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4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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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储刚他们找到了第一处埋尸地点的同一天，忻州市公安局也将参与运尸的部分“迷彩服”包括王小二抓到并根据他们的口供找到了第二处埋尸地点，以后第三处、第四处焚尸的地点也相继出现在公安的视野。
6月23日凌晨，由于尸体太多，殷三等人也确实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安置”这些弄不好日后一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死人，慌乱之下一车“人”就被草草地扔进了碱峪村村外高坝子下一条被雨水自然冲成了的深沟里，6“人”被放进了一条寂静的叫浪涧沟的山沟深处的一个废窑洞，另有20“人”一时没处放，“迷彩服”们就敲开了一家国营林场的大门，对看门的大爷说：“诶，大爷，有些尸体我们先在您这放一宿，明天雨停了再拉走，”看门大爷也没有问什么就给“迷彩服”们开了一间仓库的门，这些尸体在林场的仓库里放了一夜，第二天才被人拉走埋藏到了砂河镇附近滹沱河河道一条已经干涸了的河床的沙子下面。
三个埋尸地点和同步发现的一个焚尸地点后来我都去过，我无法形容当我看到依然留在现场的用来填装遇难矿工尸体、还带着血痕的一个个蛇皮口袋，特别是看到焚尸地点一片黑灰上没有烧尽的一块块死人骨头，我心里的愤怒和不解已经不知是找了地方骂一通人好，还自己躲到一边去大哭一场。
犯罪分子挑选的焚尸地点我算了一下离公路也就不到10米，赤裸裸地就在一个平坡上，煤块儿和汽油是他们焚尸的“用料”，不要说尸体的白骨还一片片地留在黑炭上，我在现场甚至还能看到一块块还没有完全烧尽的红毛衣的碎片，可见当时烧尸体的那伙人有多么草率。可叹的是这处焚尸地点据说总共烧毁了4具尸体，其中3具是“繁峙矿难”中丧生了的矿工，1具是代烧的，死者是前几天在别的“矿难”中死去的人。此外忻州公安的刑警还告诉我其他遇难矿工的尸体被发现时都已经高度腐烂，有的人身上没穿衣服，有的人穿了衣服也被死后水肿膨胀的身体一条条胀破，每个人的脑袋都大得吓人，用搞刑侦的专业术语来形容这种尸体叫作“猪官尸”。
忻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后来向我做过这样的介绍：“繁峙矿难”发生后，参与运尸、藏尸、埋尸、焚尸的一共有14个人，到我第二次采访的时候他们已经找了11名，其中叫“小二”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我前文已经提到了的王小二，还有一个是郑小二，殷三的外甥，他参与了将6具尸体掩藏到浪涧沟的废窑洞里的工作，几天后得了600块钱。在看守所，我见到郑小二记得问过他：“参与藏尸时你知不知道干这种事即使不犯法也够缺德的？”他的回答很平常：“人家叫我去我就去了，”可见当初他干这种事一点也没有感到心惊肉跳。
事实上“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市场”，这话一点不假。想想6月22日那天夜里，王小二接到电话连一句“山上到底出了什么事”都没问，开着车就做开了买卖；他能不知道上山是去干什么吗？国营林场看门的大爷听说有人要借他们的地方放一宿尸体，脸都没变，很快就给来人开了仓库门；王小二带人焚尸，地点就选在离公路10米远的地方，这种营生即使是在夜里，焚尸的火光、烟雾、气味多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他们怎么会稀松平常地着这种见不得人、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种种行为让人觉得在繁峙矿区，事故、死人司空见惯，藏尸、埋尸、焚尸也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情，这种麻木与善良和无知的人生怎么能够接受？老天爷能不能够接受？！
事实上后来当地人向我反映：繁峙矿区大大小小的洞子一旦出了事故，当地要哪项服务就有哪项服务，运尸、藏尸、埋尸、焚尸的各种“专业户”也并不限于王小二、郑小二，这种专门和“矿难”打交道，“吃”死人，发“矿难”财的人不难找到。运一个尸体给300到500，埋一个尸体500，烧一个尸体800，高的时候也有给到1000的。在“繁峙矿难”的成龙配套服务中，郑小二得了600块钱，其他人还没从“买方”手里拿到好处矿主就跑了，这恐怕是因为这起矿难毕竟死人太多，事主想掩盖也掩盖不住所致，而小的“矿难”如果只是死了一两个、几个人，事主成功了断“后事”的肯定是极普遍的事，各种“专业户”的服务费是笃定飞不了的。
记得那天从矿上回酒店的路上大伙说起这个话题，我的眼睛再往窗外沟坎纵横的四野望去，周身骤起一身寒气，谁知道四野里那一处处少有人踏足的地方有没有死鬼冤魂在无言地啜泣？
爆炸究竟怎样发生？
某种程度上说靠矿山“出事”混饭吃的各种“专业户”们并没有必要打听“繁峙矿难”是怎样发生的，但是由中央6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肩负使命必须要尽快查清“王全全探矿”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井下爆炸，因为在工作组进驻砂河镇的时候，“繁峙矿难”到底死了多少人，井下究竟还有没有遇难矿工未被弄上来还是个未知数，人们还需要下到井下去看一看，但是那时调查组想下井的打算一时根本实现不了，“繁峙矿难”发生后殷三等人为了防止日后有关方面来人检查，第二天就组织人马将“王全全探矿”出事矿井进行了“二次破坏”，这件事还是当时的组织者杨娃子最知情。
继续采访时杨娃子他告诉我：那天从矿上出事，他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天大亮了才回家睡觉，到下午4点多，殷三就又给他打电话让他赶快找些人每人给100块钱把井给填起来。我问：“为什么要填井？”杨娃子说：“殷三说记者要来了。”
“是怕记者看到真实情况吧？”
杨娃子说：“估计是这个意思。”
“王全全探矿”出事后我没有见过第一现场，但是在随后的跟踪采访中我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河南省公安厅高级工程师、我国著名爆破专家王百姓，在王百姓那里我看到了“繁峙矿难”发生后当地公安拍下来的一组第一事故现场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爆炸以后的“王全全探矿”副井井口呈一个大漏斗状，斗深至少有3米，但是这个井后来被人为地填埋以后井口直径就只剩下了50厘米，7月2日联合调查组上山抢险队不得不在原来井口的位置重新向下挖掘。
首次去繁峙的那些日子我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到抢险队员从井里向外挖出矿灯、靴子、编织袋、铁棍、木桩还有大铁桶、铁门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必这些都是矿主“二次破坏”故意扔到洞里去的东西，而且王百姓告诉我，“王全全探矿”事故矿井的二次被填埋是不争的事实，而从井口的情况来看，另一种可能也不能排除，那就是井口被蓄谋者实行过二次爆炸。
“二次爆炸”？殷三怎么那么黑？
“繁峙矿难”37名矿工已经无辜遇难，事故出来以后殷三还要指使人对井口进行“二次爆炸”？这是不是正是因为这次“矿难”死人太多，实在掩盖不住了殷三才不遗余力，一不作，二不休？
在每天去井口的那些日子，我们心里盼望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抢险队赶快挖到井底看看井下到底还有没有遇难矿工的遗体；另一个，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到了井下专家就可以看到爆炸的现场，通过燃点、炸点来判断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为下一步追究责任提供依据。然而新打开的井口太小，抢险队挖掘进度十分缓慢，好几天，每天只有两三米，更悲壮的是挖掘工作进行到了一半，人们正焦急等待着结果，谁也没想到，抢险队24小时不停挖掘的“新井”又塌方了。
看来要想弄清楚“繁峙矿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爆炸究竟是因为什么引起，工作还要重新来，而且希望已经变得十分渺茫。
“王全全探矿”和富源煤矿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独眼洞”，而是由一个主井、一个副井两眼井组成。主井是一口竖井，直上直下的，下面通着很多巷道；副井呈台阶状，下去几十米有一段平台，下去几十米有一段平台，每一个平台算一步，6个平台说明“王全全探矿”副井一共有6个作业面，俗称6步井，每步井都和主井相连，承担通风和出矿的功能。
本来采矿就是一个技术要求很强，安全要求很高的行业，采矿要用炸药，炸药的保管不仅要求科学、责任心，还要求有定期的安全监督检查。矿井无论是哪个部位设有炸药库都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但是“王全全探矿”井下真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的确有一个炸药库，这个炸药库就在一步井的平台。出事的那天炸药库里刚刚补满100件炸药，每件炸药25公斤，100件就是2500公斤，爆炸也发生在副井，因此有人推测直接导致“王全全探矿”爆炸的原因是井下电线短路引起明火点燃了炸药，连续三声的巨响从地下传到地面还如山崩地裂，这绝不会是发自井下零星的炸药被引爆。
幸存者如何死里逃生？
第二次去繁峙我的任务很明确：下井。
本来第一次采访，我就想下去看看，但是当时抢险队对“新井”的挖掘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没有联合调查组的特许记者连井口都不能接近，那个时候下井不仅有危险，而且干扰抢险，因此我们的计划在当初颇显得有点一厢情愿。
第二次采访联合调查组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吐了口，但是这一次下井有没有危险？依然有，何况“新井”塌方了，我们要乘罐笼从原来已经封闭了的主井井口下到主井和副井相连的三步井的地段，整个主井三百多米，三步井130米，这样的距离让人光想想就觉得害怕。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出于职业自律，我是要现实一点的，这点“现实”不仅仅源于家中老人、丈夫、女儿的担心，毕竟我在矿上呆了那么多天，见了那么多遇难矿工被从地里挖出来的照片，站在现场向观众介绍过事故发生地，蹲在焚尸处手里拿过死人骨头对着摄像机向观众做过现场报告，这种氛围天天包围着我，心里不恐惧那是假的，何况就在我们决定要下井的头一天，主井因为连续下雨通往三步井的地方刚刚发生了塌方。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下。
那一天早上，我和摄像师、编导都换上了抢险队员穿的绿色工作服，头上戴着黄色的矿帽，嘴上不想说，心里却突突的。惟一让我感到有了一点安全感的是“爆破大王”王百姓主动提出要陪我们一同下。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我就要下井了，脚没有打抖，但是人像狗熊一样地往罐笼里一钻，手还是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了铁笼子的粗铁条。
“哐当”卷扬机发动，罐笼被一根手指头粗的钢缆吊着开始往下沉。开始的时候我还能见到亮儿，后来越往下眼前越黑。几分钟后到了井下，井下的黑暗和阴冷本来是不变的，但那一次我却能感到这两样东西对人有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窄窄的巷道只有一米多宽，脚下、头顶、身体四周全是矿石，一块块石头互相挤压着中间没有任何粘结物，任何一种外力在想象中都有可能把它们挤乱，塌方是随时的。
刚下去时我们几个人谁都没说话，突然，一块石块儿从头顶上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一段水管子上，发出怪异的贼叫，吓得人心嗵嗵乱跳。
很快，我发现在这样的洞里不说话是很可怕的，于是就开始不停地告诉观众：“洞里现在正在滴水，说明地上下雨，井下也会渗透”；“现在我看到身后的巷道原来和副井三步井相通，爆炸后这里发生了塌方”；“我脚下现在站着的地方据说当时死人最多”；“那些我手电筒照到的地方就是金矿”……
就这样我在井下不停地说话，采访结束后我回到北京，领导看了我这一段在井下的“串场”还表扬我当时看起来很勇敢，可是我的妈呀，上帝知道我当时其实是多么气短。
一小时后我结束了现场叙述，三步并作两步向罐笼跑去。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现场出完了，罐笼赶快把我和同事吊到地面。但是当罐笼由黑到亮快把我们这些人吊到顶上了的时候，我突然感到真正的危险还没有过去，因为我突然想起采访最开始我接触过的吴勇的父亲，他的儿子，那个17岁的小矿工，他的罐笼就是在空中行驶到了一半钢缆突然折了，6个小伙子在井筒子里顿时成了自由落体，都摔成了肉饼。浑身一阵冷汗接一阵冷汗。
当然我现在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描述我在井下的感受，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向读者展示我的恐惧或勇敢，而是想让读者由我的感受想象“繁峙矿难”发生时那些矿工在事故发生中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境况。
事实上我采访的时候听了好几位幸存者向我讲述他们当时的处境，而如果我自己没有下井我根本不能真正切肤地感受到他们当时面对的比我要大上无数倍的恐惧和无助是会怎样压扁人的精神。尽管采访艰难，田正尧还是躺在砂河小旅馆儿的床上向我哭诉过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记得那次采访到后来我问他：“爆炸时你在哪里？”
田正尧说：“在五步井。”（五步井？那可是比我下去的地方还要深将近100米。）
“你听到爆炸声了吗？”
“没听到，但是当时的风很大，我们6个人都被掴倒，我摔得牙疼。”
“然后呢？”
“然后就停了电。”
“停了电井下就一点东西也见不到了吗？”
“是，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摸。”田正尧说。
“那么后来呢，你听到了什么？”
“听见有人在哭。”
“什么人在哭？为什么？”
“两个小伙子，怕上不去。”
“井下一停电就有危险吗？”
“当然，井下一停电就没了风，没了风就没法送氧，没了氧气人还能挺多长时间？”
“当时你害怕了吗？”（这是废话，我在井下还没有停电都吓成那个样子，田正尧他们当时怎么会不害怕？！）
田正尧说：“怎么不怕？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