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瞬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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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师是半个麻将鬼，因为他还有一部分事业要干。他对艺术的痴迷到了“不可悔改”的地步。如今这年头谁还去画画？况且他还是画赔本生意的油画，就是说他要自己买画布，请木匠做画框，还要把我叫下去钉画绷——…把油画布拉抻钉到画框上，然后他便面对画绷痴痴迷迷地画着。一个月下来，那画绷上就有了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屋，房屋的前面有两株枯树，或屋顶上生着两棵枯草，或屋角栖息着一只乌鸦。他的四壁上挂满了破败不堪的房屋画。他在画房屋系列。他很想有朝一日跑到省城办一个个人画展，从而一举成名。他有成名的欲望。一个人有了成名的欲望就会始终不渝地追求，这是有一个成名后的梦想在诱惑他。
画卵呢，有什么意思？我有时候打击一下他的积极性说。
我喜欢画画。他嘿嘿笑着说。你想成为大画家？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那就打麻将去。走，三缺一。我说。
他于是就放下画笔，洗了手，上我家打麻将。
老三是不可能把孙妹子掘到手的，就好像我们的体格不可能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老三是一只普通的狗，而孙妹子是一只高贵的狗。这样说似乎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但这样说也比较客观。在光裕里那条灰暗的巷子里，住着一位镇领导，那便是孙妹子的父亲——…说一口普通话的南下干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我们黄家镇，很少有人有自行车。那辆自行车经常于早晨或黄昏时响着车铃穿街过巷，让我们急忙闪到一旁待这辆自行车匆匆驶过，都看见了这辆自行车的后雨板上印着永久两个漂亮的字体，也都晓得骑在车上的人是孙镇长。我还记得孙镇长是个秃了顶的男人，生一张圆圆脸，中等个儿，常常穿着灰色或蓝色的干部服，自行车的龙头上经常挂着一只黑公文包。我们那时候都晓得孙妹子的父亲一发话，就得抓人。因为他是分管治安的镇长。当年，镇街上的流子一见到孙镇长就东躲西藏，都很怕他，尤其怕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
孙妹子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又怎么会看上老三的爱情？老三呢，时常往大院里跑，借着各种由头找大院里的同龄人玩。大院里有一个与老三同龄的人，小名叫四毛。老三就是去找那个四毛玩。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玩，要玩也就是坐在一起聊天。想想那个年代，也真是乏味透顶。书没书看，电视没电视看，麻将也不敢打，最多就是下下象棋或军棋，把棋盘砸得嗑嗑响。老三那时候爱吹笛子，他的笛子还真吹得好，吹《我是一个兵》还真吹出了味儿。所以他常常到四毛家里吹笛子，把笛子吹得呜呜地叫。四毛不吹笛子，四毛的哥哥也不吹笛子，他们打着哈欠，睨着老三吹，吹完后评价两声，也算是对他的肯定。
老三吹笛子不是给他们听的，而是给孙妹子听。那时候的夏天，大家都喜欢把竹铺搬到坪里，晚上点根蚊香，一把蒲扇握在手上，乘凉、聊天、睡觉。那时候空调这个东西还没进入家庭，对付炎热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古老的办法。老三坐在竹铺上吹笛子，眼睛不是望着四毛——…四毛是个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的年轻人，而是望着玉兰树下的那个竹铺，那只竹铺上坐着一个漂亮姑娘，她就是孙妹子。她坐在她家的竹铺上乘凉，她的身旁不是坐着她姐姐，就是坐着她母亲，有时候坐着她那个镇长父亲。孙妹子的父亲当年在我们眼里就同国家领导人一样，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老三就像一只叫着的癞蛤蟆，而孙妹子却是一只天鹅。癞蛤蟆又怎么可能吃到天鹅肉呢？
你这是单相思。当他拐弯抹角地向我吐露他的心事后，我对他说。
老三说：我觉得她看着我的目光有点那个。
哪个？我硬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你这是自作多情，我想当然地说。然而老三仍一如既往地去大院玩，穿得很干净，将白网球鞋上的脏渍用白粉笔涂掉，拿着笛子，像一个文艺码子。文艺码子是当年的专用术语，专指县剧团的演员。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不会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世界上最吃香的人就是搞文艺的。那时候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是工人生产的，也不是农民种田种出来的，而是剧团的演员演出来的。《白毛女》里的白毛女和大春，《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和洪长青，《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和杨子荣等等，都是演员演的。所以，当年搞文艺的人很香，在众人眼里全是吃香喝辣的角色。十六七岁的老三那时候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搞文艺的人，就像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改头换面成经理或外商一样。
但孙妹子对他的良苦用心一点也没放在眼里，因为孙妹子压根儿没想到这个吹笛子的老三竟敢爱上她。在孙妹子眼里，老三根本就不算一个人。她只是觉得老三这个人老喜欢盯着她看，让她觉得讨厌。孙妹子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了，穿戴也很漂亮，且有一个镇长爸爸，她又怎么会看上一个穿着一套灰色文工团服，脚上一双白球鞋，手上攥着一支笛子的老三？她只是觉得老三这个人讨厌，老盯着她看，一双眼睛贼溜溜的。有一天，她终于对老三发话了，语句很冷淡，分量却很重。
老三爱了孙妹子五年，也许是十年，最后被孙妹子一句话打发了。那天傍晚，老三守在大院门外，他决定约孙妹子一起去看场电影，他已经买了两张镇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时候我们排遣苦闷的惟一娱乐就是看电影。镇电影院是我们最爱光顾的场所。只要有什么新片子上映，我们就会涌到电影院前抢购电影票，常常在售票窗口前与什么人大打出手，令电影院的负责人大伤脑筋。电影是朝鲜影片，名叫《摘苹果的时候》。老三觉得他应该摘苹果了。事先，老三还跑来跟我商量，问我他约孙妹子看电影可以不。我说这是他的事。老三急不可待地瞪着我，渴望我支持他。他说：我天天想着她，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很可怜他，同时又觉得他的爱情很伟大。我说：那你就去约她看电影么。
老三火烧眉毛的模样看着我，你是说真的？你说可以我就去，你说不可以我就不去。
听上去，好像我操纵着他的爱情似的。我很感动，我说：那你就大胆约她看电影。
老三支支吾吾了半天，又问我：你说她会跟我去看电影吗？你判断一下。
我想应该会，我说，这是看电影，又不是干错事。
老三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有信心了。但还是信心不足。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五分的硬币，他要让硬币来决定他的命运。他对自己说：国就是她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粮就是她不愿意去。五分的硬币上，有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是稻谷图形。他把硬币使劲摇了摇，抛到空中，看到硬币落下滚到一边不动了，他忙盯着看，一见是国徽，马上就舒眉展眼，狂喜不已。国，国，你看，国。他对我嚷叫说。有希望，有希望。
罗老师的妻子也很漂亮，不是一般的漂亮，在我的记忆和眼里，我觉得罗老师的妻子比孙妹子还漂亮一些儿。我只能说是一些儿，不能说是一倍儿。孙妹子在我情窦初开的记忆里是我视野里最漂亮的姑娘，那时候学校里还有几个姑娘也漂亮，但都不及孙妹子。我一开始就感到诧异，虽不能说罗老师相貌丑陋，但至少也是相貌平平，中等偏矮个儿，一脸胡子，凭什么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人？有些事情会让你一目了然，有些事情会让你不以为然，还有些事情会让你困惑。我一直就想问罗老师，问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漂亮老婆，但一直没开口问，因为这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丝儿妒忌。当然这种嫉妒并没化成仇恨。
有一天——…什么事情都有个有一天——…罗老师生日，叫几个玩得好的老师上他家吃饭，我也是其中一个。吃饭吃到一半时，大家因喝了点酒，就开起了玩笑。首先，几个人都承认罗夫人的菜做得好吃，不是恭维，而是真的做得好吃。比如炒肚片、爆炒腰花。还比如炒豆壳和凉拌海带等等。罗夫人十分谦虚，而罗老师却分外得意，因为几个人都在赞美他老婆。
你是怎么追上你老婆的？一个老师非常好奇地问罗老师。
哦，这个这个，嘿嘿嘿。罗老师笑笑。我也关心这个话题，马上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说：你要老实交代，你是下什么钩子钩到唐丽丽的。罗老师名叫罗平，而他妻子名叫唐丽丽。
罗平又嘿嘿嘿笑着。我也记不得了，主要是我胆子大，而别人胆子小。
哪个胆子小？我趁机问。追她的那些伢子。罗平说。我们都笑了。罗平又说：当时我们班上就有三个追求她的男同学，我是其中一个。体育系还有五六个，还有音乐系的一个年轻教师也追求她，给她写爱情信。
我们大笑。
罗平高兴了，又说：还有中南工大的一个学生也追求过她，给她写爱情信，信里还夹着爱情诗。那个人家里还是部队里的高级干部，父亲好像是军区后勤部长。
他越说越玄，但我相信。我说：我相信，我相信。
罗平的妻子是个极为漂亮的女人。漂亮女人的身边拥有一打男人追求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很多男人都想占有漂亮女人，任何男人都以自己的妻子漂亮为荣。这是常识。罗平说的话，我相信。我问罗老师：那你是怎样追到唐丽丽的？
罗平的妻子唐丽丽是学游泳的，当然身材就很好。你看见过游泳运动员又肥又胖的吗？我没看见过。唐丽丽现在当然不游泳了，夏天里也难得游一次泳。她大学毕业后到县体校教书，后来又调进了县电视台做文体栏目的节目主持人。不久又被一个搞电视的导演看中了。那个导演三十多岁，有一点才，在省内有一些名气，拍了一部曾获得国家奖的电视剧，为此评了一级导演。一级导演来我们县城拍什么电视，在看本县的电视节目时一眼就看中了她。一级导演觉得她适合演他将执导的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里的女配角。就找到了她，并吹嘘说可以把她捧红。后来那部电视连续剧里的女配角果然是她。但一级导演不是张艺谋，也不是陈凯歌，拍的那部片子很臭，没人看。虽然也在省电视台播了，但没人对唐丽丽有印象。这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漂亮女人都会演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能导出好戏来。唐丽丽看了在荧光屏上哭哭笑笑的自己，深感自己不是演员的料子，所以就放弃了当女明星的梦想。唐丽丽现在仍在县电视台干，仍主持那档节目，拿比罗平多三倍的薪水一月。这让罗平觉得很有压力。好在罗平在艺术上有些追求，造诣也在一般人之上，书也读得好，且常常有些大作发表在报纸或美术刊物上，两人才算扯平。
罗平说：当年好多男人追求她，遇到她的冷脸就退却了。我没有。我第一次对她说我爱她时，是一天晚上，她从教学楼里走出来，我拦住了她。我说我为她睡不着觉……
真有这事？一个同事抢着问，看着唐丽丽。
唐丽丽咧嘴一笑，说：我忘记了。罗平很得意，说：唐丽丽当时对我说：那你去看校医吧，说完就转身走了。我第二次向她表白时，她说她有男朋友了。我第三次约她时，她跟着我在湘江边上走了很长时间，这一次她同意了。所以我说，男人不要在女人面前气馁。
二十年前的老三，面对爱情却没有罗平的胆量，更没有罗平的自信。老三不像罗平，生性要自卑得多，这是他生于资本家家庭。老三的父亲在四九年前，在镇街上开了一家卖咸鱼和腊肉的店子，为此雇了两个店员。然而在划成分的五十年代初，由于资本家的名额多了，而在黄家镇能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却没几个，情急中就把其中一顶资本家的帽子安插在老三父亲头上。为此还做了不少工作，说大家都清楚他不是资本家，但称你是资本家总比说你是小商小贩要好听些儿，就这样定了吧。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却很不好戴。解放初期这顶帽子并没什么重量，但在“文革”中这顶帽子却沉甸甸的，压得他一家人抬不起头来。我们读中学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成为了资本家。这就正应了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老话。“文革”中，老三的父亲没少挨红卫兵的批斗，因为他竟敢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老三一家人的身份自然就比工人或干部家庭的子女低一个等级，这就养成了他自卑的性格。二十年前的那天傍晚，老三掷了五分的硬币后，便信心十足地走到大院门外等着孙妹子。他穿着灰色的假文工团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穿上了他哥哥的黑皮鞋，手上攥着两张电影票，心潮澎湃地在大院门外走过来又走过去，等着孙妹子迈出大院的木门。那是两扇很厚的木门，常常是开一扇关一扇。对于老三来说，春天就在里面，走进去就是了。但是他不敢走进去，他当然就错过了春天。
孙妹子走了出来，不是走出来会他，而是将去什么地方。那是六月份，天气不算太热。老三迎了上去，很激动，因为他面对的是他的热恋的姑娘。
喂，孙、孙、孙……他没有说出她的全名，便红着脸说：看电影去罢？我有两张电影票，是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
孙妹子不屑地横他一眼，只是瞟他一眼，说道：你没病吧？
一句话就把老三的满腔热情堵住了，就好像黄继光挺胸堵敌人的机枪口一样堵住了。老三站在那里傻傻地看着她，满肚子甜言蜜语都被堵在喉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