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4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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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和无休止的吵闹。以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的理解，她的创作是无人道的，无人性的。她在努力建造废墟上的田园牧歌和地狱中的现代幸福生活的神话。据说，毕加索在画他所爱恋或敬重的人时，总是避免使用立体主义，比如他的妻子、母亲和他的几个好友在他的笔下都是自然形态的。如果我们把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残酷理解为是一种创新，那么是不是女作家内心某种激愤和仇恨的交织加快了她这种创新求异的步履呢？
总体上看，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手法是大相径庭的。托卡列娃代表了传统的创作方法，她的小说里充满了浪漫和理想的因素。难怪她的作品被誉为“上帝的短笛”。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她的作品是最容易贴近读者的，尤其是在压力重重的当今社会，她的作品能给人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愉悦。她在呼唤“别了，苦难”！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托尔斯泰娅尽管都被列入俄罗斯文学的“另类”创作，但创作风格却不尽相同。托尔斯泰娅是用童话的形式揭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她不得不唤醒她的主人公“告别幻想吧”；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写作手法要残酷得多，她被称为“营造丑陋天堂的人”。她为了表现痛苦和失意的存在，不惜让她的人物变形、扭曲。此外，她在写作形式的创新上也走得更远些。媒体和批评界较之普通的读者更加喜爱和关注她。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三位女性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维持了文学生态的平衡与和谐，这世界不是绝对一极的悲观或乐观，在她们各自创造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的读者对世界的感受总能在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之间得到些许的慰藉。
（陈新宇：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邮政编码：310058）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与恩怨
李建刚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新一代年轻作家，这些作家在日常的创作和交往中或疏或密，他们之间有友谊，也有对抗，有时甚至相互诋毁和谩骂。在众多的作家交往中，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两人的恩恩怨怨特别值得一提。
安德列耶夫简介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71—1919），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之一。其早期作品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传统；后期创作流露出某些现代主义倾向，具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色彩。其代表作《红笑》以日俄战争为背景，表现了个人在战争血腥与残酷的涤荡中“疯狂与恐惧”的心理状态。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颓废色彩，他往往以挖掘人物内心的黑暗面、逃避现实等思想进行创作，多年来并不为我国读者所接受。他的绝笔之作《撒旦日记》堪称俄罗斯魔幻小说之首创，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十月革命后，安德列耶夫流亡芬兰，1919年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
安德列耶夫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性格不稳定”、“情绪变化无常”、“举止乖张”、“极度自信”等特点，其性格颇为内向，敏感而细腻。他曾在十来岁的时候为了跟同伴比试胆量，平躺在铁轨里，让火车从身体上面隆隆驶过，可见在他骨子里还颇有冒险精神。安德列耶夫从上学起就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他读了许多俄罗斯以及国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并且喜欢替同学写作文。对他一生的性格和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两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哈特曼，他们两人的悲观哲学很适合安德列耶夫的性格特点，促成了他悲剧性的世界感受，这也造就了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1891年安德列耶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在安德列耶夫的大学生活里，“迷失自己的苦痛、精神抑郁、酗酒、恋爱的失败与绝望”等情绪交织在一起。他曾两度试图自杀，沉重的精神分裂一直折磨着他以后的生活。后来，安德列耶夫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助理律师工作，先是以法庭记者的身份给《信使报》投稿，后来就以专业记者的身份主持该报文艺专栏的工作，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大决定——弃法律而从文，从此便开始了他经常性的文学创作活动。
交往初期——从挚友到分歧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前后经历了近二十年，根据他们交往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期的亲密友人时期和后期的分歧敌对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大致分野时间在1907年前后。两人交往的开始应该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4月5日，《信使报》总第94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列·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描写了一位警察在复活节善待一个流浪汉的故事。这部短篇引起了高尔基的极大兴趣，同时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即把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推荐给自己的好友、《大众杂志》的出版商维·米洛留波夫：“莫斯科的《信使报》在复活节特刊上刊登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这位列昂尼德正是您所期待的人物！他有一颗多么美好的心灵啊，简直是太棒了！可惜，我还不认识他，否则我也会向您推荐他的……”一年之后，高尔基主持编辑《尼日哥罗德之页》杂志，需要一些长期稳定的稿件，他想到了安德列耶夫，便立即写信给《信使报》的一位友人，索要安德列耶夫的通信地址。安德列耶夫很快就给高尔基写了回信，并按高尔基的要求给杂志寄去了稿件。不久，《尼日哥罗德之页》便刊发了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纪念碑》。
由此，两人开始了通信往来的“文交”，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1900年春，两位“相识”近两年的朋友才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匆匆见了第一面。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高尔基并没有从安德列耶夫的第一印象里觉察到他那深藏的忧郁和悲观性格。
高尔基起先并不知道安德列耶夫早在1892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当他发现安德列耶夫的才华之后便希望对其加以培养和指导，于是便大力扶持安德列耶夫的创作，帮他联系杂志发表作品。高尔基在1899年4月写给安德列耶夫的信中谦逊地向安德列耶夫提了一些建议：“您开始创作仅一年，我则有七年了，以我年长的资格，请允许我给您提一些建议……” 接下来，高尔基列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篇幅有些拖沓”，语言也“不够精致”；具体以《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为例，他认为小说“开头过长”，中间“很精彩”，而结尾“走了调”；他还认为作家应该写他认为最好、最想写的东西；建议学习经典作家的各种优点——学习莎士比亚“表达感觉的手段”，屠格涅夫“感受并表现大自然的艺术”，还有契诃夫“构建小说的优雅能力”等。高尔基还就写作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尽管与高尔基在创作上有不同的看法，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还是非常珍视。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安德列耶夫特意加上了“献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句。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安德列耶夫加入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两家民主派杂志——《大众杂志》和《生活》，并且成为《知识文库》集群中的一员，他很快在文学圈子里崭露头角。然而，两人的交往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辩论：两位作家在人生观、世界观、文学的根本任务、作家的使命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即便如此，两人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尔基以他一贯的与人为善的性格试图帮助安德列耶夫摆脱自己性格的羁绊，回到他的身边；而安德列耶夫也十分敬重作为挚友的高尔基，并十分珍惜同高尔基的友谊，因此几乎每一次意见相左时都是他主动退让，听从高尔基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
高尔基不仅仅在文学创作上对安德列耶夫施加影响，他甚至对安德列耶夫的人生观、处世方式等都试图施加有益的影响。集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高尔基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甚至是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极为活跃，安德列耶夫一开始也深受高尔基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1905年2月9日，安德列耶夫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寓所提供给社会民主党人开会，他因此也被逮捕入狱。
应该说，1905年前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还是比较和谐的，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最终能够取得相互理解与信任，这主要得益于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尊敬与服从上，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对高尔基言听计从，使得他们两人的初期交往相对非常平稳，隐藏的矛盾也被表面的友谊所掩盖。然而，安德列耶夫思想的变化还是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逐渐开始带有更鲜明的颓废色彩，这也引起高尔基的极大不满，两位作家的争吵也日趋频繁。可以说，1905年是安德列耶夫思想发展中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基本上还可以说是靠近高尔基的；1905年以后，他逐渐摆脱高尔基的影响，开始了他在新文学创立道路上的独特探索。
1905年有两件事对安德列耶夫触动很大，首先是革命的失败，其次是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溃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浇灭了安德列耶夫本已脆弱的革命热情，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溃败更加剧了安德列耶夫悲观思想的发展。从没到过战场的安德列耶夫仅仅凭借着自己的想像和内心感受创作了堪称其代表作的《红笑》。安德列耶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手法，他几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用一些片断和碎片拼凑了一个看似无序的整体，其间充斥着主人公梦魇般的心理活动及略带通感色彩的恐怖景象。《红笑》的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这部小说比较贴切地表现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恐慌、麻木的心态，血红色的意象中飘荡着骇人、凄厉的笑声。
高尔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肯定的，称它是“一部非常重要，印象深刻而及时的作品”。但他还是给安德列耶夫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比如他建议作者删掉第十五个片断，因为它“拿混浊的水冲淡了血液，甚至游离了作品的主调，……给后来的批评家留下话柄”；另外他还建议去掉第七个片断，原因是它“一定会被用来反对日本人，把它作为日本人野兽行为的证据”。当然，高尔基还是表现出不很赞同安德列耶夫的这种小说写作的创新手法，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可是要想使其更深刻，必须对它进行健康的修改。在此，事实要比你对它的看法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意义。”显然，在高尔基看来，现实主义创作的首要要素就是事实，他甚至建议安德列耶夫直接把第十五个片断替换为从报纸上裁下来的报道，认为那样会更使人信服。安德列耶夫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次我完全，甚至彻头彻尾地不同意你的意见。”接下来，他一项项地反驳了高尔基对小说的看法，特别是提到了对文章进行“健康的修改”问题，认为那样一来就“破坏了小说的主旨”。至于其他的意见，他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我小说的主题是疯狂与恐惧。……我的看法，还有事实同样是很重要的。”
安德列耶夫在对《红笑》的修改上同高尔基的分歧与抗争不是单纯的一次创作分歧，而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前的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每每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安德列耶夫不仅拒绝了高尔基的建议，而且表现得非常强硬和决绝，这次简单的抗争可以视为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疏离的一次尝试，更是一次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的斗争。看得出，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在创作上的分歧从此开始公开化了，《红笑》是安德列耶夫创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安德列耶夫继续沿着他新开垦的道路前进。
交往后期——从分歧走向分手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都流亡到了国外，高尔基先去美国，计划依靠自己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为革命募集资金，结果未能如愿，后来，高尔基移居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安德列耶夫则去了芬兰，后来辗转到德国。导致安德列耶夫彻底陷入悲观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的事件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不幸。1906年12月，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任妻子维利格尔斯卡娅·安德列耶娃在德国死于产后热，爱妻的不幸去世对安德列耶夫是个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他很久都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疗养，他便建议安德列耶夫前去他那里散散心。安德列耶夫在他那里呆了近半年，并没有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安慰。深陷丧妻之痛的安德列耶夫很需要来自好友的普通人的同情和精神慰藉，但是在表达情感方面一直很矜持的高尔基不善辞令，也不会开导安德列耶夫，只是一味地同他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完全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感受，这令安德列耶夫很受伤害。他的苦闷愁绪得不到释放，那颗受伤的心灵也得不到安慰，半年之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卡普里亚岛。
失望的安德列耶夫在卡普里亚岛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素材，后来以此创作了小说《黑暗》，这部小说后来被高尔基认定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客观地评价，安德列耶夫的《黑暗》延续的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作家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假如还是要经过高尔基的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之后再发表，我们今天也许就没有机会看到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安德列耶夫了。
1907年《黑暗》的发表仅仅是两人关系破裂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