她的作品在中国偶有译介。
首先，在人物选择上，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的人物多数是追逐软弱或无情的男人的女人、妓女、酒鬼和被抛弃的早熟的孩子。她的女主人公在生活中不能独立，一旦被丈夫抛弃后，就不断地猎取别的男人，不断地喝酒，自暴自弃，万念俱灰，因而仇恨家庭，仇恨父母和孩子，对生死全然麻木。如小说《孩子》、《葛利沙叔叔》、《自己的圈子》、《带小狗的女人》和《夜间》等。很多女人在心理上不健康，经常是因情绪低落或自杀未遂而住进精神病院。如《流感》和《阿里芭芭》。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女人形象，不是生孩子的机器，就是男人的玩偶，没有自尊，没有自我。因此有人说作家编织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的“恶之花”。
在表现手法上，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残酷和无情。为了说出生活残酷的真理，她不加任何矫饰，不考虑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她不想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上的享受。读了她的作品后，读者怎么也不会忘记作品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渴望得到丈夫的真爱并奉献了自己全部真爱的妻子死后变成一只无家的猫，又回到丈夫家（《不朽的爱》）；夜里女儿发现父亲死了，竟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打电话急救，而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躺下睡觉去了，早上起来先去送孩子上学，然后才把父亲送到医院的太平间（《自己的圈子》）；作品中常提到死亡的孩子和生病的孤儿，没有脸或眼睛的女人。作家把女人的生活写得那么颓废、那么龌龊、那么空虚，使人不禁想起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他把美女画得面目狰狞，五官不全，画成非人非鬼的怪物。女作家也是千方百计地将人物进行变形，从而展示女人不正常的、病态的生存状态。她简直就是将女人的污浊的生活用放大镜放大后给人看，真令人有些目不忍睹。
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上和表现人物命运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她的创作观也是反传统的。她从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态度：“我不想美化这一切。”是的，她摧毁了所有层面的乌托邦。在她的作品中，爱情就是导致处女膜破裂出血和毫无意义的宣言，家庭幸福就是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休止的吵闹。以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的理解，她的创作是无人道的，无人性的。她在努力建造废墟上的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