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4期-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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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907年《黑暗》的发表仅仅是两人关系破裂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他们两人对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的作用和在建立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文学等方面都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分歧。其实，这种差异在他们交往的初期就存在着，只不过两人都被纯真的友谊和相互的敬佩之情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分歧。高尔基作为当时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才华十分欣赏和佩服，他天真地认为安德列耶夫跟他自己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并对其大力提携和扶持；安德列耶夫在两人交往的初期对高尔基似乎有些个人崇拜，面对这样一位文坛巨擘对自己的青睐，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意见和建议每每言听计从、虚心接受。实事求是地讲，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早期的创作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安德列耶夫几乎每篇小说完成后都要首先寄给高尔基征求修改意见，然后才决定发表。在当时的一幅漫画里，安德列耶夫就是被刻画成一个高尔基影子的形象出现的。不过，随着两人在文学创作中产生的分歧逐渐扩大，安德列耶夫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
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文集转而投向《野蔷薇》这件事对进一步了解两人对创作和文学的任务等方面的分歧很有代表性。1907年初，高尔基与《知识》出版社的另一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决定把《知识》文集的主编工作交给安德列耶夫主持。安德列耶夫接到任命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然而，他们两人在选取作家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高尔基不同意把勃洛克、索洛古勃等吸收进来。安德列耶夫的计划无法实施，于是他推掉了《知识》文集的编辑工作，转而投奔了《野蔷薇》杂志，并很快在那里发表了他的《黑暗》、《七个绞刑犯》等一系列作品。
投身到《野蔷薇》后的安德列耶夫同高尔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当年，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出版社的行为表现得相当宽容，他在给博格留波夫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列昂尼德去了《野蔷薇》？是的，这可以理解，毕竟他已经长大了，足以到了独立表演的时候了。就让他去闯闯吧，我只是担心，他会被人愚弄的……”不过，两人的通信日渐减少，慢慢就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逐渐降温，走到了冰点。
几年之后，安德列耶夫跟高尔基回顾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历史。他们书信往来，相互解释自己的理由，谁都不肯让一步。1911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他首先肯定了自己对高尔基“一如既往的友情与敬重”，诉说了自己的苦恼，然后流露出了想和解的愿望，并且希望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地干些事业。高尔基在给他的回信中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批评了安德列耶夫在《黑暗》和《我的札记》中所犯的错误。高尔基在信中没有对安德列耶夫流露出丝毫原谅的意思，这令安德列耶夫十分难过。此后两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把事情再一次搞复杂了，尽管后来达成共识，需要面谈解决分歧，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如果说1911—1912年间两人的争吵仅限于通信中，那么从1913年开始他们的敌对状态彻底公开了。高尔基批评安德列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和悲观主义颓废思想，安德列耶夫则指责高尔基作品中过多的政论性。1916年安德列耶夫谋得《俄罗斯意志》报文学戏剧专栏编辑的职务，把它作为阵地，同高尔基及其周围的民主派作家展开论战。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6年。在高尔基的《回忆安德列耶夫》一文的最后，曾提到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他回顾了两人十几年的交往历史，其间也夹杂着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总体的评价：
“1916年，当列昂尼德给我送来他的小说集时，我们两个重新深深认识到，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又是多么难得的一对老同志啊。我们没有争论，可是只能谈一些过去的事，现实在我们中间竖起了一堵无法调和的矛盾高墙。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这堵墙对我来说是透明的话，那么透过它我会看到墙对面是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我十几年里非常亲近、在文学圈子里惟一的朋友。
“意见分歧不应该影响我对他的好感：在同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把理论和思想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
“可列·尼·安德列耶夫的感觉却不同。不过我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他的错，毕竟他是一个想到就能做到的人，一个在追求真理过程中非常罕见的、具有绝顶才华和足够勇气的人。”
十月革命后的安德列耶夫不能理解革命，于是流亡到国外。1919年9月12日安德列耶夫客死芬兰。消息传到俄罗斯国内，高尔基自然心痛不已，他决定亲自为这位曾经的挚友组织一次追思会，并召集许多同道好友为追思会准备材料。他这篇感人至深的《回忆安德列耶夫》即是在那次追思会上的发言。无论如何，高尔基对他们两人之间的那段友好交往都深怀诚挚之情，珍惜那份曾经的友谊，也为他们后来关系的破裂而唏嘘。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
交往的客观评述
纵观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近20年的交往，两人由最初的志同道合到后期的分道扬镳，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他们两人从交往起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即便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也是高尔基个人的一厢情愿。他们两人对文学创作本质的理解从交往之初就表现得不尽相同，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志同”过，至于“道合”更是无从谈起，只不过高尔基在安德列耶夫走上文坛的初期曾给予他重大的帮助，可是安德列耶夫骨子里从来就不是高尔基所期望的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交往从开始就注定了以后分手的结局。
其次，高尔基一厢情愿式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安德列耶夫。应该说高尔基是十分珍惜人才的，当他最早发现安德列耶夫时，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块璞玉，便急切地想把它雕琢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因而便大力扶植安德列耶夫走向文坛顶峰。不过高尔基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主观能动性，他竭力培养的未来新人并没有按照既定的道路和方向发展，相反在
渐渐走向成熟之时，安德列耶夫开始慢慢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进而走向独立。这块璞玉最终没有被雕成一件令高尔基可心的玉器，反而转变成为一块“顽劣之石”，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风貌。在一定意义上说，安德列耶夫最终没有同高尔基走到一起，恰恰说明了他在创作方面的天才，说明他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没有受高尔基过多的影响，而是坚持了自己的道路，拓展了自己的才华发展空间。我们如今看到的安德列耶夫是他本应成为的模样，我们完全为此而感到庆幸。
再次，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性格存在明显的差异。高尔基喜动，安德列耶夫喜静；高尔基的社会交往活动丰富，安德列耶夫却对这样的活动十分反感；高尔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始终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安德列耶夫从来没有从阴郁悲观的人生体验中解脱出来。两位作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观形成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个人成长经历：高尔基从小就“在人间”这所“大学”里磨炼，他所经历的一切使得他的世界观更接近现实，丰富的阅历对高尔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安德列耶夫缺少高尔基那样丰富的阅历，过分敏感和内向的性格使得安德列耶夫的神经非常脆弱，任何生活的不幸和挫折对他都不啻为巨大的打击。两人迥异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决定了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高尔基总是关注乐观向上的一面，而安德列耶夫总是发现问题的阴暗面，用悲观的镜片去过滤一切。
最后，也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两人的交往和分歧已经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问题，他们的交往或多或少地被时代赋予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层面的意义。透过现象看本质，两人的争论实质上折射了当时文坛上两个流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安德列耶夫似乎有更深刻的认识，1912年春，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两人分别代表了两股知名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友谊或者说敌视关系已经超出了个人好恶的界限……”在这里，安德列耶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他和高尔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处在两个潮流或者说两个阵营矛盾漩涡的两位友人无法摆脱、也无法做到超然，尽管两人都不愿意把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搀杂进更多的社会内容，然而，他们对这种发展变化无能为力，这也是两人交往的悲剧所在。
其实，我们站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且尽可能回避一些敏感的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仅仅从作家的交往和个人恩怨来看这场纷争，似乎更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谁对谁错，两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似乎都在这场争论中很受伤。其实，姑且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回顾过去，他们两人应该都不会为曾经的友谊和恩怨而悔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经历过了，至于结论不妨就此放过，就让它成为历史也未尝不可。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这段交往丰富了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内容，安德列耶夫跟高尔基一样，也会被列入20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行列之中。这也许是我们如今所能得出的最客观的结论。
（李建刚：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讲师，邮政编码：250100）
作家巴别尔的趣事
孙 越
选自Л。斯拉维纳、К。巴乌斯多夫斯基、И。爱伦堡、И。凯赫特、О。萨维奇、Г。蒙布里特、А。纽伦堡、К。廖文、Т。斯塔赫、В。施科罗夫斯基、В。贝尔科夫、С。格罗万尼夫斯基、Т。德斯、А。Н。比洛施科娃等人回忆巴别尔的文章。
巴别尔醉酒
有一次，巴别尔喝醉了。
巴别尔不是酒鬼，但是，一般来说，想灌醉他也不容易。只有俄罗斯著名诗人叶赛宁在自己的婚礼上把巴别尔灌醉了。天色将明，巴别尔才起身回家。但是他随身没带护照，也没有其他证明（直到今天俄罗斯还有这样的法律，行人在路上必须随身携带护照备查）。关于叶赛宁的婚礼，他后来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他这辈子也忘不了，那就是：当天晚上，叶赛宁是如何充满激情吟诵自己美妙绝伦的诗歌。于是，俄罗斯文坛开始流传这样一个段子：鬈发碧眼的叶赛宁＋他美妙绝伦的诗歌＋醇厚热烈的伏特加＝惟一可以控制巴别尔的良方。
巴别尔和莫泊桑
巴别尔非常喜欢莫泊桑，用他自己的话说，“莫泊桑”这三个字是对人能力的肯定和最高的褒扬，这三个字无论对作家、演员还是鞋匠都一样。巴别尔的法语讲得非常好，他多次到过巴黎，在那里造访过莫泊桑最后的故居。他喜欢跟人说起那房子里留下的发蜡和咖啡的味道，他说，“那里的太阳暖洋洋的，就像带花边的玫瑰红的灯罩，就像高级交际花的内裤。”他在自己的一篇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们敖德萨不会出自己的基普林格。我们是热爱和平和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会出自己的莫泊桑。因为，我们有辽阔的海洋，有太阳和美丽的女人以及可供思考的食物。我向您保证将会出莫泊桑……”
巴别尔遭遇“以貌取人”
巴别尔的外表完全不像作家，这经常引起陌生人的怀疑。他在随笔《开端》中讲道，他第一次到彼得堡的时候（那时他22岁），租了一个工程师的房子住。工程师仔细端详了他一下，吩咐管家锁上从巴别尔房间通向厨房的门，并从客厅里拿走了皮大衣和靴子。20年以后，巴别尔租了巴黎居民区一位法国妇人的房子，房东整夜把他锁在房子里面——生怕他抢劫她。
有一次，巴别尔去法国巴黎，高尔基请他交给著名的歌唱家沙里亚宾一封信，并且让他从沙里亚宾那里带回一只贵重的花瓶。谁知道，他们见面时，沙里亚宾根本不信任巴别尔。他把巴别尔带来的信和高尔基给他写的其他信件对照半天，想证实高尔基的笔迹。最终，沙里亚宾叹了一口气，捧着那件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品——花瓶，突然凝视了巴别尔几秒钟，问道：“听着，您该不会是敖德萨人吧？”“是敖德萨人呀，”巴别尔说。“哈哈！”沙里亚宾突然大笑一声说，“您觉得，我会相信您吗？”说完，他小心翼翼地将花瓶藏进柜橱，将巴别尔送出大门。
巴别尔和预付稿酬
由于各种原因，巴别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得很少，书出版得就更少。他总得做点什么来维持窘迫的生活，可他又没有别的职业。于是，他经常去出版社靠跟编辑们做书稿策划来挣钱，出版社也乐意给他预付一笔可观的稿酬，因为他那时已经是个很有名的作家了。但是，有一次，一家出版社突然反悔了，他们给巴别尔发了一封电报：“请退还拿走的预付稿酬。” 巴别尔则发了一封简洁的电报答复，电文如下：“来信收到，大笑半天，钱我没寄。”
巴别尔和托尔斯泰
一年秋天，一个作家代表团突然光临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巴别尔等人奉陪。一间古老房子里的几张长桌上面摆满了食物。在客人的背后一些老人在轻轻地走动，他们当中就有当年曾经服侍过托尔斯泰的仆人。一位老人拿着伏特加酒，给巴别尔和文学批评家施科罗夫斯基频繁加酒。施科罗夫斯基用手捂住酒杯，问道：“为什么老给我们加？”“伯爵大人有令。”“哪个伯爵？”老人悄悄地说：“就是托尔斯泰伯爵。” 巴别尔问：“什么命令？”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