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安顿-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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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把姑娘安置在小路边的土地上，走回来跟我说：“您能帮我照应着俩孩
子吗？她妈一会儿就过来。我得送她上医院。”

　　　　我说：“没问题”。老孙三下两下把他没有卖完的西瓜搬到墙角，拉起三轮
车就走。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怎么看急诊，他大声说：“放心吧，我老去，熟着呢！”

　　　　那天老孙的两个孩子跟着我逛商店。逛的过程中，老大因为不放心爸爸的西
瓜而不停地咕哝着说：“还是看着摊儿好。”于是我们就一起在墙角边守着西瓜，
等着侯姐收工之后来接孩子。

　　　　有好心人把翻倒的炉子扶了起来，火已经熄灭了，油锅也被推到了一旁。老
孙一直没回来。孩子说：“爸爸又做好事去了”，她们饿了，我从商店里买了火
腿肠给她们吃。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一边吃一边给我讲他们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爸
爸的英雄故事。从孩子嘴里，我知道了原来老孙在乡下的时候曾经一度当过村干
部，还把一个掉进井里的两岁男孩救了上来。大女孩说：“我爸的腿上有一条大
疤瘌，就是因为救人。”小女孩显然不会知道这些，但她知道姐姐讲的一定是一
件好事，也费劲地说：“唔，救人……”大女孩说后来爸爸不是干部了，因为
“爸爸老想要小弟弟”。

　　　　侯姐来接孩子的时侯，已经过了收市的时间，她千恩万谢，一定要我抱个西
瓜回去。我问她知道老孙去哪儿了吗。她说：“我就是刚从医院回来。她爸让回
家拿点儿钱，药费挺贵的。我拿了钱领着孩子给他送去。”我问姑娘的伤势，侯
姐说：“没什么大事儿，送医院快，能好。”侯姐没把西瓜搬走，只在西瓜堆上
罩了一块塑料布就匆匆忙忙地要走。

　　　　我说如果要帮忙，我也一起去。侯姐极力阻拦，说：“有老孙就行了”。我
留下了我的电话，说随时找我都可以。

　　　　然而直到第二天我到市场去找老孙之前，他们两口子都没有跟我联系。

　　　　我在市场上又看到了老孙在卖西瓜，他的两个女儿在跑来跑去。看见我，老
孙忙不迭地道谢，说孩子说了，阿姨会讲故事，还给她们“买肉吃”。

　　　　我问老孙花了多少钱。他想了一下，说：“200　多吧。这孩子刚开始出来做
买卖，都不容易，让她慢慢还吧。”

　　　　我没问老孙，花在别人身上的是不是当年他卖血攒下的钱。

　　　　有很多时候我想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
善良的问题女孩秧秧

　　　　秧秧是我在兰州出差的时候偶然认识的一个11岁的女孩子。

　　　　我去兰州的时候，正是白兰瓜刚刚开始上市的季节。在离我住的酒店不远处
就是一个小小的市集，几乎每个摊子上都有又便宜又干净的白兰瓜在出售，窄窄
的街道也因此时时飘荡着淡淡的香味。到了傍晚时分，白兰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
的火辣味代替。秧秧也是卖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个子很小，头发是有些干枯的黄色，皮肤却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显
宽大的花布衣服，从领口数下来的第三粒扣子没有了，别着一个生锈的大别针。

　　　　秧秧的摊子只有她一个人在支应着。她站在一张长条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一
摞已经烙熟的薄饼和一只玻璃缸，里面有切成一牙、一牙的白兰瓜，另外有一个
很大的铁盘子，盛着已经穿成一串一串的羊肉串，红白相间的肉块上洒着深色的
孜然粉。桌子旁边一只自制的烤炉，炭火正旺。桌子正对面是两条破旧的长凳，
料想是给那些吃东西的人暂坐的。

　　　　秧秧的羊肉串和白兰瓜都便宜。羊肉串是两块钱七串，现吃现烤，如果再加
上两毛钱，秧秧就会把烤得冒着热气和孜然粉的香气的羊肉串平铺在薄饼上，把
串肉的钎子抽出来，饼裹着肉卷成一个筒，一套饼夹羊肉就做好了；白兰瓜四毛
钱就可以买到一牙，相当于一个瓜的1/4。

　　　　每到一个地方出差，假如没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关单位的接待，我通常会选
择干净的小饭馆或者小食摊解决一日三餐，一方面是因为有限的出差补贴实在不
得不计较着使用，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坚信各地的酒店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只是寄居于酒店的话，无异于根本没有出行，而那些民风淳朴的鸡毛小
店有时候倒是了解一个地域的比较直接和方便的所在。

　　　　从到达兰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摊子就吸引了我。

　　　　那天傍晚，刚一走进这条市集小街，街两边卖各种诸如拉面、烤肉的摊主就
开始招呼我。在他们眼中，大概我是非常典型的外地人，一副人生地不熟的样子。
我继续向前走，想走完整条街之后再返回来找一家干净些的小店吃晚饭。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并排的羊肉串卷进饼里，一个男人等
在桌子边上，另一个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贯注于她手下的饼和热乎乎的肉。好
象有些困难，怎么也卷不起来似的，她的额角上有丝丝的细汗渗出来。男人显然
等得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不要费劲了，我自己就这样吃吧。”言语间明
显的挑剔和厌烦。女孩子小声说：“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饼还是卷不起
来。

　　　　我就在这个时候站到了秧秧的摊子前面，我说：“我也要这么一套。”男人
斜看了我一眼，说：“没见过这么笨的孩子。”秧秧低着头，倔强地跟饼和肉们
较劲。我说：“这个给我吧，你再做一份热的给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
看秧秧，脸上显出一种似乎很轻蔑又很释然的表情：“正好，你给她吧，我不要
了，你这么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说罢转身走了。

　　　　秧秧沮丧地看着已经破了一个洞的薄饼，紧紧地抿着嘴唇。我说：“没事儿，
给我吧。”她什么也不说，固执地盯着眼下凉了的肉和破了的饼，眼泪、一对、
一对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了秧秧准备给食客的破长凳上，吃完了她给我做的一套又
香又热乎的饼夹羊肉，还有一块秧秧说送给我的白兰瓜。走的时候，我在她的玻
璃缸旁边放了5　元钱。她坚持要找钱给我，我说：“反正我明天晚上还要来。”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那个小集市上走了一遍，饱吸了白兰瓜的香味，却没有
看到秧秧，每天晚上她摆摊子的地方是空着的，看来她是要到傍晚才出来的。

　　　　我还是在晚饭的时间来到了秧秧的小摊子。

　　　　秧秧换了衣服，一件男式的的确良衬衫，被她扎进裤子里，袖子高高地卷到
胳膊肘上面。肥大的衣服穿在这样一个小女孩身上，越发显得她很单薄、瘦小，
小风一吹，衣服鼓胀起来，秧秧象一个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远的，秧秧就绕过长条桌子来招呼我，她叫我“阿姨”，声音不大，很清
晰，还夹着浓浓的稚气。

　　　　我还没有坐上秧秧的破长凳，她就迅速地用一块灰色的、显然是从旧棉毛衫
上剪下来的布头把长凳擦了一遍，笑眯眯地看着我坐下。

　　　　秧秧从她摆在铁盘子里的羊肉串中挑了看上去最饱满的七支肉串，烤在炭火
上。

　　　　也许是因为有些阴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跟秧秧聊天。她
告诉我她11岁，名字叫做“秧秧”。我问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两个字，她想了一下，
说：“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里长的吗？我妈说叫这样名字的人好活。我
妈还说，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讲究，反正女人就和地里的草一样。”

　　　　跟昨天比起来，秧秧活泼了很多。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说“不行”：“哪
有卖东西的跟买东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说，人家看见我坐着，就以为我已经不卖
了，不行。您吃，我看着，就好。”

　　　　秧秧说她不是兰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刘家峡那边，是个小村子。

　　　　这时候有人来买羊肉串，秧秧用她11岁的小手麻利地烧烤、加调料、收钱，
又嘱咐客人不要把钎子带走，俨然一个老摊主。我在一旁慢慢吃东西，一边就在
猜想，这么小又这么能干的秧秧为什么会来到兰州这个城市，又为什么不在家乡
上学呢？

　　　　客人走了，我就问她：“秧秧，你怎么不上学呢？”

　　　　秧秧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沉郁起来，紧紧地抿着嘴唇，目光也低垂了。

　　　　我想起了那些被捐助才得以上学的孩子，也想起我们知道的那些还没有机会
获得捐助的孩子，也许秧秧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分子。

　　　　气氛沉闷了一会儿，秧秧抬起头来：“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我妈说女孩子上
学没有用。我上过学，上了三年呢。后来，我弟弟也要上学，我妈就让我回家了。
现在我弟弟就在我上学的那个学校，老师还是原来教过我的呢。”

　　　　为了证明上过学，秧秧告诉我，她会写字：“不信，我给你写一个。”我于
是掏出随身带的一支蓝色的记号笔，递给她。她握着粗大的笔，没有写字，而是
充满了艳羡和惊叹地看着这支在我的工作中必备的、因而也是极为普通的笔，翻
来覆去地看着，不知道怎么把结实的大笔帽拔下来。我帮她拔下笔用，她又开始
端详比一般的钢笔或者圆珠笔要粗一些的天蓝色笔心。

　　　　端详了一会儿，她问：“阿姨，你的笔是外国的吧？怎么一个中国字也没有？
都是些拼音。”我告诉她，这支笔是施得楼牌的，施得楼是世界上出产很多好用
又好看的笔和其它文具的公司。在北京，有很多商场都卖这种笔，很多人喜欢用。

　　　　秧秧小心翼翼地握着笔：“好多钱才能买吧？”

　　　　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心酸的感觉，这个11岁的小女孩在本来应该她读书的年龄
在这个市集上卖着便宜的小吃，而在我的生活里那些和她同龄的孩子在现在这个
时间正在看电视里的动画片，他们因为用着用着就不喜欢了而丢弃的笔有些比我
现在用的笔还要高级……

　　　　我说：“秧秧，你要是喜欢，阿姨就把这支笔送给你了。”

　　　　秧秧像被我吓了一跳似的把手缩了回去，笔仍然被她紧紧地握着。她比刚才
我让她坐下说话的时候还要坚决地说“不行”。充满了惊喜和兴奋的光彩在她的
眼里一闪即逝：“不行，阿姨，这太贵了，我看看就行，我不要。”

　　　　这时又有人来买东西了，秧秧依依不舍地把笔放下，去招呼客人。很快，客
人走了，她回到我坐的桌子边上，眼光还是落在那支对于我来说实在微不足道的
笔上。

　　　　我随手拿了秧秧递给我用来垫着薄饼的纸，说：“秧秧，给我写几个字看看。”

　　　　秧秧几乎是雀跃着一把抓起笔来。我让她写名字，她郑重而缓慢地写下了两
个字：“泱泱”。我说不对，秧苗的秧不是三点水的。她伏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闪烁着机灵的眼睛说：“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大姐姐来
我们学校，她给我改的。她是到学校来……来……住了几天就走了。她长得特别
美。她说我的名字不好，是命苦的人叫的，就给改了。她说这两个字是黄河。阿
姨，兰州就有黄河，你去看了吗？”

　　　　秧秧的小脸离我非常非常的近，我能看见她白得透明的皮肤上稀疏的几粒小
雀斑，从她的垂在桌面上的衬衫领口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她还没有开始发育的平坦
的小胸脯正在激动地起伏。她的表情是那么纯真和热切，好像她正在告诉我的这
件事情和她刚刚写给我看的这两个字是她短短11岁的人生中最重要也最美好的内
容。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去想像一种很可能是必然的事实，做一个小摊贩，就是这
个可爱的小女孩的未来。

　　　　秧秧又开始在纸上写字，写的是两个名字：“刘东财”和“刘西财”。她说，
这是她两个弟弟的名字，他们现在都在上学。

　　　　我还是问了秧秧，她为什么会来兰州，并且为什么会在这里摆摊卖东西。她
说，她本来不是来摆摊的，是来给表姐家看孩子，表姐每个月给200　元钱，她留
下20元，其它寄回家供弟弟上学。后来，表姐的邻居家跟她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小
保姆发现了这样还能多挣钱，她们就一起到这里来了，白天带孩子，晚上摆摊。
再后来，那个小保姆回了老家，她就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秧秧说她还是每个月给自己留下20元钱，多挣的部分也都给了家里。

　　　　天渐渐开始黑下来，秧秧还是握着我的笔，跟我说话，没有要收摊的意思。
我说这样一个晚上也挣不了多少钱，再说这些剩下的肉怎么办呢？秧秧说“表姐
是好人”，让她用她家的冰箱，表姐还说她“也是好人”，挣了钱自己不要，让
弟弟们上学。

　　　　可是，秧秧自己怎么办呢？

　　　　我说天晚了，该回家了，要不表姐会不放心。秧秧开始收拾东西。饼和剩下
的肉串放进一个纸箱子，和装白兰瓜的玻璃缸一起放上平板车，炭火炉子已经熄
灭了，秧秧在上面盖了一层塑料布，就放在路边的墙角。秧秧说“不会丢的”，
这个市集的人都对她好，因为觉得她小。

　　　　秧秧执意不要我帮她推车，她的纤小的身子弓着，拉着一车没卖出去的东西，
样子就像一只负重的小骆驼。

　　　　我陪着她走到街口，她边走边问我：“北京特别大吧？天安门是什么样子的？”
我告诉她北京真的是很大，天安门是红颜色的……她好像没有完全听懂，重复着
我刚刚说过的一个词：“金碧辉煌”。

　　　　送她到不能再送了，秧秧忽然问我：“阿姨，你明天还来吗？”

　　　　这时，我才记起，秧秧说的明天就是我应该离开兰州的日子。但是，面对她
在星空下剔透无比的小脸，我说不出告别的话。

　　　　秧秧说过了马路，再走不远就是表姐家了，她回去还要帮表姐给孩子洗澡。

　　　　过马路的时候，秧秧回着头说