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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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必需品是人类的存在方式，生活附属品是人类的行为方式。
人们根据自己的观点正确地推理，结果弄错了，这很有可能。因为人不是什么都能看得到的。事实上，由于人们不了解可能修改了原则的种种因素，在原则错了的情况下，结论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来。人们可能在推理正确的情况下犯错。
我们的不幸之一是设想不了空间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把思想安放在什么地方。空间出现的任何实体都有其范围。
人不可能知道一切，也不明白他能知道的东西的范围。有人说过，人是由身体各器官维持的智慧。难道不能说人是被躯体连累的灵魂吗？
痛苦有一些使人重视它的方式，这些方式让所有的哲学都束手无策。
人们凭思想活着，可人们盲目地思想。
“心”、“灵魂”，“上帝”这些词已经成为主要的诗歌语言。
没有爱的过分享乐比哲学更能使人蔑视生活。
有两个“我”，其中一个常常比另一个更好或更坏。
意识犹如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另一个人。是谁如此反对私利？不让任何两重性在“我”身上产生，意识也就不再存在了。
你将这样死去：曾把你造得如此美丽的那个人肯定能再把你造得那么美吗？
不幸的是人们觉得有必要向上帝祈祷；幸运的是人们从未感到有必要向上帝致谢。
假如人们把祈祷理解成请求上帝为我们的利益而改变世界的秩序，那没有比这更荒谬了；可假如祈祷只是一种高雅的举动，局限于用思想和心灵寻找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秩序应如何实现，那它是值得称赞的；那它就是智慧与法则自愿的结合。
在整个宇宙中，分离似乎是活动的条件。分离越接近于停止，活动便越激烈，可一旦没有分离，休息、满足、厌烦、迟钝就出现了，活动也随之停止。这是呆板、物理力、化学力、爱情和一切人类活动的真谛。
两种或数种元素互为需要找和需求才使它们活跃，而后互相寻找，只有这种不安的寻它们相遇、碰撞、不再活动。
由于感情同感觉一样，在打动内心世界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某些真理，所以应该永远把手放在胸口上思索。
只凭我们拥有的知识把假设建立在上帝本质上的人，就像是用公园里的沙子建造小教堂的儿童；教堂倒塌了，他总是又重新开始兴建。
空想是个既带思辨色彩又带情感色彩的东西。
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模仿说”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协调起来的人将掌握宗教的真谛。
大自然把人放在一个恶贯满盈、门扉敞开的监狱里。他可以随意自杀。可它想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办法：让他胆怯得不敢从里面出来。
在任何科学中，方法都是指成功地抓住线头，理清陌生的线索。没有掌握方法的人在整条线上寻找、摸索，却只能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智者在他们的探索过程中是不会互相矛盾的，哪怕他们在思考时没有掌握方法，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但他们永远不会相遇。人们承认，当一门学问能够被后代继承时，这门学问就达到了科学状态；人们不断地把这条线传递下去。
人只能认识带有人类性的东西。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个人的本质内部包含所有先人的本质，他只能认识他们。
问自己“我活着吗”的人将被当做疯子；问自己“我存在吗”的人叫做哲学家。这是因为第一个问题违反常理，第二个问题甚至没有触及常理。常理是很卑贱的；幻想一过，常理就来了。幻想有点滥用常理。
在哲学中如同在所有不纯粹推论或不纯粹实验的科学中一样，人们总害怕仅仅由于不知道怀疑的原因而作出肯定。
人一只脚睬着大地，另一只脚摸索着寻找无限中的高级阶梯，这就是所谓的“渴望”。
人类所有的思想方法都只是为了发现联系。才能就是预感到遥远的联系。
哲学家之间一点不能互相理解，可他们比他们所以为的更难互相沟通。由于语言的贫乏，同样的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然而，他们以为用同样的词已经互相交换了同样的思想，所以人们既不能取消哲学，也不能使哲学前进，因为人们希望适应这些原则，而原则在表面一致的表达方式下又总是五花八门。
语言中有许多词能指明某些本质仍深不为人知的事物，这难道不奇怪吗？人们说：这很好，这很美；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东西，而哲学家却不知道。“善”、“美”这些词可以创造出来，它们是约定的符号，但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却不是。那什么科学拥有众人呢？众人根本没有这种科学，他们只有这种感觉；取消了感觉，他们眼前就再没有“善”也没有“美”了。
感觉和服从，这是普通人的全部生活；推理是他的智慧的必然活动，他不知道推理，也不去寻找推理的法则。“这是，” 他说，“所以… … ”对他来说，尽管没有思考过，但“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要解释这个众口皆说的词得有亚里斯多德的才能。别把“专心”和“思考”混淆了，普通人能够专心，但不能思考；数学家和学者会十分认真有效地推理，但普通人不会思考过，不会被看做爱说理的人，因为思考的真正含义是思想回到其本身的作用上去。这样理解的思考不是生活的条件，也不是科学、工业和艺术的进步；思考是一种激烈的状态，一种非凡的、几乎是永远无结果的努力。科学的任务是观察隐秘的现象并把这种现象揭示出来而不是进行分析，思考超过了这个任务；当人们把用在外在世界的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本质时，他是在思考，可他在进行一项他的条件不要求他这样做的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无济于改善地球上如此好斗、如此积极的生活。因此，可以相信（经验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种提法）自然给人以某些才能，这些才能的正常使用毫不取决于他能从构造和法则中得到的知识，人不全是他所以为的那样。给这个植物原理以它发展的意识和快乐，并用一种本能的运动使它们合作，你将得到动物；给这动物以包含语言才能的社会本能和一些满足它们须有更多选择的需要，你将得到人。
｛附录｝
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C。D。威尔逊
陛下、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当阿尔弗莱德·诺贝尔决定捐赠巨款（这理所当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时，他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本身使他首先优待自然研究，奖励某些科学领域内的发明创造。同样，他国际性的愿望使他成了爱好和平与博爱的人民的朋友。但是，在遗嘱规定中，他也给了文学一个位里，虽然他把文学安排在他感到最诱人的科学之后。文学感谢他，因为那些在文学领域耕耘的人也成了他关心的对象，如果说文学最后才进入瑞典颁奖小组，难道不是由于这如此正确的想法：文明这朵崇高的鲜花，也许是最美的，尽管也是最娇嫩的，只能开放在现实这块从此以后坚实的土地上？
无论如何，在这现代的百花诗赛中，获奖者将得到在物质价值上超过古代黄金桂冠的奖赏。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遇到了一些性质十分特殊的困难。
“文学”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广，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正确地规定，参赛不仅应包括纯文学，还应包括那些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可这样一来，范围扩大了，困难不断增加。如果说决定该奖是否——假设被提名的作者旗鼓相当——应颁发给抒情诗人、史诗诗人或戏剧诗人已显得困难重重的话，要是这种比较在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哲学家或天才诗人之间进行，那么工作会更加复杂。量值是无公度的，正如数学家所说。然而，想到这个奖是每年颁发一次，不止一个该获奖而又不得不让给另一个同样伟大的同行的作家下一年可以获得他应得到的奖赏，人们心中又略觉安慰。
瑞典文学院收到了许多有关文学奖的优秀建议，并对这些建议进行了最为认真的研究，在具有国际声誉、文学价值几乎相当的各个名字的选择中，它停在了一个从各方面来看它都觉得这回该被选中的名字上。它把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法兰西学士院的诗人和思想家——苏利· 普吕多姆。
苏利· 普吕多姆生于1839年3月16日。1865年，在《诗歌集》 中他一下子就显露出自己非凡的才华；继这本集子之后，他又写了许多别的诗篇、哲学或美学著作。如果说其他诗人的想象主要在外界打转，反映我们周围的生活和世界，苏利·普吕多姆则具有一种更倾向于内心的特点，它既敏感又微妙。他的诗很少出于自身的考虑去追求外在的形象和情景，而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些外在因素如何能够作为诗沉思的镜子这一点上。他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消灭的精神之爱、怀疑和不安就是他形式完美、用词简洁、富有雕塑美的作品常见的主题。他的诗没有斑斓的色彩，如果说它旋律优美，那只是个例外；它的造型美在形式适合于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创作中表现得更充分。他高贵、深思、偏于忧愁的灵魂在这温柔但又不陷入多愁善感的诗中忏悔，这痛苦的分析吹起了读者一种忧郁的同情。由于他迷人优美的诗句和娴熟的技巧，苏利·普吕多姆成了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这样的诗是价值永恒的瑰宝。特别引起瑞典文学院注意的，并不是他的训谕诗和抽象诗，而是他那些极少铺陈、感情丰富、思想深刻的抒情作品，这些作品凭它们的高贵和神圣，以其精细的思考和丰富的心灵极为罕见的结合而发散出迷人的魅力。
最后，还应该再强调一点。苏利·普吕多姆的作品反映了一个追寻者和观察者的灵魂，他在已逝的岁月里没有停止寻求，他觉得要认识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精神领域，在意识的声音中，在责任崇高而不可否认的要求中，证明了人类归宿的非凡。在这一点上，苏利·普吕多姆比大多数人更好地体现了立嘱人曾称之为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因此，文学院相信，当它第一次必须须发这个奖时，在众多著名的文学家的名字当中选择了苏利·普吕多姆，是符合遗嘱的精神的。
由于得奖者已宣布接受这份荣誉，而今天又因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我荣幸地请法国的公使先生接受这份奖金，并以瑞典文学院的名义转交给他。
鄒靖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